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与情人》中,“母子情感纠葛”,呈现出畸形的伦理错位关系

​导语:

《儿 子 与 情 人》中明显存在着家庭伦理错位,莫罗一家作为社会的镜像体现出了不同阶层在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冲突和伦理困境。莫罗夫妇间的紧张关系暴露出传统夫妻伦理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消亡的过程。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也在社会转型中出现伦理错位和人格分裂,保罗与母亲之间亦真亦幻的乱伦怪象,严重影响着传统的家庭伦理建构和人格完整,现实的伦理禁忌使他们无法解决爱欲与伦理间的矛盾冲突,两性冲突已经成为主体健康成长 的极大障碍。家庭和谐的基础在于家庭成员之间能够互相关爱,而“爱就是伦理性的统一”。

《儿子与情人》中,“母子情感纠葛”,呈现出畸形的伦理错位关系

《儿子与情 人》主要围绕着家庭矛盾,和保罗与母亲间的情感纠葛展开故事情节,通过莫罗一家在英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经济、情感及社会地位的变化,曲折地反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

从夫妻关系伦理、父母与子女关系伦理两个方面,结合当时社会发展状况,对家庭伦理进行分析,以揭示出人物发展变化和伦理关切。

一、夫妻关系伦理

莫罗是一个煤矿工人,他没受过什么教育,说话满嘴俚语土话,做事简单粗暴,经常在外酗酒。但他从事的工作却是家庭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他凭一己之力支撑着整个家庭的日常生活。他的太太格特鲁德则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不过,她没有什么工作,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没有任何经济收入。

他们的结合在当时是有违传统的,因为按照当时英国社会对婚姻的认知,门当户对、各方面条件相当是婚姻缔结中的主要决定因素。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与自己在教育、种族、宗教、社会阶层以及价值观等方面情况相似的异性为配偶。

同样的文化背景、同等的教 育水平、同样的生活方式或地位会更符合社会对婚姻的期待。当然,也有人提出所谓的“婚姻梯度理论”,即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而女性往往更多地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和薪金收人等高于自己,即婚姻配对的“男高女低”模式。

从这两个方面看,莫罗夫妇的婚姻算不上美满,莫罗太太当初看上莫罗纯粹是被他身上洋溢的男子汉气息所吸引。 莫罗是一名煤矿工人,整天工作在矿井下,但他为人随和、热情,喜欢和人喝酒、跳舞。他跳舞时的动作潇洒飘逸,充满魔力,面庞就像身上的一朵花。他“敏感的生命火焰”中“微黑的、金色的柔软部分”属于工人阶级的特质,但格特鲁德却把这些放大了,认为是“超越她的奇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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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用“火焰”一词来隐喻性的觉醒和高涨,“性的力量能够激活纯粹男性和女性能量中神秘的、真正的他者性。恋人们在性自我间形成的张力中找到平衡。对劳伦斯来说,理想的爱情冲动包含着存在的先验主义”。

格特鲁德不顾当时的阶级差异,甘愿下嫁给莫罗,这虽然有悖于当时的婚姻传统,但格特鲁德当初喜欢上莫罗就是人性中的兽性因子在起作用,潜意识中的动物性本能使她迷恋莫罗健壮的身体而忽视了阶级差别和个人素养,这也可以从保罗和米拉姆的交流中得到证明。

保罗告诉米拉姆:“我母亲刚开始还是从我父亲身上真的得到了乐趣和满足。我认为,她爱过他,所以才一直跟着他。不管如何,他们毕竟还是相依为命的。”“我妈开始就像拥有人生在世的所有必需品。她一点都不感到枯燥无味。”

当莫罗伤心地认为自己成了一个瘦皮猴时,他妻子反倒感觉“他的身体仍然富有青春活力,肌肉发达,一点赘肉都没有。皮肤光滑干净。看上去像一个二十八岁男人的身体”。她告诉莫罗:“你身子骨像铁打的一样,如果光看身体的话,没有人比得上你。”她还向在场的保罗模仿丈夫过去英俊的体态,这时莫罗反倒有点不好意思。“莫罗忸怩地看着她,他又一次看到了以前她对他的热情,这种热情在她身上闪现了一阵子。他却扭扭捏捏,有点受宠若惊、不敢抬头的样子,不过他还是重新感受到了自己过去那种得意的心情。”

这个时期他们间的交流洋溢着轻松、愉快的气氛,同时也含有浓浓的爱意。 莫罗太太的话语表明,他们的婚姻曾经是建立在两情相悦基础上的。从文化差异上讲,莫罗太太是被她不熟悉的社会文化拉进婚姻的,她缺乏她成长环境之外的经验。她意识到,莫罗纯粹是感性的动物,缺乏文化和社会知识。她天真地认为,她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莫罗,使他具有道德和宗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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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太太尽管出身于中产阶级,但她还是接受了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安心地从事家庭内部事务,莫罗本人也很享受这种惬意的家庭生活。在早上6点之前,她就听到他吹着口哨下楼了。他有一种吹口哨的愉悦方式,充满活力且具乐感,他几乎总是吹着赞美诗。他曾经是一个有着美妙嗓音的唱诗班成员,在南威尔教堂做独唱。

他早上的口哨声打破了静寂,他妻子躺在 床上,听着丈夫在花园里忙活,他一边锯着敲打着东 西,一边吹着口哨,孩子们还在睡觉,她在明媚的早上,听着丈夫声音给她一种温暖、祥和的感觉,这也象征着他的生活充满着热情和活力。

莫罗的劳动给全家带来的温暖,既具有物理性也包含着情感价值,还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相似的场景:母亲也出现在火炉旁准备做家务。“她经常用她表面不平的烙铁给他熨衣服,直到它们在她胳膊的压力下变得发亮为止。”“她向烙铁上啐唾沫,沫子在熨斗上跳跃着,争相掉落下黑乎乎的、发亮的表面。 她然后跪下来,用力地在壁炉的毯子上擦拭熨斗。在红色的炉光里,她感觉很温暖。”在这里,热与光的意象展现出了父母的情感价值。

不过,它们也隐喻了这种情感存在的短暂性,毕竟,他们之间太多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社会和家庭的不同看法和态度。莫罗太太逐渐意识到,男人仅仅成为一名身体上的男子汉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有家庭责任感。而莫罗的性格纯粹是感性的,而她则要求他有道德和宗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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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有一天喝完酒回到家,送给他妻子一个椰子,但她对这件礼物的反应不是激动而是恼怒和责备。这看似莫 罗太太不解风情,其实她恼怒的原因在于,莫罗在外面寻欢作乐,而妻子却在处于社会底层的家里操持家务, 照看孩子。尽管椰子代表了莫罗对妻子的关爱,但这并不是妻子需要的礼物,更不能补偿她在家里的辛勤付出。

这暴露出他们之间缺乏沟通和相互体谅,一方 面莫罗在井下繁忙、枯燥的劳动间歇寻求一些快乐,并把这些快乐分享给妻子;另一方面,他的妻子却在家里承担另一种工作,经济拮据,社会地位低下,没有自由和快乐可言。所以,他们在家庭相聚的时刻常常就是矛盾和压力集中爆发的时刻,工作和家庭的矛盾碰撞集中,呈现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生存境况。

这种呈现从社会层面揭示出莫罗夫妇之间矛盾的实质和症结所在,也就是说,他们间的矛盾冲突是由当时的社会家庭伦理和经济状况造成的。他们争吵的内容实际上是社会家庭伦理冲突的内容。夫妻伦理和家庭经济伦理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伦理结,即夫妻间的相亲相爱与经济窘境之间形成了矛盾,精神与物质之间难以共生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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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父母与子女关系伦理

莫罗虽然在经济方面是家庭的顶梁柱,但在情感上却被家庭的其他成员抛弃,在家庭活动中没有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变成了一个隐形人和多余的人。社会和家庭分工的不同是造成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

莫罗是一名矿工,是体力劳动者,大部分时间是在煤矿工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相对比较少,沟通也就更少了。而莫罗太太则是家庭的亲情维护者和劳动力生产者,她几乎整天在家里做家务和照看孩子,这种分工使得孩子们与母亲更加亲近。另外,工作的艰辛使莫罗在孩子面前变得粗鲁和急躁,教育的缺乏也使他头脑简单,很难向孩子们表达情感。

为了弥补自己在工作中的低级身份,莫罗试图靠暴力改变自己在家庭中的失语状态,但这只会招来更多的反感。他与孩子们的 情感关系愈发冷淡,没有人愿意回归由男性主导的传 统家庭关系中去。“对于幸福的家庭来说,他好比一台运转平稳的机器的障碍,家人把他拒之门外,他是不受欢迎的。”这样,联结家庭内外的纽带就成了对男性主导家庭这一传统的反拨。

保罗一到晚上就紧紧地依偎着妈妈,等着父亲回来发泄他的暴力,他经常在心里祈祷:“上帝呀,让我的父亲死吧。”有一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有一次爸爸把妈妈的眼睛打黑 了,这时的威廉姆已经长大成人,他不能容忍父亲这么欺负母亲,威胁说要替母亲惩罚父亲。保罗心里暗自高兴,因为这也是他的想法,但他自己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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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对父亲的冷漠还表现在他到矿井告诉父亲威廉姆死讯的情景,“莫雷尔走了几步,就靠在一辆货车旁边,用手蒙住眼睛。他没有哭。保罗站着,四处望望,等待着。一辆货车慢慢滚过过磅机。保罗看着周围,就是没看他父亲,莫雷尔靠在货车上,像是累了。”

莫雷尔对失去儿子的锥心之痛,但保罗并没有注意父亲的感情变化,他没有观察父亲,这不是因为他不愿看到父亲痛苦的表情,而是因为即使在家庭遭遇悲剧的时刻,他依然没有和父亲有什么关联,他似乎认为父亲是局外人,他只是从母亲那里得到这个消息并把它传达给父亲而已。

在维多利亚时期,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莫罗在家庭不受大家的欢迎,成为 一个局外人,这样的家庭结构是不正常的,不能保证家庭的健康稳定发展。 毋庸讳言,莫罗是一个失败者,虽然他偶尔靠自己的手艺使全家参与,可以与家庭保持有机的联系,从而使整个家庭成为一体。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是一名矿工,他的主业就是下井采煤,他的手艺对他而言只是生活的衍生品而已。

所以,莫罗的失败也是男子阳刚之气的失败,隐现出阴盛阳衰的家庭结构不正常现象,孩子们与父亲间存在着矛盾的俄狄浦斯关系。首先,他们无意识中把父亲作为与自己争夺母亲的对手,但他们也试图寻找出使父亲不受自己无意识伤害的途径和方法;其次,尽管保罗憎恶矿工们逼仄、粗暴的生活和工作空间,向往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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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从莫罗太太身上可以看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双重性:

既有自己的价值诉求,也对一切持消极否定态度。莫罗 “否认身上有上帝的存在”,不过我们很难感觉到,这种权威似的声明真的能站得住脚,而且当莫罗“否认身上有上帝的存在”时,保罗虽然极力想从父亲的世界中抽身,然而却不能正视这些事实。

“女人至少可以从精神上从丈夫的控制中摆脱出来,获得自由。然后她就会成为巨大的机构,拥有塑造性格的能力,成为我们这一代的母亲。在家庭中,话语的力量可以营造出真实的生活感。孩子们都仰仗与母亲的交谈:“在与母亲交流之前,他们身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反过来,母亲也需要通过与孩子们交流获得生活的存在感,因为威廉姆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只有保罗每天晚上回到家里,会向母亲谈起一天当中发生的事情:“就像《一千 零一夜》一样,他每天晚上都要向母亲讲述他的人生经历,这差不多就像他自己的经历一样。”母亲通过交谈来巩固与保罗的关系:“晚上她等着他回到家里,然后放下一切心事向他讲述当天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他坐下来,热切地听她说话。这两个人在分享着生活。”这样,母亲和保罗一起通过话语交流创建了共同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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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母亲对儿子感情扭曲的主要原因是:“她本人女性身份的不安全性”。多产的莫罗太太可以很尽心地养育孩子,但在她内心深处却始终隐藏着一种压抑感,那就是她不是一个男性,无法超越社会对她女性性别,及母亲身份的限制和规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保罗被母亲着力培养成一个有用的、肯为自己做事的男性代言人。所以,他必须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要符合母亲制定的男子汉标准。他受母亲的影响,拒绝从事父亲在煤矿上的工作,并通过自己的艺术职业,建立了一个由母亲主导的社会化的男子汉身份,即符合社会关于男性行为举止和事业成功标准的男子汉身份。

保罗意识到,母亲不仅鄙视父亲的工作,而且也极其憎恶父亲在家里营造的不和谐气氛,和不称职的丈夫形象。保罗知道从母亲那里流溢出来的失望的爱所包含的激烈情绪,他不希望这种情绪波及到他。所以,他还必须扮演起母亲心目中的家庭男子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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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太太的社会理想就是让孩子脱离矿区生活,进入中产阶层。保罗和母亲间的关系一开始充满了欢乐和浪漫, 他总是希望母亲出现在自己身边,一看到她,“保罗心里就洋溢着爱的情愫”,母亲就是他的密友和亲人。他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了母亲,比如为母亲摘一朵花,在学校获得的各种奖励等。

当莫罗在矿井受伤住院时,保罗高兴地担负起丈夫的角色:“我现在是这所房子的男人了。”实际上保罗对母亲的态度,也只是对母亲态度的回应而已。“他的心里充满了对她痛苦的爱”, 就像当初她总是“感觉到在她对他的爱里混合着痛苦一样”。母亲和儿子成为了一体,莫罗被他们从生活中抹去,或只是作为对立面存在,母亲的影响使所有的人陷入虚幻之中。

在保罗的生活中,母亲与他有最紧密的联系,当他陷入沉思,米拉姆就从他心中消失了,对她有一种朦胧的、虚幻的感觉,没有人更重要。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坚固且实在,那就是母亲所在的地方。对他来说,其他人都是影子,甚至不存在,但他不能。这好像是他生活的轴心和枢纽,他无法逃离,轴心就是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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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母亲的做法令人同情又让人不屑,她极力用母亲的身份占有儿子的情感世界,使他不能专心地与他的女友米拉姆来往。在母亲的影响下,保罗不愿意与米拉姆保持像自然界一样的有机关系。

米拉姆是他母亲的情敌或者说是母亲的化身, 因为她给予的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保罗对母亲体现出一种伦理混乱,即母子关系与情人关系之间形成了巨大的伦理张力。这使他对母亲爱恨交加,因为她占有了他的爱,使他不能全身心地去爱别的女人。他恨父亲是因为他占据了“以父之名”的位置,但他也爱父亲,因为他质朴、直率。他对父亲的处境感同身受,因为他和父亲一样都被母亲的行为毁掉了。

结语:

《儿子与情人》通过对家庭伦理的叙述,展现出两性关系从来就不是对立的,性是强大的粘合剂,伟大的统一体。只有在人的本能生活受到破坏的情况下,性才会成为致命的武器和分裂者。

保罗与母亲畸形的两性关系是由严酷的现实造成的,它破坏了他们的本能生活,现实的伦理禁忌使他们无法解决爱欲与伦理间的矛盾冲突,两性冲突已经成为主体健康成长的极大障碍,母亲最后只能走向死亡才能消弭掉这个伦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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