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公元1215年—公元1294年),即元世祖,成吉思汗之孫,拖雷笫四子,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忽必烈於元太祖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公元1215年9月23日),生於漠北。童年時代正是蒙古民族發展壯大、征戰不斷、影響極盛的時期。戰爭的環境薰陶了他度量弘廣、志於偉業的性格。其父拖雷是一個智勇兼備的戰將,在攻金戰爭中屢立功勳。其母唆魯禾帖尼是一位廣交學士、才智出眾、頗有聲望的人。
忽必烈在其祖父、父母的影響下,好習文練武、講求治道,
“思大有為於天下“。
《馬可·波羅遊記》記載其祖父成吉思汗曾在諸子、眾臣面前誇獎他出言謹慎,
“將有一日據吾寶座,使汝輩將來獲見一種命運,燦爛有如我在生之時。”
的確,在忽必烈一生中,尤其在當政的三十五年間(公元1260——1294年),改革弊政,統一全國,平定諸王之亂,加強中央集權,獎勵農桑,開發航運,為促使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和推動我國農業、交通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成為我國曆史上有作為的封建帝王之一。
忽必烈既是一位明智的封建帝王,又是一位傑出的軍事統帥。他那卓越的軍事思想對後來兵家有很大影響,尤其是遠程奔襲、出奇制勝、水陸並用、前後夾擊等戰法更為後人所樂道。
一、廣釆眾議,集中群僚智慧。
忽必烈很重視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集眾議而後行。每次軍事行動以前,他都召集部將一起研究,讓大家充分發表見解,然後綜合正確的建策,提出行動方略。在進攻南宋時,正由於他重視釆納劉整、姚樞、阿里海牙、阿術等人的意見,總結以前的經驗教訓,故能正確及時地改變前人戰略,選定襄、樊為攻宋的突破口,迅速打開滅亡南宋的大門。
另外,他對於部屬提出的不同意見,能加以冷靜考慮,以部將的正確意見來修正自己原先的決定。1275年夏,伯顏接到忽必烈暫停進軍的命令,提出不同看法,要求乘勝南進。忽必烈沒有以權自張,固執己見,而是及時地改變了決定,表現了軍事家寬宏大度的胸懷。
後來的事實證明,經過幾年南征鍛鍊的元軍已適應了南方地區的作戰,乘勝南下是正確的。
二、善於揮軍遠程奔襲,正確處理兩線作戰。
善於奔襲乃是蒙古軍長期征戰的一大特點,忽必烈卓越的軍事才能之一就是能充分利用和發揚蒙古軍隊的這種特長。鑑於蒙古軍正面進攻南宋受挫的情況,他向蒙哥汗提議,釆取大迂迴方略進軍雲南。他親自率軍穿過荒無人煙的川西草原,跨越天候惡劣的崇山河谷,如天兵而降,突然出現在大理城下,一舉攻下地勢險要的大理國都,創造了我國古代戰爭史上的奇蹟。
孫子說過,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可以說,忽必烈常以此戰法奪取戰役的勝利。1287年平定叛王乃顏的軍事行動就充分體現了忽必烈具有揮軍自如、出奇制勝的高超軍事才能。另外,忽必烈還能沉著地對付兩線作戰。在其即位以後,多次出現南北同時需要用兵的危局。面對這種危局,他總是以部分兵力牽制一面,集中大部兵力先解決主要方面,然後回師聚殲次要方面敵人,始終把握戰爭的主動權。
三、重實施招撫政策,以分化、攻心為上。
歷史上有作為的軍事將領,多重視實施招撫政策。作為出身於北方遊牧部族長期生活在“武功迭興”的社會環境中的忽必烈,能跟上形勢的發展,改變其祖、父、諸兄的屠掠政策,強調以攻心為上,實是他在軍事方略上旳重大進步。早在治理漠南漢地時,他就嚴禁妄殺,《牧庵集》載：
“去汙以清政”
得到當地民眾的擁護。
攻宋戰爭的實踐使他進一步明確了推行招撫政策的重要,《元朝名臣事略》記載他
“每有徵戰,必諭以不殺”。
當丞相伯顏受命統軍從襄陽出發攻宋時,《元史·伯顏傳》記載忽必烈特地囑咐說:
“昔曹彬以不嗜殺平江南,汝其體朕心,為吾曹彬也”。
正由於他採取了這一正確的寬待俘虜政策,投誠者接踵而至,連很有影響的南宋將領劉整、呂文煥等人也倒戈降元,併為忽必烈出謀劃策,衝鋒陷陣。正由於他始終注重實施攻心為上、分化瓦解的策略、故能置阿望不哥、海都、乃顏等叛王於孤立無援的境地,然後逐個破之。
四、重視吸收先進技術,增強部隊戰鬥力。
忽必烈在長期的戰爭實踐中,懂得了運用先進技術的重要性,尤其對於能提高部隊戰鬥力的先進技術,更能及時吸收。為攻襄陽,他遣使去西域請來工匠製造回回炮、並親自監督試炮後送至襄陽前線。他聽到南宋降將劉整提議應提高元軍水戰能力、奪南宋之長時,當即下詔,建立水師,造船練兵,改變了元軍不善水戰的狀況。
實際上,忽必烈自即汗位起就很重視接納能工巧匠,吸收先進技術。《元史·世祖紀一》記載1260年4月,他就曾
“遣帖木兒、李舜欽等行部,考課各路諸色工匠”,
選用有能力的技術人員。後來,隨著經濟、軍事發展的需要,他又多次徵調工匠到中都制炮造船。忽必烈對於具有技能之人,不分國籍宗教,不論地位高低,均加重用、庇護。從而不僅集中了大量的國內能工巧匠,而且錄用了不少外國人員，正是人才濟濟,促進了軍事形勢的進展,也推動了經濟、交通的發展。
五、軍紀嚴峻,賞罰分明。
嚴峻的紀律乃是歷代凡有戰鬥力的軍隊的共同特點之一,而作為統率軍隊的將領對部屬能做到賞罰分明又是確保軍隊養成嚴格紀律的重要因素。忽必烈在這方面也常為後來兵家所稱頌他一貫強調軍隊的紀律,早在治理漠南漢地時,就對軍隊進行了整頓,使軍紀肅然。1252年他率軍遠程奔襲大理時,環境如此困難,地形如此複雜,如果沒有嚴峻的紀律作保證,要獲得勝利是不可能的。他在每戰取勝後均進行犒賞,就是對來降人員或罪犯也同樣是有功者賞之。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為增加襄樊前線的兵力,忽必烈開契丹諸獄,將罪犯遣去攻宋，規定“有功者賞”。後來,這些“罪犯”有的在滅宋戰爭中衝鋒陷陣,成了揮軍數萬的戰將。而對於違反軍令者該罷的罷,該斬的斬,毫不姑息。當然,也不是妄加處罰,《元史·世祖紀一》記載他曾下令,
“軍中犯法,不得擅自誅戮,罪輕斷遣,重者聞奏。”
由於他對軍隊將士賞罰分明,故元軍紀律嚴峻,士氣高昂,取得了一個接一個的勝利。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公元1294年2月18日),忽必烈病逝於大都(今北京)紫檀殿,終年八十歲。同年五月,被其孫成宗鐵穆耳尊為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
綜觀忽必烈的一生,他在我國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是不可忽視的。然而,所謂“思大有為於天下”,只不過是為了建立、維護其統治權益而已。特別是他統一全國以後,不顧國內財政緊缺、民眾思安的現實,繼續興師動眾,多次向鄰國發動進攻,多遭失敗,勞民傷財。為了應付對外戰爭,他重用阿合馬、桑哥等“斂財”之臣,強徵暴斂,更激起民眾強烈反抗。
如何評價忽必烈這樣一位歷史人物,史學界各有所見。忽必烈一生的功應大於過,他仍不愧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一位傑出的歷史人物。尤其他那在戎馬生涯阿忠形成的卓越的用兵之道，豐富了我國光輝的軍事史。
閱讀更多 路之意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