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穀（1872－1937年），字樹五，號樹圃，晚年自號屏山居士，雲南石屏人。
袁嘉穀照
雲南石屏，自元朝以來，民間因重教興文而人才濟濟，清代有“文獻名邦”之稱，被譽為“山川東迤無雙境，文學南滇第一州”。石屏明清兩代曾出文進士65人，翰林15人，經濟特元1人，武進士11人，文武舉人640人，科舉人數在雲南僅次於昆明和大理。正如民謠所言：“沙至蕭家海，翰林進士滿街擺”“五步三進士，對門兩翰林”“舉人滿街走，秀才家家有”。清末停科舉，興學堂；民國間，石屏出大專院校畢業生142人。其中，留學日本12人，留學美國6人，留學法國1人。
1903年，清政府進行了歷史上惟一一次廢除科舉後的經濟特科考試。經濟特科考試與一般科舉考試不同，它不以八股見長，而是以經世濟民、治理國家的方策為主，更注重學以致用。特科考試，整個清朝只有過三次。此次應考的還有已經獲得狀元身份的人，因此經濟特元的地位，應高於普通的狀元。
出人意料的是，在全國應試的306人中，雲南石屏人袁嘉穀得經濟特科一等第一名，大魁天下，是為“經濟特元”，彌補了“雲南不點狀元”的空白。清代先後開博學鴻詞二次、經濟特科一次，因此袁嘉穀被贊為“國朝第三人”，民間稱袁嘉穀為“雲南獨一無二的狀元”。
消息傳到雲南，昆明人將拓東路上的聚魁樓改名為狀元樓，滇督魏午莊書“大魁天下”致賀。
昆明狀元樓
1904年7月，袁嘉穀赴日本考察學務、政務，著《東遊日記》四卷。
1905年8月，袁嘉穀從日本回國，任國史館協修，並在學部編譯圖書局專管教科書事。袁嘉穀是中小教育史上負責編寫中小學教科書的第一人，至今通用的“星期”“樂歌”等名詞，還是當時由他新訂的。
1909年（宣統元年）袁嘉穀任京城圖書編譯局局長。當年，法國人伯希和將已運至河內的敦煌遺書中的一部分，帶到北京裝裱，並在六國飯店舉辦展覽。袁嘉穀與羅振玉、王國維等前去探看，見有《沙洲志》和老子《化胡經》等，與諸同事商議，認為“真稀世之寶也”，立即向學部侍郎嚴範孫報告，並提出了處理意見，由學部急電甘肅敦煌總督：“凡洞中片縑隻字均檢送來京，不得再失。”並將被盜運至西安等待出售的大批敦煌文物古籍拓片，禁止交易，得以讓數千卷古籍及時追回，由學部收管，現存北京國家圖書館。
1917年，袁嘉穀居家賣字自給。從他中狀元后，書法名氣倍增，求書者遠至北京、浙江、日本。他雖名為“賣字”，但為人豁達，只要有人來索，無論長幼貴賤，均認真揮毫，以禮相贈。昆明的翠湖、大觀樓、西山、黑龍潭等名勝風景區，都留有袁嘉穀的書法墨跡。
袁嘉穀書法
1921年，袁嘉穀任雲南省立圖書館館長。他自稱其有“書淫”，曾遍搜雲南地方文獻，與李根源共同輯刻有《雲南叢書》。初編收書152種，二編收書53種；主編《滇文叢錄》等，均以傳播雲南文獻為主。曾在文瀾閣中輯錄《四庫全書》中關於滇人文獻，如抄錄謝肇淛的《滇略》、沐昂的《滄海遺珠》等。
1922年，雲南第一所大學——私立東陸大學（雲南大學前身）成立，次年袁嘉穀應聘擔任國文教授。袁嘉穀本屬重金聘請對象，但他得知大學經費頗緊，堅辭不受聘金，反捐款千元作為辦學資金。直到8年之後的1931年，東陸大學由私立改為省立，他才開始領薪。袁嘉穀博學，且平易近人，在東陸大學聲譽甚高。他每週講兩節國文課，教室設在至公堂，每節課總是座無虛席，除該校學生和一些教師外，還有不少校外人士慕名而至。袁嘉穀任教十餘年，培養了數百人，其中不少人成就甚高，如李士厚、李喬、浦光宗、張希魯等。
袁嘉穀深感國民教育之重要，稱“大地盤盤，眾生芸芸，非智不存，非學不智，非圖書無以為學，古與今一矣，中與外一矣。”
翠湖袁嘉穀故居
晚年，他結廬翠湖，自闢一園，名“樹園”，堆土為山，名“金鐘山”，蓋一小亭，名“課經亭”，又種些花草菜蔬以賞心悅目。並以“園愈狹，心愈愜；園愈隘，身愈泰” 自慰自勉。他用晚年光陰，蒐集、整理雲南地方文獻。當時大滇池南岸的昆陽月山，發現了一塊《馬哈只碑》，經他鑑定是明代航海家鄭和為其父在故鄉樹立的墓碑。《明史》記載鄭和是雲南人，但不知道生在雲南何地。經他此番考證，作了碑跋並倡議地方政府建亭保護，世人才知道鄭和的故鄉在昆明晉寧，一個小縣城竟然出現過一位如此偉大的航海家。
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京、南京相繼失守。袁嘉穀憂憤成疾，臥床不起，隨即召集子女，說道：“人知愛國愛家必以學問經驗立其根本，處心積慮者久矣。我則人民知識猶淺，不暇自顧，以大國自豪。人侵我，我不備，戰事起，人民塗炭，吾不忍見之矣。”病中起草《責倭寇》一文，未脫稿，竟於1937年12月23日與世長辭，終年6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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