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寫作於100多年前的《國家與革命》是列寧基於三個方面的原因而寫的：一是清除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和資產階級學者在國家問題上製造的種種錯誤觀念，二是回答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面臨的迫切問題，三是糾正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一些理論家的片面國家觀。《國家與革命》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百科全書”，它恢復和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國家理論，科學論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昇華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國家與革命》有力地遏制了機會主義思潮的泛濫，指導了布爾什維克奪取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深刻地影響了各國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在當代中國，仍然有重要現實意義。
1917年，列寧撰寫了指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偉大勝利的名作——《國家與革命》。100多年來，《國家與革命》成為很多國家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民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指南。今天重溫《國家與革命》的思想，仍然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價值，特別是對於我們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更有指導意義。
01
《國家與革命》的寫作背景
列寧在1917年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極為複雜的條件下撰寫《國家與革命》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文獻，原因是多方面的。
1.《國家與革命》寫作的思想原因
清除第二國際機會主義和資產階級學者在國家問題上製造的種種錯誤觀念是《國家與革命》寫作的思想原因。
1895年，恩格斯逝世後，第二國際內部機會主義盛行，特別是在國家問題上，機會主義者宣傳了很多錯誤的觀念，直接影響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健康發展。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第一版序言中就明確指出：如果不同“國家”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偏見作鬥爭，使勞動群眾擺脫資產階級影響，特別是擺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影響的鬥爭就無法進行。他接著指出：“首先，我們要考察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學說，特別詳細地談談這個學說被人忘記或遭到機會主義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們要專門分析一下歪曲這個學說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這次戰爭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產的第二國際（1889—1914年）的最著名領袖卡爾·考茨基。”列寧在1917年2月給柯倫泰和印涅薩·阿爾曼德的信中也強調，他得出的結論和考茨基的見解針鋒相對。那麼，考茨基打造了什麼樣的“針”使得列寧祭出最鋒利的劍與之對決呢？
第一，考茨基強調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只是簡單地把資產階級的政權轉歸無產階級，完全迴避打碎舊的國家機器。關於這一點，列寧講得很清楚。列寧說：“他不去分析機會主義在這一點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徹頭徹尾的歪曲。他引證了我們在前面引證過的恩格斯為馬克思的《內戰》所寫的導言中的一段話，然後就說：根據馬克思的意見，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但一般說來它是能夠掌握這個機器的。僅此而已。至於伯恩施坦把同馬克思的真正思想完全相反的東西硬加在馬克思的身上，以及馬克思從1852年起就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負有‘打碎’國家機器的任務，考茨基卻隻字不提。”其實，考茨基在他還是馬克思主義者時，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就是相當模糊的，就存在著理論的不徹底性。1902年6月，考茨基出版了《社會革命》一書。在這本書中，他強調，資產階級議會制度越來越老態龍鍾，無產階級可以把這一制度接收過來，使之煥發青春。考茨基說：“要重新喚起它的青春和活力的話，只有由日益壯大的無產階級來實現，即在無產階級奪得整個國家政權的同時也奪得議會，並且使議會為無產階級的目標服務。”他的這樣一種看法為機會主義打開了方便之門。所以，他一再說，在奪取政權之前，現有各個政府機關沒有一個是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要取消的。
第二，考茨基儘管表面上有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但他往往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放在十分遙遠的未來，讓人感覺虛無縹緲。比如，考茨基曾經在1909年出版的《取得政權的道路》（被列寧稱為“考茨基最後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對機會主義者的著作”）中講階級鬥爭將大大加強無產階級的力量，甚至有可能使無產階級在西歐建立自己的專政。但他反覆強調，這是幾十年甚至更遠的未來的課題。列寧說：“考茨基在‘反駁’伯恩施坦時寫道：‘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我們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將來去解決’。這不是反駁伯恩施坦，同他進行論戰，實際上是向他讓步，是把陣地讓給機會主義。”考茨基自己說：“我們有一切理由認為，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為國家制度和國家政權而鬥爭的時期；這個鬥爭可能在有時勝利有時失敗中延續幾十年，鬥爭的形式和延續時間暫時還無法確定。”他還說：“最近幾十年，政府是無限地加強了，而推翻政府的可能性，即革命的可能性，看來卻被推到無限遙遠的將來。”如此一來，在考茨基看來，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一個幻象了。
列寧不僅面臨著第二國際內部機會主義的挑戰，而且還面臨著資產階級思想家在國家問題上製造的諸多混亂。他在《國家與革命》中明確指出，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歪曲來自兩個方面，其中一個方面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家。他說：“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他們迫於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不得不承認，只有存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才有國家——這樣來‘稍稍糾正’馬克思，把國家說成是階級調和的機關。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國家既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而照市儈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論家們說來（往往還善意地引用馬克思的話作根據！），國家正是調和階級的。”例如，英國哲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鮑桑葵在1899年初版、1909年再版、1919年第三版的《關於國家的哲學理論》中，就強調國家是公共意志的體現，是用來調和階級矛盾的。他說：“國家的目的就是社會的目的和個人的目的——由意志的基本邏輯所決定的最美好的生活。”在他看來，國家是包括從家庭到行業、從行業到教會和大學各方面決定生活的整套組織機構，它賦予政治統一體以生命和意義，同時又接受它的相互調節，從而得到發展並具有一種更加開明的氣氛。國家就是公共意志的表達、是神聖的東西這樣一些觀念，在歐洲無產階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影響著工人運動的健康發展，在不少人的頭腦中，國家是神聖之物，是不可觸碰之物，只能膜拜。
2.《國家與革命》寫作的實踐原因
回答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面臨的迫切問題是《國家與革命》寫作的實踐原因。對於這一原因，列寧在1917年8月寫的第一版序言中說得很清楚：“後面這次革命的第一個階段看來現在（1917年8月初）正在結束，但整個這次革命只能認為是帝國主義戰爭引起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因此，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不僅具有政治實踐的意義，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義，這個問題是要向群眾說明，為了使自己從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在最近的將來應當做些什麼。”他還談道，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國家的意義和作用顯得極為重要，作為立刻行動而且是大規模行動的問題在實踐上提了出來。二月革命後的政治實踐促使列寧不斷思考國家問題，撰寫了一系列相關文章。
1917年2月23日至3月2日，俄羅斯的沙皇政權土崩瓦解，史稱“二月革命”。在這次革命風暴中，資產階級自由派控制的國家杜馬及其臨時委員會領導了部分工人起義，並通過派出政治委員控制了國家政權。與此同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發起建立彼得格勒蘇維埃，1917年2月27日晚，召開了由1000多人參加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會議。由此形成了臨時政府和蘇維埃兩個權力並存的局面。如何看待這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1917年4月4日，列寧在《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的演講中提出，要向群眾說明：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府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全部國家政權歸工人代表蘇維埃，不要議會制共和國，而要從下到上遍及全國的工人、僱農和農民代表蘇維埃共和國。這已經觸及了國家政權問題。4月8日，在《論兩個政權》的文章中，列寧明確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個問題，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革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列寧分析了兩個並存政權中的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性質，他說：“它是革命的專政，就是說，是這樣的一個政權，它直接依靠用革命的方法奪取，依靠下面人民群眾的直接的創舉，而不依靠集中的國家政權頒佈的法律。這完全不是歐美先進國家中迄今最常見的那種一般類型的資產階級議會制民主共和國政權。人們總是忘記這一點，不深入思考這一點，而這卻是全部實質的所在。”在4月8日和13日撰寫的《論策略書》中，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已經開始實現了，這是巴黎公社類型的國家。4月10日，他在《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中說：工兵代表蘇維埃是一種新的國家類型，再現了巴黎公社所創造的那種國家類型。之後列寧又寫了一系列文章闡發國家問題和革命問題。這為《國家與革命》一書的寫作奠定了實踐基礎。
3.《國家與革命》寫作的直接動因
回應布哈林對國家理論的闡述是《國家與革命》寫作的直接動因。1917年2月17日，列寧在給柯倫泰的信中說：“我正在準備（材料幾乎全準備好了）一篇關於馬克思主義對國家的態度問題的文章。我得出的結論雖也針對布哈林（您看過《青年國際》雜誌第6期上他署名‘Nota Bene’的文章嗎？看過《〈社會民主黨人報〉文集》第2輯嗎？），但主要是針對考茨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布哈林比考茨基好得多，可是布哈林的錯誤可能使反對考茨基主義這個‘正義事業’遭到毀滅。” 1924年，聯共（布）中央編輯出版的《列寧文集》第2卷，在為這封信作的註釋中說：“布哈林用Nota Bene的筆名在《青年國際》雜誌第6期上發表國家問題的文章。文章批判了對馬克思的國家學說所作的‘公認的’，而實際上是考茨基主義的解釋，正是這篇文章促使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布哈林在國家問題上講了什麼使列寧說“我的結論針對布哈林”，而且還說“布哈林的錯誤可能使反對考茨基主義這個‘正義事業’遭到毀滅”？
1916年上半年，布哈林寫了一篇題為《論帝國主義國家理論》的文章，把此文寄給了《〈社會民主黨人報〉文集》編輯部。文章對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國家理論進行了歷史的梳理和概括。列寧對布哈林的概括不是非常滿意，所以不同意此文在《〈社會民主黨人報〉文集》上發表。列寧在給《〈社會民主黨人報〉文集》編輯之一的季諾維也夫的信中要求他給布哈林回一封信：“對我們來說，主要問題是文章有原則性的缺陷。”布哈林收到退稿後，把文章中的主要觀點拿出來寫了幾篇短文，發表在國內外不同的報紙雜誌上，其中《帝國主義強盜國家》以Nota Bene的名義刊發在《青年國際》上。這篇文章分析了帝國主義強盜國家的特點，布哈林指出：國家變得愈來愈龐大……這樣就逐漸形成一個單一的無所不包的組織，即現代帝國主義強盜國家這一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萬能組織，它具有無數的職能和巨大的權力，既有精神權力（各種愚弄手段：宗教、出版物、學校等），又有物質權力（警察、軍隊）。這就是當代的怪物，當代的利維坦國家。他進一步講：包羅一切的國家組織生活——不是社會生活，而是國家生活，開始提到了首位，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維坦》中說，沒有一種權力可以和國家權力相比，但是他的“利維坦”同金融資本的國家機構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巨大的力量相比，不過是一隻小狗。應該說，布哈林對於帝國主義時代國家的本質的認識是比較深刻的。列寧對布哈林的觀點進行了回應，對其不準確的地方進行了分析。列寧指出布哈林在國家理論上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三個方面：第一，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個別觀點的理解不確切。布哈林在《帝國主義強盜國家》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論述：“隨著階級制度的消滅，這種政治制度的表現即國家也將被消滅（gesprengt），於是將產生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國家將不復存在。”列寧在對此文的批註中，在“國家”和“被消滅”之下都打了下劃線，並批註說：“不確切？？”國家不是被消滅的、被炸燬的、被廢除的，是自行消亡的。列寧指出布哈林的這一不準確的提法是完全不科學的。如果認為國家是被消滅的，那麼問題就來了：社會主義是否還有國家？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有，誰來炸燬？這樣一種不確切的提法有可能被一些機會主義者所利用。第二，布哈林在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話語時不全面、不完整。列寧明確指出：“您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時竟如此斷章取義，以致原義表達得不正確，或者能使人得出不確切的結論。”列寧在文章中毫不客氣地指出了布哈林在兩個地方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是不完整的，其中一處是布哈林引用恩格斯在《論權威》中關於國家消亡的一段話：“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於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社會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真正維護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但布哈林沒有接著引用後面的話：“但是，反權威主義者卻要求在那些產生政治國家的社會關係廢除以前，一舉把政治國家廢除。”這兩段話是一個整體，如果只引用其中一段話，就會割裂恩格斯的思想，就會產生某種形式的無政府主義。第三，個別觀點帶有非馬克思主義的特點。列寧一再指出，在國家問題上，布哈林存在著一些小錯誤，這表現為對國家問題理解上帶有某種形而上學的色彩。布哈林在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關於國家階級性的論述時，就忘記了引用恩格斯關於國家社會性的論述；他在談到未來社會要炸燬國家時，也忘記了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時期要利用國家。列寧指出：“我們同無政府主義者的區別是：我們主張（α）現在利用國家，並且（β）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利用國家（‘無產階級專政’），——這兩點現在就對實踐極其重要。”列寧緊接著馬上明確指出：“布哈林正是忘記了這兩點！”這種忘記恰恰是缺乏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造成的。
在對布哈林文章的研究和評論過程中，列寧感覺到國家問題的極端重要性。為了能夠真正從理論上分析清楚布哈林觀點的“不確切”和“忘記了”，讓其成熟起來，在1916年12月發表的《青年國際》中表示：“我們打算以後寫一篇專文來探討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之後列寧寫了《關於國家的作用問題》一文的提綱。1917年1—2月寫了《馬克思主義論國家》的筆記（又稱藍色筆記）。這都為《國家與革命》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理論素材。
1917年7月，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從前線抽調部隊到達彼得格勒，武裝鎮壓了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武裝起義，並且搜捕列寧等人。列寧隱藏在俄國和芬蘭交界的拉茲利夫湖畔的草棚中，扮作割草人進行生活。他這時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1917年8月，俄國發生了科爾尼洛夫的軍事政變，形勢更加嚴峻。列寧於8月上旬轉移到了芬蘭的赫爾辛福斯，在這裡，列寧基本完成了《國家與革命》的寫作。
02
《國家與革命》的基本思想
《國家與革命》一書的篇幅是7萬字左右，包括兩篇序言、一篇跋、正文六章和只開了個頭的第七章。《國家與革命》字數雖然不多，但包含著極為豐富的思想，可以說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百科全書”，闡明瞭科學社會主義一系列基本原理。
1.恢復和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國家理論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第一章中明確指出：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他是從以下幾個方面恢復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
（1）完整引用式的恢復，也就是通過回顧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國家理論的論述，系統性地予以恢復。列寧說：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談到國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地方，一定要儘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證，使讀者能夠獨立地瞭解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的全部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的發展”。我們從《國家與革命》中可以看出，列寧幾乎完整引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國家問題上主要的論述，可以說，幾無遺漏。更為重要的是，列寧在論述時，有的部分是直接根據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德文原著來引證的，既避免了其他譯文本的不全、遺漏問題，又避免了被歪曲的問題。列寧說，我們必須根據德文原著來出引文，因為俄文譯本雖然很多，但多半不是譯得不全，就是譯得很糟。很糟就包括對原文的曲解、添加等問題。
（2）辯證引用式的恢復，也就是通過有機聯繫的方式引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國家思想，使這一思想呈現出科學辯證的本來面貌。在列寧看來，“用折衷主義代替辯證法，這就是目前正式的社會民主黨書刊中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最常見最普遍的現象”。例如，有的社會黨人把恩格斯關於“國家自行消亡”的思想解釋為變化就是緩慢的、平穩的、逐漸的過程，沒有飛躍和風暴，更沒有革命了。列寧在大段地引用恩格斯的話後說：“實際上，這樣的‘解釋’是對馬克思主義最粗暴的、僅僅有利於資產階級的歪曲，所以產生這種歪曲，從理論上說，是由於忘記了我們上面完整地摘引的恩格斯的‘總結性’論述中就已指出的那些極重要的情況和想法。”有的人引用恩格斯關於國家是階級統治機關的論述，但就是不引用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的論述。由於缺乏辯證法，不少人在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時往往導致片面性，為機會主義打開了方便之門。正因為如此，列寧引證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注意其論述的內在聯繫性，注意其辯證邏輯，防止形而上學。列寧指出：“在恩格斯這同一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記得的關於國家自行消亡的論述，還有關於暴力革命意義的論述。”“其實，這些思想同國家‘自行消亡’論是緊緊聯在一起的，是聯成一個嚴密的整體的。”
（3）實際引用式的恢復，也就是結合俄國革命的實際來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理論，從實踐上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正確性。列寧在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思想時，從來不是進行空論，而是結合俄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以及現實任務。比如，列寧在闡述恩格斯關於在民主國家（即資產階級國家）內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觀點時，就直接運用了俄國當時政權的事例。列寧說：“目前，在任何民主共和國中，帝國主義和銀行統治都把這兩種維護和實現財富的無限權力的方法‘發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國實行民主共和制的頭幾個月裡，也可以說是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些‘社會黨人’同資產階級在聯合政府中聯姻的蜜月期間，帕爾欽斯基先生暗中破壞，不願意實施遏止資本家、制止他們進行掠奪和借軍事訂貨盜竊國庫的種種措施，而在帕爾欽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後（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樣的人），資本家‘獎賞’給他年薪12萬盧布的肥缺，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買，還是間接的收買？是政府同辛迪加結成聯盟，還是‘僅僅’是一種友誼關係？切爾諾夫、策列鐵裡、阿夫克森齊耶夫、斯柯別列夫之流究竟起著什麼作用？他們是盜竊國庫的百萬富翁的‘直接’同盟者，還是僅僅是間接的同盟者？”這樣的論證是極具說服力的，說明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就是資本集團的統治。
2.科學論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
（1）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非通過暴力革命不可。機會主義者故意曲解恩格斯的“國家自行消亡”的思想，認為資產階級的國家無須消滅，只是要靜靜地等待它自己的消亡。列寧指出：按恩格斯的看法，資產階級國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來“消滅”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在下面還要更詳盡地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學說是針對資產階級國家說的。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不能通過‘自行消亡’，根據一般規律，只能通過暴力革命”。列寧明確地把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看作一般規律，而且實際上到今天為止，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遵循這一規律奪取政權的。
（2）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不能簡單地掌握舊的國家政權。無產階級革命不是王朝更替，不是資產階級政黨的輪流上臺，而是根本性的權力變化，是由剝削者掌握政權變為由人民掌握政權。列寧一再提醒人們注意馬克思“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的論述，馬克思的意思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只是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破壞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因為，長久以來，人民深受官僚軍事國家機器的壓迫、摧殘和剝削。不僅如此，把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打碎是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待國家方面的主要任務。
（3）無產階級革命對待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要有科學的態度。一方面要認清，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實質，就是極少數人的民主、富人的民主，“就是容許被壓迫者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壓迫階級中什麼人在議會里代表和鎮壓他們”；另一方面要看到，民主共和國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捷徑。因為與封建專制制度相比，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是歷史的一種進步，它有利於無產階級政權自身的某些權利的實現，有利於無產階級的團結和鬥爭。
3.昇華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1）列寧把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看作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核心，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很多人把階級鬥爭理論看作馬克思學說的主要之點。列寧指出，這是不正確的。因為階級鬥爭學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產階級學者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一般說來是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列寧因此提出，檢驗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就是是否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列寧說：“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還可以不超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治的範圍。把馬克思主義侷限於階級鬥爭學說，就是閹割馬克思主義，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平庸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深刻的區別就在這裡。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檢驗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只要用這塊試金石就會檢驗出很多假馬克思主義者，十分靈驗。
（2）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必然性。列寧指出，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是用深刻的哲學世界觀和豐富的歷史知識闡明的經驗總結的結晶。首先，階級鬥爭學說經馬克思運用到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必然導致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只有這樣的專政才能確保人民群眾的政權和利益。列寧說：“無產階級的專政，即不與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眾武裝力量的政權。只有使無產階級轉化成統治階級，從而能把資產階級必然要進行的拼死反抗鎮壓下去，並組織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去建立新的經濟結構，才能推翻資產階級。”其次，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對於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至關重要，而且對於從資本主義到未來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都是生死攸關的。列寧說：“只有懂得一個階級的專政不僅對一般階級社會是必要的，不僅對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是必要的，而且對介於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這一點的人，才算掌握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就闡明瞭無產階級專政是從奪取政權開始一直到實現共產主義為止都必然存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合理性和現實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
（3）無產階級專政是新型民主和新型專政有機結合的國家政權。馬克思主義是徹底的革命者，從來不掩飾對於破壞無產階級政權的剝削者的專政態度，正如列寧所說：無產階級專政還要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採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他還說，為了使人類從僱傭奴隸制中解放出來，我們必須鎮壓這些人，必須用強力粉碎他們的反抗。當然，列寧更加強調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性：把民主制度大規模地擴大，使它第一次成為窮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這樣一個政權有以下特點：第一，取消議會制，把代表機構由清談館變為真正工作的機構。第二，領導廣大民眾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特別是為了全社會的利益組織生產。第三，實現自願的集中制，“把鐵路、工廠、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財產交給整個民族、整個社會，難道這不是集中制嗎？難道這不是最徹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無產階級的集中制嗎？”第四，廢除官僚制度和各種特權階層，使公務人員能夠自覺地承擔起為勞動者服務的責任。第五，使越來越多的居民能夠參與國家管理，並且能夠監督公務人員的活動。
4.闡明瞭未來社會發展階段思想和國家消亡理論
（1）闡明瞭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發展理論的科學方法，就是最徹底的發展論。這種發展論是從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趨勢中去預測未來發展階段的。列寧說：“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就要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的即將到來的崩潰和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的發展。”這種發展論是從最頑強的事實出發判斷未來社會發展進程，列寧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根據什麼材料可以提出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問題呢？”列寧的回答是：“這裡所根據的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出來的，它是歷史地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它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那種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馬克思絲毫不想製造烏托邦，不想憑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這種發展論是從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中指出未來社會發展的趨勢，列寧說：“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的問題，正像一個自然科學家已經知道某一新的生物變種是怎樣產生以及朝著哪個方向演變才提出該生物變種的發展問題一樣。”這種分析社會發展趨勢的方法就像按照自然演化規律去判斷物種的變化一樣準確，它是一種客觀的趨勢，而不是主觀的臆斷。
（2）清晰地闡述了未來社會的發展階段問題。列寧在堅持馬克思主義關於階段論的基礎上，詳細地論述了未來社會發展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政治上的過渡時期，從向共產主義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有一個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第二個階段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列寧稱為社會主義），在這個階段，消滅了剝削制度和人剝削人的現象，但由於富裕程度不同，還不能完全做到公平和平等。在這一時期，國家也是不可缺少的，“需要有國家在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同時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列寧還指出，正是從進入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開始，人類的歷史運動才真正大踏步前進。列寧說：“實際上，只是從社會主義實現時起，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才會開始出現迅速的、真正的、確實是群眾性的即有大多數居民參加然後有全體居民參加的前進運動。”第三個階段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這一階段，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消失了，勞動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個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生產力高度發達，所有的人學會了管理，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整個社會將成為一個管理處，成為一個勞動平等和報酬平等的工廠，人們對於人類一切公共生活的簡單的基本規則就會很快從必須遵守變成習慣於遵守了。這是一種極為美好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國家消亡了。“到那時候，從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過渡到它的高級階段的大門就會敞開，國家也就隨之完全消亡。”這種消亡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任何意志和力量都無法抗拒的。
03
《國家與革命》的重大歷史意義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國家與革命》發揮的歷史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實踐上，其獨特價值都是無與倫比的。
1.有力地遏制了機會主義思潮的泛濫
《國家與革命》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統、完整、明晰地闡明瞭關於國家產生、發展、消亡以及國家本質、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澄清了一系列錯誤的觀念，列寧對機會主義進行了毫不留情的反擊。他在第六章中專門分析了馬克思主義被機會主義庸俗化的問題。列寧認為，機會主義的錯誤在於：第一，在無產階級革命對待國家的態度問題上，機會主義者一般是躲躲閃閃，或者完全迴避。這樣一來，無產階級革命就變成了資產階級完全可以接受的改良了。第二，機會主義者盲目崇拜資產階級國家，認為可以利用資產階級的國家包括其議會制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目標。列寧專門講到了普列漢諾夫迴避了國家問題。普列漢諾夫寫了一本專門論述無政府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態度問題的小冊子，書名叫《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於1894年用德文出版。列寧說：“普列漢諾夫竟有這樣的本事，能夠論述這個主題而完全迴避反對無政府主義的鬥爭中最現實、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即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和整個國家問題！”不僅普列漢諾夫，考茨基也是千方百計、曲折迂迴地迴避國家問題。列寧說：“考茨基雖然如此明確地說革命紀元已經開始，但是就在他這本自稱為專門分析‘政治革命’問題的小冊子裡，卻又完全迴避了國家問題。”列寧對國家問題的科學分析使機會主義氾濫的勢頭無論是在西歐國家的工人運動中，還是在俄國工人運動中都得到了有效遏制。
2.指導布爾什維克奪取了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
《國家與革命》為十月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1917年七月事件使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計劃遭到極大挫折。列寧在當時也曾經講：“至於我國革命明天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是回到君主制去，使資產階級得到加強，還是使政權轉到更先進的階級手中，這我們不知道，而且誰也不知道。”但在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進行深入研究之後，列甯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奪取國家政權已經指日可待。1917年7月26日—8月3日，布爾什維克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決議中布爾什維克號召全黨為未來的階級鬥爭做好準備，並且強調要對大企業實行國有化，逐步把工人監督發展為對生產進行完全的調節。8月底，布爾什維克要求“在全國範圍對生產和分配實行工人監督”，這一思想很明顯是《國家與革命》中的思想。不僅如此，在之後的9月，列寧連續寫了《革命的任務》《布爾什維克應當奪取政權》《馬克思主義和起義》等三篇文章，都強調布爾什維克必須立即奪取政權。10月1日，他在給中央委員會、彼得堡委員會的信中十分明確地強調：“布爾什維克沒有權利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他們應當立刻奪取政權。只有這樣，才能挽救世界革命……才能挽救俄國革命。”這一系列論述為十月革命打開了勝利之門。
3.深刻地影響了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發展
《國家與革命》對於很多國家革命的勝利都發揮了巨大作用。這本書對於中國革命產生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1928年中共六大決議案要求積極發行馬列著作，在這樣一個特殊歷史時期，《國家與革命》與《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被稱為“在這荒蕪的、毫無科學精神的中國學術界”同時出現的兩本“最正確的科學的國家論的移植”。毛澤東最早讀到也是讀了很多遍的列寧的著作就是《國家與革命》。毛澤東在長征路上，也經常讀《國家與革命》。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同樣認真研讀了馬恩列斯的許多經典著作，當時為了總結中國革命經驗，系統閱讀了《國家與革命》這部重要著作。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發展歷程中處處閃耀著《國家與革命》的思想光輝。1943年8月，中共中央規定高級幹部必須學習5本馬列原著，其中之一就有《國家與革命》。1949年2月，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候，黨中央重新選編了一套幹部必讀書目，共計12種，包括《國家與革命》，必讀書目經毛澤東審定交由七屆二中全會批准。1963年5月，中共中央宣傳部選定了包括《國家與革命》在內的30本馬列著作供廣大幹部學習。1965年，鄧小平說,大學生還可以讀一讀《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進入新世紀新階段，2011年6月，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編譯局組織選編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選編（黨員幹部讀本）》，遴選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25篇，其中就有《國家與革命》，要求黨員幹部學習好這些經典著作。青年習近平在梁家河博覽群書。在當年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他精讀了大量的書籍。據不完全統計，他當年閱讀過《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國家與革命》等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進入新時代，我們始終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特別是列寧的國家理論。
4.深刻地展現了國家問題上的辯證法精神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展現了一種國家理論上的辯證法精神，這種辯證法既深邃又科學。這種辯證法精神體現在很多方面。
（1）對資本主義民主的分析透徹深刻。列寧指出：“‘財富的無限權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為它不依賴資本主義的不好的政治外殼。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採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通過帕爾欽斯基、切爾諾夫、策列鐵裡之流）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的確如此。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越完善，越有利於資產階級的統治。資本主義民主不斷完善的結果就是利益集團的大量出現，資本控制政治的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地在擴展，對人民大眾的控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美國塔夫茨大學政治學教授貝瑞和美國喬治敦大學政府系教授威爾科克斯在2009年出版、到2012年已經出了第五版的《利益集團社會》中就說：“這個國家的人們普遍相信，利益集團已經失去了控制。它們在數量和影響上都增加了，而普通美國人的權力則被剝奪了。”美國政治科學家邁克爾·帕倫蒂在到2007年已經出版了第八版的《少數人的民主》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本書的主旨在於揭露政府的實質：它更多地代表了特權階層的利益而不是大眾階層的利益；從原則上來說，它往往以犧牲我們的利益為代價，換取少數人的特權利益。”這些觀點都證明列寧對資本主義民主的認識是真理性的認識，不論時間如何變化，只要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其民主的實質就無法改變。
當代中國，必須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僅要注重民主的形式，更重要的是要注重民主的實質，要反對民主形式主義和民主選票主義。要注重人民群眾完整的政治參與實踐。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既要看人民是否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續參與的權利；既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選舉的權利，也要看人民有沒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社會主義民主不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參與實踐，還要防止民主形式主義。習近平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權利而沒有廣泛參與的權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休眠期，這樣的民主是形式主義的。”社會主義民主就是要不僅在投票時發揮作用，而且在投票後也能生動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是全過程的民主。
（2）對共產主義發展階段進行了辯證科學的分析。列寧對於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過渡時期的性質和特點、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基本內涵、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的主要特徵進行了符合實際又順應歷史發展趨勢的研判，充滿著辯證法的思維。第一，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者初級階段（也稱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也稱為共產主義）既相互聯繫，又有區別，這兩個階段是共產主義在經濟政治上成熟程度不同的兩個階段。在社會主義階段即共產主義第一階段“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權利，甚至還會保留資產階級國家，——但沒有資產階級”。第二，從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過渡到它的高級階段需要十分漫長的過程，需要一代一代人的探索。在這個問題上，列寧一直秉持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從不框定未來。他說：“一旦社會全體成員在佔有生產資料方面的平等即勞動平等、工資平等實現以後，在人類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會產生一個問題：要更進一步，從形式上的平等進到事實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至於人類會經過哪些階段，通過哪些實際措施達到這個最高目的，那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實踐才能知道走向未來的具體階段性。1881年，荷蘭社會民主黨創始人之一的斐·多·紐文胡斯在寫給馬克思的信中說，荷蘭社會民主黨人打算把一個問題提交即將於蘇黎世召開的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討論，即假使社會黨人取得政權，他們採取的首要立法措施是什麼。馬克思在1881年2月22日的回信中認為問題的這種提法是不正確的。馬克思說：“在將來某個特定的時刻應該做些什麼，應該馬上做些什麼，這當然完全取決於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既定的歷史環境。但是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不著邊際的，因而實際上是一個幻想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唯一的答覆應當是對問題本身的批判。如果一個方程式的已知各項中不包含解這個方程式的因素，那我們就無法解這個方程式。”這是真正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正是以這種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中國共產黨人立足於中國發展的實踐，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鄧小平明確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初級階段。這一論斷既表明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脫離共產主義的發展階段，又表明初級階段是社會主義初始階段，是不發達的階段。江澤民同志也曾經指出：“必須看到，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過去，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比較膚淺、簡單。經過這麼多年的實踐，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們對社會未來發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學上的預見，但未來的事情具體如何發展，應該由未來的實踐去回答。”習近平同志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牢記我們黨從成立起就把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而奮鬥確定為自己的綱領，堅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不斷把為崇高理想奮鬥的偉大實踐推向前進。”他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全面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深刻認識實現共產主義是由一個一個階段性目標逐步達成的歷史過程，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統一起來、同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統一起來，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堅守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像馬克思那樣，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我們既要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為遠大理想奮鬥，又要把遠大理想展現出來的強大精神力量轉化為解決初級階段面臨挑戰的強大精神力量，在新時代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完成初級階段的任務後向更高階段邁進。
04
以《國家與革命》為指導推進新時代的國家治理與兩個偉大革命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是我們發展的歷史方位。在新時代，我們不僅要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且要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國家與革命的問題依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突出問題。
1.新時代要求我們在堅持列寧國家觀的基礎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及偉大的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
（1）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深入把握列寧的國家思想。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一直強調，要打碎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建立新型的無產階級國家。他一再指出，共產黨人要敢於以捨身的勇氣去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同時建立以擴大民主和根絕官僚制度為目標的新的無產階級國家機器。列寧說，覺悟的無產階級要“破壞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建立公社類型的民主共和國或工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不僅是列寧講的新型國家即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而且是人類歷史上最新型的國家。這一國家不僅實現了列寧蘇維埃政權的實質即無產階級的民主專政，而且實現了最廣泛的人民民主，不以財富、資本劃分權力，也不以門第、等級分配權力，人民真正享有國家權力。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鞏固和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完善和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政體，使人民享有的各種民主權利得到切實落實，使國家治理在公平的基礎上高效運行。“因為沒有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就不能有效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日積月累、積重難返，必然帶來嚴重政治後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還要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還有一些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這些問題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直接或者間接相關，要想根本上加以解決，就必須對體制和機構進行調整完善，以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改革持續深化，加快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真正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這一制度和治理體系之所以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因為它是新型國家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真正為人民謀利益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站在人民立場、為人民攻堅克難的制度和治理體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具有強大生命力和巨大優越性的制度和治理體系，是能夠持續推動擁有近十四億人口大國進步和發展、確保擁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進而實現偉大復興的制度和治理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集中力量創造了無數人間奇蹟。習近平指出，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成就顯著，信息暢通，公路成網，鐵路密佈，高壩矗立，西氣東輸，南水北調，高鐵飛馳，巨輪遠航，飛機翱翔，天塹變通途。在高科技方面，40年來，我們先後完成了包括神舟飛船11次飛天、天宮二號與神舟十一號交會對接在內的載人航天工程。2016年8月16日，我國將世界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發射升空。我國“人造太陽”首次實現1億度運行。探月工程嫦娥四號探測器成功發射，開啟人類首次月背之旅。我國建成首臺散裂中子源。2019年12月17日，我國第一艘國產航空母艦山東艦交付海軍。這些奇蹟的創造無疑是我們國家制度的性質決定的，因為它是深得人民擁護、給人民廣闊發展空間的制度。
（2）新時代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不斷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用立體的視野描繪了無產階級革命這一宏偉的命題，也引用恩格斯的論述談到了社會革命問題。列寧談到了巴黎公社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兩個“終於發現”，“公社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形式”，“公社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第一次嘗試和‘終於發現的’、可以而且應該用來代替已被打碎的國家機器的政治形式”。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就是使無產階級不僅實現經濟上的解放，而且要實現根本的政治解放。無產階級不僅要進行政治革命、經濟革命，還要進行社會革命。列寧引用了恩格斯在《住宅問題》一文中的思想來說明社會革命問題。恩格斯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僅僅靠供求關係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是很難解決住宅問題的，要靠社會革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過社會革命解決城鄉對立的問題。新時代我們要進行的偉大的革命不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那種革命，而是一種新型革命。新就新在：是不斷自我革除弊端、自我淨化的革命，這種革命更偉大、任務更艱鉅；是在不斷自我完善的基礎上，能夠避免危機，這種所謂的“創造性毀滅”，避免社會財富被大量破壞，實現鳳凰涅槃式的革新；是一種螺旋式上升，是一種讓絕大多數人能夠真正實現利益並自願投身於其中的革命。中國當前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其範圍、深度、規模、廣度都是極為宏大的，既包括改革開放這樣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偉大革命，又包括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自我革命；既包括推動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綠色化這樣的發展觀的深刻革命，也包括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既包括人民軍隊組織架構和力量體系的革命性重塑，也包括思想觀念的革命。當然這樣宏大的社會革命不是自發發生的，也不是盲目進行的，更不是輕輕鬆鬆進行的，而是以黨的自我革命為基礎的。習近平明確指出：“勇於自我革命，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也是我們黨最大的優勢。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不在於不犯錯誤，而在於從不諱疾忌醫，敢於直面問題，勇於自我革命，具有極強的自我修復能力。”這種修復能力是社會革命的強大動力。
2.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推進偉大的社會革命、自我革命是內在統一的
國家治理現代化和推進偉大社會革命、自我革命是相互統一的，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之中，統一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中。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可以為社會革命、自我革命提供強大動力和基本遵循。我們進行的偉大社會革命是以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為遵循的。改什麼、怎麼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治理體系建設上，要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引領，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堅決不走放棄黨的領導、放棄社會主義的邪路；堅決抵制“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政治觀點，永葆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本色。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的強有力的推動。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和制定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這是一項十分艱鉅的任務，要努力根除官僚主義的危害，使治理更有效率、更合民意。治理要達到既有民主、又有公平的程度，既要克服科層制度的冰冷的程式化，又要防止拉關係、結幫派的溫情脈脈的人治，也需要發揚革命精神、保持革命鬥志。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習近平關於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
[4]習近平：《論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
[5]《習近平關於“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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