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 中國大寧


《一物》是源流運動認真策劃的小項目。在這裡,每位作者將以自身的學識和感受,勾勒一件有生命的文物。美成在久,巾短情長,請和我們翻閱《一物》,感受歷史的溫度。


西漢·“中國大寧”鎏金銅鏡

出土地點:湖南省長沙市伍家嶺

墓葬年代:西漢後期

保存地點:中國國家博物館


一物 中國大寧

▲“中國大寧”鎏金銅鏡

直徑18.7cm,厚0.25cm,緣部厚0.6cm


一件古代日用器僅有使用功能嗎?漢代銅鏡的回答方式極其巧妙。


鏡子原本的作用是照形。藉助於光的反射,平滑的鏡面能映照使用者的形貌,達到自我觀看的目的,因此被視為古代銅鏡的正面。(圖1)在它們的背面,除了輔助照形的結構外,通常飾有浮雕圖像。這些圖像成為人們日常觀看的另一種對象。西漢時,中國人沿用已久的銅鏡發生著形式上的嬗變,裝飾紋樣別開境界,文字也不時被措置其間。銘文與紋飾一同製作,構成了圖像的整體。它們如同器物訴說的話語,使我們聽到了銅鏡被賦予的複雜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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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武氏祠前石室的對鏡圖像,拓本。東漢時期的武氏祠多處表現了女性手持銅鏡的場景,畫中鏡鈕均繫有巾帶。


認識銅鏡,在翻轉之間。今人更多地留心鏡背。


湖南長沙自戰國以來即富產佳鏡。1951年秋至1952年春,長沙北郊的考古工作並不起眼,發掘中獲得的一面鎏金銅鏡卻登上歷史的前臺。(圖2)銅鏡出自西漢後期一座規格居墓群上等的墓葬,主人應生活於長沙國或新莽時的填蠻郡,姓名不詳。今天看來,在數量巨豐的漢鏡中,這面鏡子製作精良,但採用的是當時流行的圖像格套,內容和風格本不足以稱奇。其之所以贏得世人矚目,緣於銘文中不同一般的“中國大寧”四字。(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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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中國國家博物館2017年“秦漢文明”展的“中國大寧”銅鏡(攝影:肖靈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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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中國大寧”銅鏡銘文局部。無獨有偶,廣西的一面東漢銅鏡上也曾寫出“中國大寧”。


我們的觀察不妨從銘文開始。該鏡銘文佈於外圈,篆體陽鑄,順時針排列,鄰字上下相接,共計52字:

聖人之作鏡兮,取氣於五行。

生於道康兮,鹹有文章。

光象日月,其質清剛。

以視玉容兮,闢去不祥。

中國大寧,子孫益昌。

黃裳元吉,有紀綱。

漢代銅鏡的銘文多作吉語,頗具模式化特點。這段話稍顯特色,恰恰概括了當時人造鏡的普遍思維,容納了關於銅鏡多重功能的解釋。光亮、堅硬的鏡子非但可以“視玉容”,而且能夠“闢去不祥”。何謂“闢去不祥”,後文提到,不僅是使用者家庭美好,還包括“中國大寧”,乃至萬物合序“有紀綱”。面對這等寶器,即便死亡也不能令主人割捨愛戀。


類似的祝福我們時常能從漢鏡上找到,引人注意的是“中國”的用法。


與西周何尊銘文裡的“宅茲中國”不同,這裡的“中國”指漢帝國,地域已不侷限在洛陽或狹義的中原。《史記》《漢書》皆有“中國一統”的說法,長沙雖遠居南土,當然也屬於中國。另外,武漢博物館收藏的一面東漢銅鏡寫有“青蓋作鏡四夷服,多賀中國人民富,雲雨時節五穀熟。”(圖4)這段話猶如“中國大寧”的擴寫,強調製鏡與天下以及百姓吉利之間的聯繫,其“中國人民”在類似的鏡銘裡一般寫作“國家人民”。“中國”“國家”等概念的趨同,緣於漢代長期穩定,四海人心空前聚攏。正因為如此,在漢鏡流佈的同時,它們所承載的共同夢想也行之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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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東漢·“中國人民”銅鏡,武漢博物館藏。


那麼,銅鏡又何以具備超出實用性範疇的魔力呢?


據“中國大寧”銅鏡的銘文,賦予其超自然力量的是來自“五行”的“氣”。至此,我們將目光向鏡子的中心移動。不難發現,陰陽五行觀念以具象的方式反映在圖像裡。紋飾位於銘文帶內側,以博局紋作為主體框架。博局即博戲之局,原本有內外兩重方框,這裡為適合鏡子的形狀而作內方外圓的格局。中心的鏡鈕呈半球狀,原本指示四方的鈕座花瓣為了配合方框而轉向四隅。方框外側的一圈圓軌不見於真實博局,但串聯了博局紋的四個圓點,較為醒目。其他圖案都以繁密的陽鑄細線構成,將十多個神靈和雲氣巧妙地穿插於以上圖案的空隙。有的神靈相貌十分怪異,例如,靠近鏡鈕的異獸身體就呈綿長的雲氣形。仔細端詳之下,青龍、朱雀、玄武、白虎皆備。(圖5)這四個神常見於漢鏡,銘文也屢有提及,代表五行理論下的四方、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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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中國大寧”銅鏡的四神。該鏡沒有將四神與博局的方位建立嚴格的對應。青龍與持靈草的羽人相對,形態近螭。白虎的頭頂似有角。


就銅鏡紋飾的整體而言,由象徵天地的式盤產生的博局紋也呈現了陰陽循環。

(圖6)正如尹灣漢墓鏡銘所言,“刻治六博中兼方”,“應隨四時合五行”。除了曲道代表的四維八荒,博局中心的圓鈕還寓意天地之中。它們一起組成生生不息的世界。在西漢後期到東漢前期的銅鏡紋飾裡,博局和四神的組合自成一格,今人一般稱為四神博局紋或四靈博局紋。漢代人普遍相信陰陽五行是萬物法則,順之則昌,因此與之相應的圖像當然也非俗物。四神博局紋絕不單純是審美或遊戲的工具,而是足以祈求吉祥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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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a 西漢·馬王堆三號墓漆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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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b 馬王堆三號墓博局結構。博局上“T”“L”“V”形的十二個曲道是棋子行走的軌道,以“方”為中心,構成了特定的路線。


同一時期,類似的視覺模式不僅見於器物,還反映在建築上。

西漢末年,都城長安南郊出現過一組平面略呈正方形的殿堂,有的環以圓形壕溝,顯示出強烈的形式寓意。在四面諸門,還配以帶有四神圖案的瓦當。(圖7)這些建築包含國家施行典禮和祭祀的建築——明堂和辟雍,與國計民生關係密切。有趣的是,一些四神博局紋鏡的銘文也曾提到“新興辟雍建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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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西安大土門禮制建築復原平面圖


明堂、辟雍由中央朝廷建造,銅鏡由誰設計?


前述銘文提到銅鏡的設計者為“聖人”、“青蓋”。“青蓋”代稱皇帝,因鏡銘用字常有通假,常見的“青羊”或與之相通。此外,新莽之後以“尚方作鏡”起首的銘文也很流行。尚方,屬宮廷匠作。由此推斷,某些銅鏡圖像的基本結構很可能首創於朝廷,經過廣泛傳播,漸成各地區沿用和效仿的範式。強調陰陽調和、天人感應的四神博局紋發端於帝國意志,契合於民眾心聲,即其中典型的一種。在漢代人手中,無形的理想以圖、文雙重形式顯現,融匯為會說話的圖像。


銅鏡的圖像固然誘人,最後,我們仍不應忘記它的正面。在以銅鏡照形的時代,假如離開了原始功能,鏡背的圖像有可能隨即失去觀者。


“中國大寧”銅鏡的銘文中,“光象日月,其質清剛”描述的恰是一面佳鏡的基本品質。在漢代的昭明鏡上,有相近的表述:“納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

誇張的文辭並非虛妄,而是往往與漢鏡令人驚豔的工藝和屬性相匹配,構築起天道與人力間的第一道橋樑。昭明鏡西漢中期就已流傳,銘文常借物寄情,以明鏡自比,訴說相思。在“中國大寧”的字裡行間,語氣變繾綣為避祛不祥的激昂。人們對鏡子優良性能的炫耀,似乎和對鏡子靈力的自信聯繫在一起。藏道於器,一面銅鏡折射了宇宙和國家,更反映了億萬人不同而又相似的心境。


歲月推移,鏡面鏽蝕,歷史塵封了古代銅鏡的日用功能和哲學內涵,但辟邪迎祥的美好願望仍溫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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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中國大寧”銅鏡細部(圖片由古貓授權使用)



明月掌上寒,團團復皎皎。鏡子真是個神奇的東西。人覽鏡為了自顧,可看著鏡中老翁,又憶起舊朱顏來,生出年華流逝的感嘆。扣下鏡面不再去看,它卻用背面示以四方、天下,替遠人訴說“見日之光,長毋相忘”,此中盡是時空的羈絆。


四千年前齊家文化的銅鏡背面便飾有七角星紋,大概聖人觀象制器,以圓鏡“光象日月”早有深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古往今來芸芸眾生都以鏡借日月光自照,而個體與眾生、自我與天下、時空的諸多節點便因此聯結在了一起。這大概就是鏡子的魔力吧。


附錄·光象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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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鏡架,上海博物館藏。鏡架飾有鎏金銅質雙龍首和方花紋,光彩熠熠。戰國時,為了方便使用,銅背常有用於懸掛的環扣。漢以後,銅鏡常配鏡架,圓形的鏡子可以放置在弧形的槽內。西漢海昏侯劉賀墓中,大型的方形銅鏡被固定在漆木器製作的鏡框內,鏡框背面繪有神靈、孔子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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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描金四神博局紋鏡。漢代日用銅器多以金為飾,銅鏡亦然。明亮的金色與繁密的圖案相得益彰,形成與正面迥異的趣味。千石唯司收藏的這面鏡子,四神的繪製頗為精細。博局鏡中神靈的佈局常有方位關係。有趣的是,此鏡四神次序與一般圖式相反,從正面對鏡時,“看不見”的圖像恰符合正常的空間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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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貼金雲氣紋鏡。朱漆和金片保存較好,紋飾以雲氣佔據多半畫面,顯示出人們對鏡背視覺性的特別關注。雲中鳥獸仙人徜徉,若隱若現。同時期的漆器上雲氣紋很多,一般代表仙境或天宇。而漢鏡則有“上大(太)山,見神人”,“尚方作鏡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之語。


作者

王磊(揚州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 講師)


參考文獻及圖錄(可上下滑動查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長沙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7年。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第16卷 銅鏡》,文物出版社,1998年。

傅舉有:《論秦漢時期的博具、博戲兼及博局紋鏡》,《考古學報》1986年第1期。

李零:《入山與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

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王煜:《象天法地:先秦至漢晉銅鏡圖像寓意概說》,《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圖片來源(可上下滑動查看)

圖1 傅惜華、陳志農編:《山東漢畫像石彙編》,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年。

圖4 武漢博物館:《古鏡涵容:武漢博物館藏銅鏡》,文物出版社,2019年。)

圖6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

圖7 王世仁:《漢長安城南郊禮制建築(大土門村遺址)原狀的推測》,《考古》196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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