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少白（1869-1934）
中環士丹利街陸羽茶室原是清末陳少白主持的《中國日報》報館舊址。當其時，該報是革命黨喉舌，為興中會和同盟會指揮的樞紐所在，也是同志間溝通的中介所。其間逸聞不少，最有趣者是1903年蘇曼殊曾持馮自由的介紹信到《中國日報》報社寄食，後忽向陳少白借槍，要去暗殺康有為。但陳的手槍是有牌照的，不可借用，如出事則持牌者和擔保持牌者都被牽連，因此堅拒。事載陸丹林《革命史譚》。可以說，庚子年間的風雲澒洞，在中環士丹利街二十四號的《中國日報》正是縮影。故今日陸羽茶室對面有政府指示牌提示“古蹟”的存在，是想讓人對此生敬意、爇心香。但現在士丹利街是香港最逼仄的中心，整日喧囂，人車爭路，若遊人要神與古會而翹望留連，不惟阻塞，亦易生危險的。
其實，懷古大可在家裡進行。南朝時宗炳有“臥以遊之”一說，簡言之就是“臥遊”，不出戶而能遊覽。黎二樵春夕絕句謂“不曾斷臂驅雲壑，安得支床漫臥遊”，即是此意。而筆者疏懶，自然樂於景從古人。於是硬把李煜堂的壽屏移立辦公室內，讓李氏的革命精神、王秋湄的文思、易大廠的書藝都叢集一室而長日相對。其用意是仿效“臥遊”的故智！近日更檢出陳少白行書立軸與“壽屏”同置一室。因陳、李兩人先後是《中國日報》的主角，會讓人聯想庚子年間那段舊日風雲。
在此且不談壽屏主人李煜堂，卻想先說說陳少白。而且不說其豐功偉績，卻是要說那不廣為人知，甚至是為他人誤解的事。
先說敝室所懸陳少白行書軸，本是寫陳白沙詩，雲：
去歲逢君笑一回，經年笑口未全開。山中莫道無人笑，不是真情懶放懷。
衡嶽千尋雲萬尋，丹青難寫夢中心。人間鐵笛無吹處，又向秋風寄好音。
昆亭同學雅屬。壬申，少白。（鈐白文方印“陳少白印”）
陳少白行書陳白沙詩
陳少白喜錄寫陳白沙詩，陸丹林《革命史譚》已有所說：“少白生平服膺他的鄉先輩陳白沙（獻章），他的易名白，字少白，就是一個例證。”更說：“他每次替他的侄輩寫條幅，多錄陳白沙的遺教。”
但有人誤以為此詩是陳少白的舊作，事是小事，但誤會者卻是要編集出版的，那就貽誤讀者，事情就大了，如是有下兩例：《陳少白詩詞集》（漠江詩社，1999）及《陳少白傳略·詩詞·書法》（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江門市委員會，2014）。
究其失誤，當是無法核查或是互抄漏列所至。但這樣的奇葩並非少見，所見還有如下例的：
傅國湧著《百年辛亥》（2011）第289頁有謂：“青天白日旗本是1895年興中會發動未遂的廣州起義前夕，由孫中山最初的同志、‘四大寇’之一陸皓東設計。”在此，“四大寇”增加了一個陸皓東，令陳少白的位置逼仄了。
另又一例是《近代中國與近代湖南》（2007）論文集所收彭先國《論辛亥革命中資產階級革命黨與會黨的聯合》，其中說：“享有‘四大寇’譽名之一的鄭士良‘自少投入洪門三合會，頗得眾心’。”在此，“四大寇”又增加一個鄭士良，一共是六人了。
上兩例也許是誤記而率爾操觚，可算是無心之失。但有些文章的錯誤卻是自己立意的，是有心之失，那就更要指出以下兩例了，如：
臺灣正中書局出版的《中國黨派史》（1983）第695頁有說：“國父孫先生與尤烈、陳少白、楊鶴齡等四人，為革命四大寇，曾通令緝捕……”在“四大寇”之前加上“革命”，那就“不通”和令人惶惑了。作為專用名詞的“四大寇”還有“革命”和“不革命”之分嗎？為何要強生分別？
再一例是發生在海峽這一邊，有書名《羊城杏壇憶舊》，其第192頁有云：“當腐朽的清王朝，屈辱於帝國主義侵略的時候，和孫中山一起被清廷稱為四大寇之一的陳少白……”但“被清廷稱為”這說法該是那位作者的杜撰吧？為什麼一定要強調是清廷主動稱之呢？大概執筆者要表示自己立場，貶詞都記在清廷頭上，但這種“私意”卻違反了事實。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別錄》（《興中會革命史要》附錄）第十一章《四大寇名稱之由來》說：“初楊鶴齡與尤少紈同學，既至港，在楊處識予，後由予介紹之於孫先生，每遇休暇，四人輒聚楊室暢談革命，慕洪秀全之為人，又以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洪秀全未成而敗，清人目之為寇，而四人之志猶洪秀全也，因笑自謂我儕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其名由是起，蓋有慨乎言之也。”陳氏夫子自道，說得十分清楚，是“自謂我儕四人，其亦清廷之四大寇乎”，並非《羊城杏壇憶舊》作者所說“被清廷稱為四大寇”。
我們再看“四大寇”之首孫中山說：“予與陳、尤、楊三人常住香港，聽夕往還，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則無以為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之戚友交遊，皆呼予等為‘四大寇’。”（《建國方略》心理建設第八章“有志竟成”）孫中山說“四大寇”這詞是戚友叫的，意謂這是“暱稱”了。
再看接替陳少白而主持《中國日報》編務的馮自由（李煜堂快婿）所說：“興中會成立以前，孫總理、陳少白、尤列、楊鶴齡四人恆假香港歌賦街楊耀記商店（鶴齡先代所遺）高談造反討滿，故有四大寇之號，時人輒稱造反作亂者曰寇。楊耀記店夥聞總理等放言無忌，遂以此名稱之，而四人亦居之不辭。”（《革命逸史》第一集“尤列事略”）
在此，陳少白、孫中山、馮自由三人所說雖互有詳略，但絕無矛盾之處。只是店夥那“四大寇”一詞亦可有別解，這“別解”也和清廷絕無關係。
《清稗類鈔》“廣州方言類”條下有說：“四大寇，猶言四大強盜也。外省人落魄者，結成團體，以乞食為事，如有喜事，必來送喜，其實乞賞錢也。”
另《清稗類鈔》在“乞丐類”也說到：“四大寇，廣州有之，丐也。丐而以寇名，喻其兇惡也。初由四人倡之，故曰四大寇。若輩非粵產，皆外江老，宦粵官吏之子孫，窮無所歸，流落於羊城，以行乞為事者也。然其行乞有異於常人，必擇巨室之有慶弔事者乃往。若為需次人員之私寓，不論其為何省人，輒認為同鄉。既至，則呈遞手版，向索賞錢。手版書姓名、籍貫，上冠以先代之官秩名號，例如原任南海縣某某字某某之子某處某某是也。其來也，率衣長衫，趿破履，而結黨多者，至數十人，非銀幣數十圓，不去也。”
據此，楊耀記店夥出此謔稱，是挪用了一種“賴著礙主人”的社會觀感，當然，笑謔之言，對應不會是全方位的。
四大寇（左起：楊鶴齡、孫中山、陳少白、尤列）與關景良（站立者）合攝於香港雅麗氏醫院三樓
以上諸例是以“私意”去改變事實。但更有甚者，是像寫小說一樣自我編造。讀《中國百年報業掌故》（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頁61“陳少白與革命黨人機關報”竟有如是說：
孫中山、陳少白、楊鶴齡還有一位出身於書香世家的尤列經常在“楊記商號”秘密聚會，縱論天下大事，聲討滿清王朝。他們常有驚世駭俗之語，故被鄉鄰同窗稱之為“四大寇”。在辛亥革命後修繕的廣州觀音山文瀾閣，孫中山曾親題古樸遒勁的“四寇樓”三個大字，即為紀念。
這例子不能說是誤會了，編者只是在瞎編。如所周知，當年“四大寇”的駐足處是上環歌賦街八號的“楊耀記”，而非什麼“楊記商店”。至於“孫中山曾親題古樸遒勁的‘四寇樓’三個大字”，更是聞所未聞，把人弄糊塗了。在此，試引錄陸丹林《革命史譚》記載：
護法之役，龍既失勢。總理開府廣州，將閣易名三老樓。特請初期革命之“四大寇”陳少白、楊鶴齡、尤列三人在樓中居住，取五更三老之意，俾得朝夕相晤。擔簦戴笠，永毋相忘，意義非常深切。其中尤列因在袁世凱時期，曾入北京寄寓甚久，陳少白對之時有譏諷，言語尖刻，尤不能耐，悄然而去。無何，陳、楊各因料理私事，亦不能久居，於是三老樓只成為革命史上的陳跡了。
以上諸例都是說了不應說的錯話，而以下的例子則是盼他多說，但卻沒說。
黃宇和教授《歷史偵探：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一書往往能抉隱入微，論及陳少白生平時有謂：
陳少白到香港與孫中山認識。旋即被孫中山轉而介紹予康得黎醫生，承其俯允即以陳聞韶之名字註冊人讀西醫書院。1895年陳少白積極參與策劃乙未廣州起義，因而未完成西醫書院的課程就退學。此後追隨孫中山革命，最大的貢獻是奉孫中山之命，在1899年於香港創辦《中國日報》，藉此宣傳革命和聯絡革命黨人，不畏疲勞，不懼艱苦，不怕危險，為世敬仰。1900年積極參與策劃惠州起義。1905年同盟會在香港成立分會時，他當選會長，將《中國日報》編輯工作交給馮自由。辛亥革命成功，胡漢民為廣東都督，委陳少白主外事，不數月自稱不善政治而辭去職務。1921年9月應孫中山力邀而當其廣州政權的總統府顧問。不久孫中山出師廣西，陳少白亦隨師出發，惟很快又自稱缺乏政治才幹而引退，隱居新會老家。
說得言簡意賅，善於概括，其末後更謂：
雖然他沒有像孫中山那樣堅持革命到底，未免美中不足。但已經為華夏付出了他的大半生，至今為國人所敬仰。
黃氏文章末後所說，似責備也似是在可惜，或者是兩者兼有吧。但他說的“美中不足”，那正是世人矚目點，而黃氏卻在此迴避了題目，不肯作深論了。
筆者粗知，陳少白離開“三老樓”是1922年的“東征”前夕。孫（中山）、陳（炯明）之爭，錯綜複雜。其時胡漢民、許崇智等掌握中樞，與陳炯明有所結怨，而陳（炯明）多次求“清君側”。孫科的太子派亦深惡胡、鄒（魯）跋扈，因而暗屬陳少白謀求和解。陳是孫科小時的蒙師，百年前，蒙師與學生是重要倫理，於是義不容辭，更何況陳炯明和陳少白曾結好於微時。但這一切都成了胡漢民、許崇智等視陳為“通敵”的理由。當時胡、許力促廖仲愷任省長，而制衡孫科、陳少白等謀和。這就令孫、陳（炯明）的交惡成仇，當中夾有被人騎劫的成分。或者這就是陳氏離開“三老樓”的緣故吧。
陳少白不肯做追隨晉文公流亡而後在綿上被燒死的介之推，但卻能當上離開勾踐而以實業至富的陶朱公，這是他的高明。陳氏家訓“不要做官，要做實事”，其子（陳君景）晚歲一度在本港新界石場打石餬口，亦可謂嚴遵家訓了。但這“家訓”當中該有隱痛。
孫中山去世時陳少白所送輓聯題為“逸仙兄千古”，聯雲：
失敗云乎哉，行道期百年，唾棄小就，力赴大同。雖在顛沛中、彌留中，未嘗少懈。
流風今已矣！入世垂冊載，驅策群雄，招徠多士。為問知己者、同調者，究屬伊誰？
當年同稱“四大寇”，此際白馬素車，故人長吊。下聯那“為問知己者、同調者，究屬伊誰？”這一問，當中該有一種錐心沉痛。
到陳少白死時，章太炎有輓聯雲：
孫伯符，少而同遊，草際定交唯一面；
伍子胥，更誰強諫，吳門懸恨是雙瞳。
章氏以伍子胥強諫喻陳少白，這也貼近時人的推測了。
詩人黃節也有聯相挽：
如此樓臺，得故都閒步逢君，瀹茗露荷談半日；
幾何少壯，漫回首當年創國，閉門畦菜老斯人。
上聯是說丙寅重九，陳氏在北平北海公園仿膳社，宴集黃節、黎季裴諸友，瀹茗賦詩。下聯“漫回首當年創國，閉門畦菜老斯人”，感喟深沉，正是為陳少白可惜。
這都可為陳少白的歸隱謎團作索隱的。
前段說及陳少白當上離開勾踐而以實業至富的陶朱公，但他的富有對世人是個謎團。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卷二中有一條說：
陳少白先生曰：岑春煊督粵，捕巨紳黎季裴、楊西巖等二十餘人，有籍其家者，粵人懸賞十萬金，謀能逐岑者酬之。少白手揭紅標，知春煊與項城有隙，西后西幸，寵岑在袁上也。乃由粵人蔡乃煌謀於袁，又知西后痛恨康、梁，乃賂照相師將岑春煊、康有為、梁啟超、麥孟華四像合制一片，廣售京、津。由蔡輦巨金謁袁，轉李蓮英密上西后。西后閱之大怒，遂有調岑離粵之命。乃煌得上海道，少白獲巨酬。以金辦港省輪船公司。珠江碼頭，劃歸陳有，其家今尙食之。出此奇計，少白得有陳平之目。春煊知為像片所紿，自輦巨金求計於蓮英，蓮英又以西后扮觀音，自扮韋陀，同坐一龕，上像片於西后曰：老佛爺何嘗命奴才同照此像？足見民間偽造，藉觀朝綱，從前岑春煊、康有為等照片，想亦類此。西后對岑意解。後聞都司令岑春煊函龍郡王濟光殺蔡乃煌，或曰：所以報東門之役也。
這事在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三《袁世凱謀傾岑春煊》中亦有類似的記載，但胡氏敘事平庸，總不如劉成禺《世載堂雜憶》之矯健有趣。而且劉氏是出於親耳所聞，比胡氏更直接。但劉成禺老先生生性好獵奇，記舊聞如說傳奇，總該有些“水分”吧。當年高伯雨以李準史實求證於劉成禺，劉笑言“我等是搞革命的”，高氏於是明白了革命者喜和“水分”關聯，只好默然而退了。
距今約四十多年前吧，有位陳少白的鄉人陳國康（其胞兄是《陳少白哀思錄》的編者），他以多聞長輩餘緒，為政協寫了篇文章《略記陳少白生平及在故鄉軼事》，無意中卻為陳少白的財政問題做了解答。他說：
陳少白於1906年辭去《中國日報》和香港“同盟分會”會長職務。經營實業。1908年，因維護粵漢路權獲得酬金數千元，在九龍牛池灣築屋居住。1910年任香港商工局顧問及四邑輪船公司司理。1911年武昌起義，廣東軍政府以胡漢民為都督，陳少白出任外交司長，幾個月便辭去官職，又復從事經營實業。由於與船務有淵源，辭職後，組織省港航運公司，自任經理，從外人手裡收回所租碼頭一座，復購買輪船兩艘航行於廣州香港之間。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船艦被德國潛艇擊沉甚多。1917年大戰末期，英國在香港高價收買舊輪，陳少白乘機將航運公司所有船隻，賣給英國，結束航運公司。他將所得的股本紅利於1919年在廣州承買聯興街口一座碼頭，名曰“聯興碼頭”，並於碼頭建樓作辦事處，名曰“塔影樓”，僱一陳姓同鄉主理碼頭事宜，陳到廣州時作為寓所。
顯然，陳少白的財政來源並不如劉成禺所說的那般傳奇了。其實，當年馮自由挽陳少白聯也曾雲：
隨總理同舉義旗，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皮已不存毛安附？
有碼頭足資餬口，於世無爭，於人無怨，人到無求品自高。
陳少白的錢財源於航運碼頭，朋友中大抵也是有些共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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