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12月源起武汉的不明病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虽然国内外对此疾病和疫情评价各异，但当前有关认识趋于一致。究其主要原因，是17年前SARS早已给人类上了重要一课。通过最近的反复比较，业内外人士均体会到，SARS-CoV与SARS-CoV-2的相似远多于不同，比如序列相似度较高，宿主、传播方式及导致的症状等亦相似。为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更加全面和广泛的对比性研究，期望借此更深刻理解SARS-CoV-2这个病毒，从而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和对策。
疫情暴发以来，国内学者提出的病毒命名有几种。
一是"新的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NARS-CoV）"，反对者认为今后"新的（病毒）"可能会层出不穷（笑）；
二是"传染性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TARS-CoV）"，反对者认为"传染性"并非本病特有；
三是"肺炎相关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PARS-CoV）"，反对者认为部分感染者并不出现肺炎。
因此这些名称均被学界否决，至于与地名相关的命名早已因为污名化的规定而被否定。在迫在眉睫的需求下，WHO将该病毒具体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而同日最为专业的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CTV）则公布命名为"SARS-CoV-2"。后者认为，这一新名称反映了 2019 新冠病毒与导致SARS 疫情暴发的冠状病毒之间的遗传相似性。这次ICTV采用DEmARC软件测量2019-nCoV与SARS-CoV之间的位置配对距离（PPD），发现在分类学上可以把新冠病毒放在SARSr这个种下边，之前认为2019-nCoV是新病毒的依据就是因为它和SARS-CoV的PPD离得远，但SARSr这个种内各个病毒本身就差的很远。因此，基于种系分析、分类学和已有的实践，ICTV将这一病毒鉴定为SARS-CoV的一个姊妹病毒，属于其相关冠状病毒
国家卫健委最先的疾病命名是"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一看这个形容词"引起的"就是临时命名（笑）。以后，将该病毒引发的肺炎暂命名为"NCP"，这个命名英文缩写容易发音（至少比"2019-nCoV引起的肺炎"容易和简洁）（笑）。然而，随之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命名为"COVID-19"，好处是可以方便地读成"柯维德-19"，但我发现很多人叫这个名字（笑）。然而最为尴尬的是，WHO的病毒命名仍然是发音复杂的"2019-nCoV"。不仅病毒命名重复，而且与疾病命名没有对应起来。
为什么业内人士都竭力主张越简单越好？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记忆的词汇浩如烟海，医生也需要终身不断记忆大量新词。其中，拉丁药物和微生物名称不计其数，而且发音和记忆均极为困难。还有日益增多的药物商品名，近年新药增加很快，仿制药也随之大幅攀升，例如恩替卡韦，商品名除了原研药博路定外，还有仿制药润众、天丁、恩甘定、维力青、贝双定、雷易得、艾普丁、甘倍轻、和恩、木畅、甘泽、瑞福恩、和定、山泽等14个，加上待审批的仿制品还有13个，加到一起一共有28个（好夸张，笑）。我到日本留学，发现同一姓氏可能有30多种读音，最保险的办法就是鹦鹉学舌，跟着对方说才保险（幸好我不在日本当医生，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超好）（笑）。更何况，即使不管专业人士，这也是可望入选年度词汇的国际常用词。例如，"流感（flu）"的英文单词甚至可以入选最常用的1000个英文单词。我发现中国的官方、公众甚至媒体尚未接受"柯维德-19"，一般称"新冠"较多。其实，我们在实际运用中经常使用的是"SARS"和"SARS病毒"，而很少用"SARS-CoV"全称，以此类推，可以采用对应的"SARS2"和"SARS2病毒"的简称，从而可望使相似度从2星增高到4.5星。
目前，冠状病毒分为α、β、γ和δ四属冠状病毒。其中β属冠状病毒分为A、B、C、D个亚属。在已知冠状病毒中有α属的 HCoV-229E、HCoC-NL63、VHCoV-OC43、HCoV-HKU1和β属的SARS-CoV、MERS-CoV及SARS-CoV-2均可感染人类，但是α属的危险性明显小于β属。
图 冠状病毒分类
注：来自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07.937862v1
SARS-CoV与SARS-CoV-2同属于β属冠状病毒，通过文献研究分析两者间的相关性有四方面：
①从病毒分类角度看，SARS-CoV和SARS-CoV-2同属于冠状病毒科、冠状病毒亚科、β冠状病毒属、类SARS病毒种；
②SARS-CoV-2与两种来源于蝙蝠的SARS有较大相似关系，其相似度为88%，SARS-CoV和SARS-CoV-2两者全基因组水平相似度为79%；
③用于病毒鉴别的7个保守域与SARS-CoV的氨基酸高达94%的相似度；
④SARS-CoV可通过细胞膜表面的血管紧张素转移酶2（ACE2）受体进入细胞，通过S蛋白与宿主的受体结合而达到感染的目的；
⑤SARS-CoV-2也具有相同进入细胞的途径，且SAR S-CoV-2的S蛋白与人的ACE2受体的亲和力更高，相当于SAR S-CoV的10～20倍，故其传播性更强；
⑥二者的ACE2受体在β冠状病毒属中为唯一的一对。由此可见，两者在来源上密切相关，极度相似。
从2002年SARS开始，果子狸和蝙蝠先后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动物宿主。因为果子狸常年捕食蝙蝠"菊花"，所以导致身体携带SARS-CoV。后来大量证据表明，菊头蝠是SARS-CoV的宿主。据此认为，果子狸被冤枉了17年，真凶菊头蝠浮出水面。而对于SARS2，其在进化邻居和外类群都在各类蝙蝠中有发现，故认为该病毒的原始自然宿主可能是蝙蝠。研究发现，SARS-CoV-2与蝙蝠身上的病毒相似度达90%左右，但这种相似度不足以支持该病毒是直接由蝙蝠传染，故查找中间宿主成为关键。
迄今为止，果子狸中间宿主可谓证据确凿，而且武汉人和广东人都吃它，同样出现在在本次发源的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菜单上（没有蝙蝠和穿山甲）。早前有研究认为蛇最有可能是携带SARS2的中间宿主，但它是爬行动物，武汉人吃的不多，至少比不上广东人（相同的情况也有老鼠）；碰巧，虽然广东是SARS的起源地，至今没有找到蛇与SARS的任何关系。新近研究发现，潜在中间宿主可能是穿山甲。
其实，我们之前也讨论过，结合最新研究表明，SARS-CoV和SARS-CoV-2在进化上有共同的祖先，考虑均来源于蝙蝠，并经由不同的中间宿主传染给人类，在这方面二者是一致的。因此，这种直接凶手才是我们需要严加防范的对象。
目前所见传染源主要是COVID-19患者。经呼吸道飞沫（也可能包括气溶胶）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亦可通过接触传播。虽然病毒来源和人群间传播能力等许多细节仍然未知，但越来越多的病例是由人际传播引起，可惜迟至1月20日才由官方证实本病存在人传人现象，包括15名医务人员感染及众多家庭与集体发病人群。同时，外省如广东有2个病例是因家人去过武汉后染上了COVID-19。此外，众所周知通过现代化交通工具很快传播到国外。表1显示人际间给出可以传播的7种冠状病毒的种属病毒名称、主要可就的部位、传播方式、导致的疾病和危险程度。由此可见，SARA-CoV与SARA-CoV-2存在相似的传播途径。最近很多人担心，认为病毒可以通过粪-口途径传播，可以通过血液或皮肤（手足）等传播。其实，SARS流行期间也曾经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实际上这不符合SARA-CoV-2的特性，它的经典传播与SARS一样，还是通过呼吸道，致病机制和病变部位也是在呼吸道。
有人认为，美国去年把COVID-19当成流感，这是完全不可能的。SARS2的超级传播率太高，传播速度太快，病死率较高（即便是西方国家人群也是如此），这些均已说明这个推测是错误的。
表1 人际间可以传播的7种冠状病毒
注：血管紧张素转移酶（ACE2）；氨基肽酶N（APN）；二肽基肽酶4（DPP4）；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I类（MHC-1）
SARS-CoV是一个新型病毒，以往未曾在人体发现，所以不分年龄、性别，人群对该病毒普遍易感。男女之间发病无显著差别，儿童及成人（包括老年人）均有。发病年龄以15～59岁为高发，占病例总数的70%～80%。老年人以及基础疾病患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可能会更严重。
同理，COVID-19人群普遍易感，没有明显的年龄特点。根据当前病例资料，主要的高危人群主要在于老年人和合并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不同于流感的高危人群：婴幼儿（＜5岁）、老年人（＞65岁）、有基础疾病患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慢性肾脏病等）、孕妇（尤其是28周以后的孕妇）、免疫功能缺陷人群、体重指数高的人。
有趣的是，二者儿童发生比率均较低。有学者认为儿童上呼吸道感染（包括其他冠状病毒感染）发生频繁，由此产生的交叉免疫可能起保护作用。同时，两者都有很突出职业特点，医护人员患病率较高，主要与患者近距离密切接触有关（在抢救进行有创机械通气的危重患者时，尤其易被感染）。疫情开始阶段，由于对该病缺乏认识，防护措施不足，导致医护人员大批受感染，采取了必要的防护措施后，医护人员感染率有所下降。
研究发现，冠状病毒侵入人体，需要将自身表面的重要结构蛋白即S蛋白，与人体细胞上的受体结合才行，否则不可能入侵人体，特别是呼吸道上皮细胞。前期研究发现，SARS-CoV、MERS-CoV的S-蛋白分别与人体的ACE2蛋白、DPP4蛋白结合，进而侵入人体的呼吸道上皮细胞。SARS-CoV-2的S-蛋白与MERS-CoV的S-蛋白差异性较大，而与SARS-CoV的S-蛋白相似，研究证据亦表明SARS-CoV-2并非与DPP4蛋白结合，而是与ACE2蛋白结合。其实，ACE2分布在人体多个组织中，包括有肺泡上皮细胞、肠道上皮细胞、肾小管上皮等。其中，肺泡上皮细胞表达ACE2最高，因此亦是导致咳嗽、肺炎等临床症状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近，有研究进一步分析发现在SARS-CoV-2与SARS-CoV和SARS-CoV样病毒的氨基酸序列之间存在380个氨基酸的差异，比如在S蛋白上，SARS-CoV-2相对于SARS-CoV在直接与人类受体ACE2蛋白相互作用的受体结合基序中不存在氨基酸替换，但是RBD（受体结合区）的其他区域发生了6个氨基酸替换。这些氨基酸水平差异可能有助于揭示SARS-CoV-2与SARS-CoV在传染性、潜伏期及致病力上的潜在差异。
在2003年SARS期间，我们军医大学的老校长刚刚从重庆回到上海老家，居委会老太太就立即搬了一张凳子坐在他的家门口，不准他出门（笑），由此可见上海民众的意识有多高和管理措施有多么到位。
SARS期间对戴口罩的态度，曾经有很大的认识差异。一是在SARS早期官方信息很不透明，我们有医院领导曾经要求临床科室不要戴口罩，说是造成"医患隔阂"（笑）。当时我就打了电话，并在医院周会上当众发言，说"此时不戴更待何时？我们现在的做法是等待灾难啊"，这种专业的提醒虽然不太客气，但是让全院医务人员一下子都觉醒了，终于保住了零感染。第二个事例，是在SARS期间我在上飞机的时候立即带上了外科口罩，空姐说这个口罩是完全没用的（笑），我让她看了名片，解释了科学道理，乘务组后来都体会到我说的非常正确。
据报道，1月底武汉的一些名人和VIP，包括同济、协和的业内人物（老教授）患了COVID-19都住不上院，我感到非常震惊，知道武汉的医疗资源已经处于供不应求的危机状态，很多感染都发生在医院内，医务人员压力山大。情况如此紧急，WHO倡导的居家隔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一次的居家隔离作为重要的应急措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很好地执行，以后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最近日本考虑到COVID-19轻、中型病人约占半数左右，加之其大医院不多，床位有限，采用了大部分病人居家隔离的方法，这种办法值得探讨和总结经验。
两次大疫问题都出在中国，也给国际各国带来传播。然而从西方的舆论看，因系无意之举，很难过于指责中国。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说，有一些歧视性语言如"东亚病夫"和"中国肺炎"其实都无伤大雅，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心胸开阔，不会斤斤计较。就像MERS这样的污名化命名，中东民众也没有怎么计较过。当然，如果伤及人体，侵犯人权，那就另当别论了。
COVID-19和SARS相比，中国采用的办法都是"关起门来打狗，死守严防"（笑）。"亡羊补牢"，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这场人民战争，打得非常漂亮，值得骄傲。这与国际上众多国家的控制不力，形成蔓延形成对比。加之，我们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让韩国人进来避难，派出医疗队支持伊朗......，在道义上加了不少分。
大家可能注意到，本文没有比较诊断手段的相似度，原因是二者差不多隔了一代人的时间。最大的变化是，在SARS-CoV-2的发现、诊断和防控方面显示了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手段的巨大进步。例如，采用mNGS 进行检测，通过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发现与SARS近亲但不完全相同，最终确认为SARS-CoV-2，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其次，是核酸检测试剂盒的开发和应用，还有胶体金法抗原筛查检测试纸及ELISA检测 IgM及IgG抗体的上市。尽管其敏感度和特异性尚存在不足，但已经比2003年SARS的年代进步很多了。SARS期间只要病人有症状（发热），伴有肺部有阴影，就作为疑似病人，采取隔离措施。而这次的SARS快速诊断方法虽然不够完美，还是帮了很大忙，那种举棋不定的情况明显减少了。
病毒侵入机体是否引起发病，取决于病毒的毒力和宿主的抵抗力和免疫功能（包括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二者的相互作用受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冠状病毒属于正链RNA病毒，相比于细菌和DNA病毒，正链RNA病毒由于其结构简单、稳定性差，导致突变更快，进而为药物研发带来极大的挑战。
由于2003年SARS从发现病毒到疫情控制只有大约两三个月的时间，而且国际上受累国家级病人数量均不如本次的COVID-19，对策研究可谓虎头蛇尾。此后，不少国人的态度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而国际上西方国家很多人又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些因素均使得17年来整个治疗对策研究均处于相对停滞不前状态。
这次COVID-19来势更加凶猛，至今已经形成国际大流行态势，国人痛定思痛，各国也已无法袖手旁观，不得不形成统一战线，同舟共济。针对SARS-CoV-2复制快、宿主范围广、变异高、跨物种传播快等问题，广谱抗病毒药物的开发是SARS-CoV-2的重要策略。COVID-19患者数目仍然在迅速增长中，而目前尚无针对性的特效药，根据SARS-CoV-2特性及致病机制，正在对潜在药物进行紧急应用研究。最近有希望的药物主要有：核苷类似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RDV，GS-5734）、RNA依赖的RNA聚合酶（RdRp）抑制剂法匹拉韦（favipiravir，商品名Avigan）及蛋白酶抑制剂洛匹那韦和利托那韦，但需尽快在临床中进一步研究验证。
当前，主要的治疗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对症包括抗炎，第二是支持包括呼吸道的保护，第三是免疫调节治疗包括免疫抑制和增强。而治疗的成功与否，最重要的就是辨证施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人而异，因时机而异。在用药时机及剂量的调整方面都是很有考究的。从这些方面看，SARS和COVID-19治疗策略相似度很高。当然，二者相隔17年，科学技术手段还是有较大的进步。
SARS截止2003年8月7日，全球累计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因SARS死亡人数919人，病死率近11％。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
COVID-19截至3月6日全国累计确诊80 713例，累计死亡3045例，现有重症5737例。当前病死率为3.8%，但是考虑到现有重症5737例，预后堪忧，而新增病例越来越少，故最后的病死率可能会一定程度增高。两个疾病都有一定发展过程，所以最先死亡的经常是老弱病残，以后就是危重病人，特别是依靠呼吸机维持的病人。从这一点看，早期的病死率可能要偏低，而在最后会偏高。因此，当前国际上其他各国现在的病死率还不太高。然而，有些西方国家像美国、韩国、意大利等，即使是刚刚开始流行，当前的病死率已经不低了（205/10 374, 2.0%）。
SARS和COVID-19相比，即使现在发病人数相差已经大约10倍，病死人数大约9倍，病死率相差估计2~3倍左右。由此可见，虽然COVID-19要略微温和一点，病死率低一些，但实际上它给全人类带来的危害和损失要比SARS大得很多。
总的来说，从大的方面看，SARS和COVID-19均为一类RNA病毒引起的疾病；从小的方面看，虽然达不到"孪生兄弟姐妹"的程度，仍然达到了"兄弟姐妹"的相似性。因此，任何针对RNA病毒能够产生效果的策略都有潜在治疗可能性。小分子药物的亮点在于易于合成、生产和保存。中药、中成药成分复杂，往往存在因杂质引起的不良反应，特别需要解决的是明确其中关键有效成分，提高药物的安全性，而这也是中药现代化的主要任务。疫苗的优点在于能够在健康人群中进行大面积预防，缺点是研发周期较长（约1年）导致时间上来不及。作为药物的新兴力量，生物大分子药物由于特异性强、不良反应作用小，在病毒治疗上有非常光明的前景。SARS的历史经验在这次COVID-19的防控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实践证实和国际公认。"遭一蹶者得一便，经一事者长一智"，通过二者相似性的比较研究，今后将有助于防控类似大疫及各种新发传染病（E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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