祝賀《走過丹江》出版。
我和育善兄是二十多年的老友，是老兄弟。我也是他的責任編輯，這些年，《美文》發表過他許多文章。他的文章如果用一個字概括就是實，寫得紮實，寫得實實在在，腳踩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寫的內容，也是針對現實的，把現實寫到實處，寫出實感，是需要眼力和腦力的。當下的散文寫作有一個氾濫區域，即所謂的親情和鄉情，這些文章雷同的多，見個性和勁道的少。寫父母兒女情的文章，是不宜標榜著寫的，這種情感宜於放在心底，放得越深越好。寫鄉情也應該避開家長裡短，婆婆媽媽的那種。當下的中國農村，正在經歷著百年不遇的大變數，是觀念在變，是生活方式在變，是農耕文明的基礎東西在變，很多人寫的鄉情，忽視甚至無視這種變化。李育善寫的現實，基本上取材於他的工作經歷，選取的也多是帶難點和痛點的，這些恰恰構成了文學寫作中的亮點。他有兩組文章被《新華文摘》轉載，《光明日報》專門請他寫過一個長文章，我記得刊出時是一個整版，寫南水北調中丹江源頭保護的。育善兄成為《美文》雜誌的重點作家，這和他的寫作方式，以及他寫作時以眼力和腦力為重均有關聯。
關於《走過丹江》這本書，我有三點具體看法。
一、育善寫作幾十年了，到這本書，我覺著是達到一個高度，而且是對自己的突破，也可以說是自我超越。《走過丹江》是一部成熟的文學作品，見功夫，見精神，也見個性。這本書，是陝西散文的一個收穫，也是可以放到全國散文局面去講的一本書。劉瓊是國內重要的文學評論家，她寫的序是對這本書的基本定位，也是文學判斷。
二、這本書，不是零碎的散文作品的集結，是整體思考,是從一個原點出發，做理性尋找，其中的思考，不僅有深思，還有反思，這都是難得的。我說這本書達到了他目前的寫作高度，也是基於這一點。
散文寫作，在很長一個時期以來，文學的主體意識或者主體性，一直被割裂著。從散文的分類也可以看出這種割裂，抒情的、敘事的、哲理的，其實這樣的分類，是背離文學原理的。古今中外文學史裡的優秀散文，其實多數都是這三者的藝術融合體。中國文章傳統講“立言”，“言立而文明”，核心的東西被割裂了，如何立得住。從一個客觀現實，也可以看出這種不良後果，比如，文學新時期四十多年，我們記住的一些小說家，同時記著他們的小說，記住的詩人，同時記著他們的詩。但是我們可以說出不少散文作家的名字，但同時記住他們散文作品的，有幾位？賈平凹倡導“大散文”寫作，不是好高騖遠，不是好大喜功，出發點就在於要重塑當代散文觀念。
三、《走過丹江》這本書，是有地方誌價值的。
我們今天的社會，有一個東西被嚴重忽視著，就是史和志。不太清楚“史”和“志”是幹什麼用的，甚至不知道“文史館”和“地方誌”這樣的政府機構是重要的中國文化傳統。我們經常講，要繼承中國文化傳統。在中國文化傳統裡，唯一完整的體系就是史志傳統，國史有二十五部，從司馬遷《史記》，到《清史稿》，基本上一個朝代一部史。《史記》不是斷代史，是通史，從黃帝時期寫到漢武帝時期。《史記》之前，還有《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竹書紀年》等等。我們中國非常重視史書寫作，史書是幹什麼用的呢？老話叫“以史制君”，“君史兩立”，史書是用來制約皇帝的，“君舉必書”，皇帝的一切行為都要記錄下來，記錄善行，是讓後代發揚光大，記錄惡行，讓後代引以為鑑戒。這是“以史為鑑”的核心。地方誌，記錄每個地方山川湖泊的生態變化，民生民俗民情民願的狀況和狀態，地方誌是國史寫作的基礎材料。從漢代起，從中央到郡（省）縣，均設置“掌故”職位，就是今天的地方誌機構。寧波的藏書館“天一閣”，建於明朝中期，就是以藏集地方史料而聞名的，清朝編撰“四庫全書”時，皇帝降旨徵調大量圖書。我們今天地方誌的整理，保護，以及寫作的現狀是令人堪憂的，基本上是無序狀態。
育善兄寫作《走過丹江》這本書，從最初立意，到結稿出版，我是全過程瞭解的，其中一些章節，我們還一起討論過。育善是下了功夫的，沿丹江實地走訪考察，一個村一個村地走。在寫作過程中，他遇到一個大的缺憾，也可以說是困擾，就是丹江的水文資料，以及沿岸相關史料的缺乏，不要說清朝以前的，即就是民國時期，也是寥寥無幾，建國之後也是支離破碎的。正是因為這種缺憾，他在這個方面做了很多努力，把蒐集到的支離破碎材料進行整理，充分融入進了這本書。一部好的文學作品，都是厚實的，應該有多重內涵。育善這本文學作品，內涵了史志價值，這是這本書的獨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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