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代封建王朝中,明朝最為注重監察制度,不但建立了龐大的監察機構——

明朝建立初期，內部政局還未穩定的時候，權力之爭就已經開始充滿腥風血雨，為了維護中央集權統治，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一方面取消宰相制度，另一方面加大對開國元勳的殺戮。實際上，這個是朱元璋鞏固中央政權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通過建立和完善監察制度，以實現大明王朝的長治久安。

監察制度的建立

明朝的監察制度與歷代監察制度有比較大的出入之處，它把監察機構一分為二，設立都察院（前身為御史臺）與六科給事中。如果說都察院是對歷代監察制度的繼承,那麼，六科給事中的設置則是一種發展。就都察院而言，其繼承中也有發展，十三道監察御史的設立，就是對前代監察制度的發展。 都察院御史與六科給事中雖然同為監察官員，但又有很大的不同。 就官階而言，都察院左右都御史為正二品，六科給事中則只是七品官，與都察院屬官十三道監察御史同級； 在機構編制上，都察院僅十三道監察御史就有 110人之多，可謂是龐大的機構。

在職能上 , 二者雖都是監察官員,卻各有其職,都察院

“都御史職專糾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 ; “ 十三道監察御史,主察糾內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凡政事得失 ,軍民利病,皆得直言無避。 有大政,集闕廷預議焉。”六科給事中 ,“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

從它們的職能來看，都察院不但可以彈內，還可以糾外，而六科給事中的主要監察對象就是朝官。

對於御史和給事中，傳統稱呼為“言官” ，也就是我們現在稱為監察官。從兩者的職能來看，無論是六科給事中，還是十三道監察御史，雖都是七品小官，但都有權糾劾一品大員， 對品外小吏更不在話下。 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以小制大，以內製外。 同樣這也是明代監察制度的另一大特點。

監察制度的職能體現

明朝監察制度中的以小制大不僅僅體現在監察百官之外，還體現在監察系統中，正二品的都察院左右都御史,還要接受屬官十三道之一的河南道監察御史的制約監督。監督百官只是監察官的其中一項職能，他們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職能，監督朝政。即監督朝政的所有決策者，也包括皇帝。封駁詔議可以說是監官制約皇權的最大體現。既使是皇帝 的聖旨，監官若認為有誤，也可駁回不予下達。

監察官員對皇權的制約還表現在參加廷議。廷議時，主持者是皇帝，參加者都是朝廷重臣，閣臣是主要參加者。 監官受地位所決定，不可能有表決權，但若認為決策有誤，則有權提出不同意見，並及時予以糾正，較大地發揮了監督制約作用。傳統的監察制度雖然可以監察百官，但卻並未包含皇帝。在明朝，言官們不僅制約著相權，還制約著皇權。

明朝統治者深刻的認識到，統治者並非什麼都懂，什麼都對，關鍵是皇帝犯錯了，要有人敢於指出來，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皇帝的決策不出現失誤，這是鞏固政權的必備條件。

總結歷史的經驗，開國皇帝大多才略超群，能虛心接受百官的建議與批評； 後代子孫多昏庸無能，卻一個個都剛愎自用。所以 ,必須建立一種制度,在皇帝做出錯誤決定時，有人敢於指出來並加以糾正。 這就要求有一套制約皇權的制度，有一支剛正不阿的監官隊伍。

監察制度對皇權的制約

有了嚴謹的監察制度，便產生了以制約皇權相權為己任的言官。朱元璋時期的韓宜可為監察御史 。

“彈劾不避權貴。時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方有寵於帝,嘗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

韓宜可彈劾的當時的開國宰相胡惟庸和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方三人恃寵而驕，仗著皇帝對他們的寵愛不守君臣之禮。我們可以想想看，假如你和別人正在開開心心的聊天的時候，有個人突然跑出來說，你們這樣聊不合規矩，你會不會生氣，更何況是一國的皇帝呢。所以當時韓宜可就被朱元璋丟進大牢，從這我們可以看出明朝言官們的剛直。

不久，朱元璋又將韓宜可釋放，後來，還任命他為陝西按察司僉事。他很清楚 ，用言官制約相權，監督百官，還得用韓宜可這樣的官員。 於是,，在盛怒之下將他下獄，稍作反思又將他釋放。 韓宜可到了陝西按察司任上，仍以制約皇權相權為己任。

明朝初期所創立的制約皇權與相權的監察制度後代得以延續下去，要歸功於歷代剛正不阿、視死如歸的監官。 如武宗在佞臣江彬唆使下，要到關外遊玩。 作為巡關御史的張欽立即上前勸阻。 武宗根本不聽，為了活動方便，侍衛也不帶，只與太監們微服出京，來到昌平。 張欽命守關指揮孫璽緊閉關門，並將關門鑰匙自己保管。 武宗聽說張欽閉關，就召指揮孫璽。 孫璽卻回答: “御史在,臣不敢擅離。”武宗只好召太監劉嵩去請示張欽。張欽手裡拿著皇帝頒發的巡關敕印 ,按劍坐在關門口,說: “敢言開關者,斬。”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明代監察制度賦予監官的權力之大。監察制度對皇權的制約

監察制度對相權的制約

皇權與相權有聯繫又有區別，有時又分不出彼此，皇權至高無上，相權僅居其次。 所以,監官在制約相權上同樣需要有剛正不阿的獻身精神，因彈劾宰相而丟官直至獻出自己生命的監官大有人在。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的是監官與嚴嵩的鬥爭。

嚴嵩“無他才略，唯一意媚上” ,“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鹹指目為奸臣”。 嘉靖時期，朝政為嚴氏父子所把持。凡彈劾嚴嵩的，不是被殺，就是杖責流放。但監官們前赴後繼，交劾不停。“

嚴嵩為明代大奸之首，監官與他的鬥爭也最激烈，最堅決。 沒有一個朝代像世宗朝監官那樣同心協力，不畏一死，共赴國難。 可以說，沒有他們的不停彈劾，也就沒有世宗對嚴氏父子的疏遠，也就沒有鄒應龍的最後成功。

鄒應龍將嚴氏父子貪贓枉法、賣官鬻爵的罪行揭露無遺，同時也展示了一個監官不惜 一死的決心。 鄒應龍的奏章，是一篇討賊檄文。 嚴氏父子垮臺後，嚴嵩被迫返回原籍養老，他的兒子嚴世蕃等人人被關押在監獄，之後被充軍發配邊關。 為了防止嚴氏父子再度被作惡，嘉靖四十三年,御史林潤再次上疏彈劾，最終把嚴氏父子斬首示眾。

在明朝制約皇權、糾正皇帝的錯誤，制約相權、倒閣、彈劾大臣，成了監官們的傳統，以至出現這樣的現象：

如果哪位監官因批評皇帝而受到懲罰，馬上就會名聲大振，成為人們稱頌學習的楷模，若貶官出京，就會有許多京官十里長亭相送，成為他的莫大榮幸； 如果哪位監官因“糾正君身”而受到懲罰， 不但監官群起相救，朝臣也都為之仗義執言，有時迫使皇帝不得不放棄對監官的懲罰。

監察制度對貪贓枉法的制約

懲治貪官汙吏更是監官份內職責。在懲治貪官汙吏上，明朝賦予監官極大的權力。沒 有哪一個朝代像明朝那樣，有一大批懲治貪官汙吏毫不手軟的監官，形成一個群體。如顧佐在永樂朝就任御史,一直到正統朝。 為了方便執法，他上朝從不與百官同坐，人稱“顧獨坐”。在當時有這樣的規定，監官若彈劾貪官，可以穿緋衣上朝。顧佐穿緋衣上朝，對貪髒不法者，當即在皇帝面前糾舉，拿下問罪，有時甚至不管皇帝同意不同意。 所以，大臣們只要看到顧佐穿緋衣上朝，知道必有糾舉，都會戰戰兢兢的。

明代監察制度無論是在制約皇權、相權，還是在抑制打擊宦官和貪官汙吏上，都取得 了很大的成功 ,但同時也有其侷限性,，其對皇權的制約，常常難以達到目的。制度是皇帝制定的，一旦制約有損皇威，就可以不接受，監官們也無可奈何。

小結

儘管如此，權力制約是社會政治制度的一種進步，是解決各權力機關矛盾，保持權力平衡，抑制各種腐敗現象發生的必要措施。也為後世的監察制度的制訂提供了一定的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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