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中醫治疫大數據分析顯示：“扶正祛邪”是疫病治療主要治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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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中醫藥雜誌》發表了由上海中醫藥大學教授楊愛東領銜的一項研究成果《唐宋時期疫病治療遣藥組方規律的數據挖掘研究》。這項基於唐宋時期中醫治疫大數據分析顯示：“扶正祛邪”是疫病治療的主要治則。

該研究按照疫病的概念主要選取了三類疾病，分別為時氣（天行）、瘧疾和霍亂，按照用藥頻次和功效分類分別進行統計。研究選擇王燾著《外臺秘要方》、孫思邈著《千金要方》、王懷隱、王祐等奉敕編寫《太平聖惠方》以及宋代太平惠民和劑局編寫《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唐宋時期的代表性醫著為研究對象，著重研究其中時氣（即天行）、瘧疾和霍亂三類疫病。通過中國知網綜合檢索平臺，並配合使用讀秀綜合檢索平臺、維普期刊資源整合服務平臺、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臺，分析醫著中治療疫病的方藥，對比古今用藥與配伍規律的異同，歸納總結唐宋時期治療疫病處方用藥及配伍特點，深入瞭解唐宋醫家對於疫病的診療思路與臨證經驗，為當今臨床遣方用藥和科研方向選擇提供參考。

本次研究發現，在唐宋時期疫病的治療中，解表藥使用比例大於清熱藥，且清熱藥與溫裡藥的應用比例相當。時氣（天行）治療中黃芩與麥冬高頻出現且關聯緊密，既清熱燥溼、驅除疫毒，又有滋陰防燥之意。瘧疾治療中多采用常山與甘草配伍組合，常山在本病的藥物中頻數最高，予甘草和之以祛邪不傷正。霍亂治療中人參與甘草高頻出現，以補助行，側重益氣固本，鼓舞自身正氣驅邪外出，體現治疫補法之特點。

研究結果表明，相比於後世，扶正的原則在唐宋時期治療疫病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解表、清熱、溫裡等藥物的使用相對較為均衡，其中解表藥的應用略多。而後世直至當下，在各類疫病中清熱藥、溫裡藥的不同應用，在唐宋時期已經有所體現。

據悉，該研究初步探討了唐宋時期治療疫病的常用藥味及藥物關聯，在後續的研究中將以本研究與現今臨床上急性傳染性疾病的治療相結合，使文獻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務臨床，為中藥新藥研發與有效治療路徑的選擇提供參考。

近年來，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大氣汙染、人口遷徙流動、工作精神過度緊張等因素，導致人體免疫功能下降，感染機會增多。而各種細菌、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的耐藥性不斷增強，抗生素的更新換代速率越來越快，以前一些已經得到控制的病種諸如結核病、血吸蟲病、鼠疫、霍亂等又餘燼復起^[1]。同時，新的傳染病種不斷出現，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埃博拉出血熱、中東呼吸綜合徵、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等。2018年（2018年1月1日零時至12月31日24時），全國（不含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地區）共報告法定傳染病發病7770749例，死亡23377人，報告發病率為559.41/10萬，報告死亡率為1.68/10萬

中醫藥不僅既往在流感、禽流感、SARS的防治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在當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治療中也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3]。中醫學認為，疫病是具有強烈傳染性並能引起流行的一類疾病的總稱。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在與疫病做鬥爭過程中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經驗。據正史統計，唐代見諸文獻的疫疾流行共有49次，宋代的大疫流行有40次^[4-5]。唐宋時期是中醫學發展的鼎盛時期，唐宋醫方中不僅有新理論提出，而且存在著許多對於現在仍有借鑑價值的治療手段^[6]。《外臺秘要方》《千金要方》《太平聖惠方》和《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更是集大成之鉅著，其中記載了大量有關疫病治療的方藥，對後世疫病醫家影響頗深。深入研究與剖析這一時期的疫病用藥特點與配伍規律，對更好地認識疫病發展規律以及指導當今疫病的臨床實踐，皆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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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釋義

早在先秦時期已有疫病發生，前人認為其與反常的氣候有密切的關聯^[7]。如《墨子·尚同篇》中有“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熟，六畜不遂，疾菑戾疫”^[8]的記載。所謂“疫”者，《說文·疒部》曰：“疫，民皆病也，從疒，役省聲。”^[9]《素問·刺法論》提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10]說明疫癘之邪具有很強的流行性和傳染性。

晉代王叔和在《傷寒例》中將疫病分為“寒疫”與“溫疫”兩類，並將引起疫病的原因歸納為“時行之氣”或“時行癘氣”。王叔和雲：“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11]唐代《外臺秘要方》用“天行”一詞替代了疫癘、時氣、時行等概念。明代著名溫病醫家吳又可提出癘氣學說，著有我國醫學史上第一部瘟疫學專著《溫疫論》，其中闡明：“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溼，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

綜上所述，疫病是指一類具有強烈傳染性並能引起流行的疾病，相當於現代醫學中的多種急性傳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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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數據來源與研究目的

本研究選擇王燾著《外臺秘要方》、孫思邈著《千金要方》、王懷隱、王祐等奉敕編寫《太平聖惠方》以及宋代太平惠民和劑局編寫《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唐宋時期的代表性醫著為研究對象，著重研究其中時氣（即天行）、瘧疾和霍亂三類疫病。通過中國知網綜合檢索平臺，並配合使用讀秀綜合檢索平臺、維普期刊資源整合服務平臺、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臺，分析醫著中治療疫病的方藥，對比古今用藥與配伍規律的異同，歸納總結唐宋時期治療疫病處方用藥及配伍特點，深入瞭解唐宋醫家對於疫病的診療思路與臨證經驗，為當今臨床遣方用藥和科研方向選擇提供參考。

2.2 數據處理與研究方法

2.2.1 藥名整理提取著作中疫病論篇中治療方劑及具體藥物，參考《中藥學》^[14]，對藥物名稱進行規範，如“桂心”規範為“肉桂”，“梔子仁”規範為“梔子”，“硝石”規範為“芒硝”，“豉”規範為“淡豆豉”，“辰砂”規範為“硃砂”，“栝蔞”規範為“瓜蔞”，“栝蔞根”規範為“天花粉”，“恆山”規範為“常山”，“雞舌香”規範為“丁香”等。

2.2.2 藥名分類本研究主要以《中藥學》^[14]為主要的中藥功效分類依據。部分中藥如高良薑、砒石、虎骨未編入本書，參考其他教材^[15]歸納整理。

2.2.3

2.3 數據分析結果

2.3.1 時氣（天行）總體用藥規律本研究中，本類疫病的治療共有處方535張，涉及中藥339味。我們提取了使用頻次最高的前15味中藥，達1211次。由表1、表2可知，9類藥物中，發散風熱藥使用頻率最高，達267次，約佔22.05%；補氣藥次之，達263次，約佔21.72%；再次是清熱瀉火藥，達153次，約佔12.63%。而出現頻次排在前3位的中藥分別是甘草、黃芩、麥冬。治療本類疾病的中藥總體情況如圖1所示。

通過調整藥物出現頻次（頻次＞30次）得到圖2，共有28味藥物，形成3個聚類。圖2#1以扶正藥為主：甘草、人參、生薑、麥冬、肉桂、茯苓、白朮、大棗、桔梗、枳殼、前胡、陳皮、半夏。圖2#2以清熱藥為主：黃芩、大黃、升麻、梔子、淡豆豉、葛根、石膏、柴胡、芒硝、黃連、蔥白、犀角。圖2#3以解表藥為主：為麻黃、赤芍、杏仁。可見扶正、解表和清熱為本類疫病的常用治法。

2.3.2 瘧疾總體用藥規律在本研究中，本類疫病的治療共有處方277首，涉及中藥248味。我們提取了使用頻次最高的前15味中藥，達777次。由表3、4可知，14類藥物中，湧吐藥使用頻率最高，達138次，約佔17.76%；發散風熱藥次之，達93次，約佔11.97%；再次是補氣藥，達78次，約佔10.04%。而使用頻率排在前3位的中藥分別是常山、甘草、鱉甲。治療瘧疾的中藥總體情況如圖3所示。

通過調整藥物出現頻次（頻次＞12次）得到圖4，共有30味藥物，形成3個聚類。圖4#1為硃砂、麝香、虎骨、砒石、黃丹、阿魏、雄黃、猢猻骨、天靈蓋、巴豆。圖4#2為常山、淡豆豉、大黃、肉桂、桃仁、附子、牡蠣。圖4#3為甘草、鱉甲、烏梅、升麻、知母、蜀漆、人參、柴胡、犀角、黃芩、地骨皮、麥冬、石膏。

2.3.3 霍亂總體用藥規律在本研究中，本類疫病的治療共有處方337首，涉及中藥178味。我們提取了使用頻次最高的前15味中藥，達947次。由表5、表6可知，8類藥物中，補氣藥使用頻率最高，達350次，約佔36.96%；溫裡藥次之，達235次，約佔24.82%；再次是發散風寒藥，達100次，約佔10.56%。而使用頻率排在前三位的中藥分別是人參、甘草、生薑。治療霍亂的中藥總體情況如圖5所示。

通過調整藥物出現頻次（頻次＞12次）得到圖6，共有25味藥物，形成3個聚類。圖6#1為人參、生薑、厚朴、茯苓、木瓜、麥冬、香薷、米。圖6#2為甘草、乾薑、附子、半夏。圖6#3為白朮、陳皮、肉桂、藿香、大棗、當歸、高良薑、丁香、訶子、肉豆蔻、草豆蔻、吳茱萸、木香。可見，健脾、補氣、祛溼等是霍亂的常用治法。

本研究按照疫病的概念主要選取了三類疾病，分別為時氣（天行）、瘧疾和霍亂，按照用藥頻次和功效分類分別進行統計。彙總上述三類疫病的高頻藥，涉及高頻藥37味，藥效16種，總頻次2935次，具體見圖7。

縱觀唐宋時期疫病常用藥味，可見扶正祛邪為疫病治療的主要治則。

《景嶽全書·瘟疫》中言：“傷寒瘟疫，俱外侮之證，惟內實者能拒之。”^[16]王肯堂曰：“時疫者，乃天行暴厲之氣流行。法當闢散疫氣，扶正氣為主。”

此外，邪去正安，祛邪藥中又有解表、清熱、湧吐、瀉下、祛溼、安神、收澀、開竅、拔毒化腐生肌、活血化瘀、消食之分，其中以解表散邪（20%）、清熱解毒（12%）、溫裡藥（11%）多見。在高頻藥中，主要為甘草、人參、肉桂、麥冬，還包括白朮、大棗、乾薑、附子、丁香、高良薑、升麻、葛根、淡豆豉、柴胡、生薑、麻黃、梔子、石膏、知母、常山、蜀漆、鱉甲、大黃、黃芩、厚朴、茯苓、虎骨、木瓜、硃砂、烏梅、赤芍、麝香、當歸、砒石、桃仁、阿魏、陳皮。提示當時在疫病的治療中包含祛溼理中、溫裡散寒、降濁洩毒、消食導滯、活血化瘀等多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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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是疫病治療發展成熟的時期， 鑑於疫病性質暴烈、致病力強、起病急驟、變化迅速的特點， 多采用清下祛邪制定專方來治療瘟疫^[18]。 而唐宋時期，扶正則為治疫要法之首， 主要運用了補氣藥、 溫裡藥和補陰藥。排在首位的甘草味甘性平， 歸心、肺、脾、胃經， 具有益氣補中、清熱解毒、祛痰止咳、緩急止痛、 調和藥性等功效。 現代藥理研究結果表明

值得一提是，本次研究發現，在唐宋時期疫病的治療中，解表藥使用比例大於清熱藥，且清熱藥與溫裡藥的應用比例相當。明代張景嶽提出的治疫六法中汗法為首，其餘五法均位列其後，可見發汗、宣散驅邪外出在疫病的治療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明清時期在溫病、疫病的治療中，透邪解表法亦被多位醫家推崇為第一要務。在當今疫病的早期治療中，越來越多的醫家學者更加重視解表藥物的及時應用。此外，雖然清熱藥在明清乃至現代臨床應用亦不在少數，但根據本次研究結果，我們發現溫裡藥的應用在唐宋時期各類疫病的治療中亦不在少數，可見寒、熱病機在疫病中均可出現，聯繫近年主要在我國發生的較大規模疫情，SARS的中醫病機多以熱毒為主，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則以溼毒為主，其中具體關聯值得深入研究。

根據本次研究的結果，我們對於三種不同的疫病，作出相應的藥物關聯分析，發現時氣（天行）治療中黃芩與麥冬高頻出現且關聯緊密，既清熱燥溼、驅除疫毒，又有滋陰防燥之意。瘧疾治療中多采用常山與甘草配伍組合，常山是截瘧專藥，在本病的藥物中頻數最高，有劫痰截瘧之功，但“用失其法，真氣必傷”，予甘草和之以祛邪不傷正。霍亂治療中人參與甘草高頻出現，以補助行，側重益氣固本，鼓舞自身正氣驅邪外出，體現治疫補法之特點。這三個藥對中均用甘草緩中調和，驅邪防傷正氣。正如張景嶽所言：“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虛者，補而和之；兼滯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溫而和之；兼熱者，涼而和之。”^[16]可見和法可糾正體內氣血陰陽之偏失，在唐宋時期治療疫病方中尤為明顯。嚴世芸教授擅用和法治療外感熱病和雜病，對於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他認為從“疫病”“溼瘟”範疇認識其病因病機，在辨治中注重運用“和法”，更易開拓思路，有利於治療^[21-22]。在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治療中，我們發現人參敗毒散的應用較多^[23]。該方即出自《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治傷寒》，後世喻昌推此方為治疫第一方，全方除了解表之外，還以人參、甘草補氣扶正，且發散氣、血、溼、痰等諸鬱。人參敗毒散廣泛應用於各類疫病的治療中，以至今日仍在疫情的治療中保有一席之地，也正是綜合應用扶正解表法的體現。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相比於後世，扶正的原則在唐宋時期治療疫病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解表、清熱、溫裡等藥物的使用相對較為均衡，其中解表藥的應用略多。而後世直至當下，在各類疫病中清熱藥、溫裡藥的不同應用，在唐宋時期已經有所體現。

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之急，病勢蔓延之廣，有效治療藥物之短缺，對廣大醫務工作者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中醫藥治療疫病淵源已久，如何使古代經典方藥在真實世界中發揮實際指導作用，是每個中醫人的使命。本研究初步探討了唐宋時期治療疫病的常用藥味及藥物關聯，我們在後續的研究中將以本研究與現今臨床上急性傳染性疾病的治療相結合，使文獻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務臨床，為中藥新藥研發與有效治療路徑的選擇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略

中國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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