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史千蕙
01
位於杭州的某大廠員工陳江已經復工兩週了。兩週以來的每一天，陳江和同事們可以免費得到兩個產自韓國的KF94口罩。他查了價格，在網上，這樣的口罩一個要賣34元。他跟同事開玩笑說，現在即使啥都不做，每天也能賺34元——因為他只用一個口罩，另一個存起來。口罩急缺，他不敢奢侈。
每天要戴著口罩在室內坐8個小時，悶。但也不能輕易解開，每隔一小時，陳江公司的物業會上樓檢查一次大家的口罩佩戴情況。他會趁著出去抽菸的功夫，悄悄透會兒氣。現在連快樂的摸魚時光也不得不壓縮了，在吸菸區，新掛了一塊明顯的告示牌，建議大家“放鬆時刻也要注意安全”，不能聚集，不能交談，默默抽完了就趕緊戴上口罩走人。
吳佩是安徽一家國企的財務，她每天能領一個口罩。復工第一天下午4點左右，因為戴了一整天口罩，她突然感覺呼吸困難。但即使如此，她也沒敢摘下來。由於工作性質的原因，她的辦公室裡總會進進出出很多人，放肆地大喘氣兒，是一件冒險的事。
在北京一家房地產企業做運營的鄭琦，每天可以領至少一個藍色醫用一次性口罩。其實，口罩就放在進門處的盒子裡，如果臉皮厚，拿一沓都行。鄭琦現在的口罩庫存，有一部分來自於公司的發放，另一部分來自朋友的接濟。
袁泉所在的媒體公司發綁帶型口罩，每天一個——需要對著教學視頻，專門騰出時間來學習如何穿戴的那種。袁泉形容，戴上就跟小龍女一樣，“腦袋邊上飄著白繩”。她也把公司發的口罩存起來，然後用自己的。
2月11日，國務院發佈了一則規定：企業復工要為職工配發口罩等防護用品。但落地到實踐的過程中，這項規定並不能百分百被執行。
南京的齊敏在一家留學中介工作。復工前，公司答應每天都會給員工發口罩。允諾只持續了一天，到了2月25日，復工第二天，人事告訴他們，口罩沒有了。
公司接下來的一系列操作，更讓他們摸不著頭腦：員工拿不到應該發的口罩，但口罩可以單個賣給有需要的員工，3.5元一個。並且，每個前來諮詢的學生，都可以免費得到5個口罩——這甚至被寫進了招生的宣傳文案裡。
齊敏和她的同事們閒聊，如果口罩真的沒有了，那怎麼辦？他們開玩笑說，哺乳期的同事可以把防溢乳墊用起來，還可以多囤一點尿不溼，大不了就把尿不溼圍在頭上出門，反正，現在買尿不溼比買口罩容易多了。
圖 / 視覺中國
02
搞定了口罩，僅僅是能夠復工的必要條件。要想回去上班，還必須突破重重關卡。
朱迪的工作單位在北京市朝陽區的中心地帶。復工第一天，身份證上的武漢戶籍差點讓她連樓都上不去。然而事實上，她甚至都沒有在湖北的家裡過年。
陳江所在的杭州推行“健康碼”，只要有綠色的二維碼，就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他發現，進入健康碼得點好幾次，且公交車司機們大多憑肉眼識碼，只要是綠色的，就可以上車。陳江有熟人會把綠碼截圖，保存在相冊裡，然後出示給司機看——他們同樣順利地上車了。
和陳江相比，袁泉的上班路顯得更艱難險阻一些。她住得離公司遠，在以前，她有時候坐地鐵，有時候打車。復工以來，為了防止在地鐵上交叉感染，她基本每次都打車去公司。路況好的時候，一趟要70元，如果堵車，單程要100塊出頭。除了路費高，出租車還不好打。週一上班的時候，袁泉在小區門口等了一個小時才叫到一輛車。
吳佩對於復工本身沒意見，許多財務軟件只有公司的電腦上才有，並且由於相關單位大多沒有開工，實際工作量和以前相比減少了一半。讓她頭大的是，現在上班實在是太麻煩了，而她又是個怕麻煩的人。
她所在的小區實行封閉制管理，每家每週可以有三次機會，出去一個人，負責採買生活用品。如果是必須回去復工，則得用紅頭文件換一張貼在車上的通行證，才能暢通無阻。偶爾，吳佩的媽媽也坐車出門買菜，人數超標，就要被攔下問話。
對於大多數復工的人來說，腦門兒上先來一槍額溫槍，意味著一天的工作正式開始。
上班族們一天的工作，從量體溫開始。圖 / 視覺中國
電梯被黑黃相間的寬膠帶劃分了區域，大一些的電梯分成九宮格，小一點的分成四宮格。袁泉所在的公司電梯按鈕，用保鮮膜包裹了起來，就像以前人家裡喜歡用保鮮膜包住遙控器一樣。這還不夠，電梯壁上還掛了紙巾，要用紙包住手，再按按鈕。
空氣裡消毒水的味道，即使戴著口罩也可以清晰地聞到。儘管一層層的防疫設施已經嚴格到不方便的程度，一些人還是會擔心。
吳佩每天在門口量完體溫後，需要自己在表格上登記。桌子上擺了兩個盒子，左邊的盒子是消毒完畢的筆，簽完字後，就把筆放進右邊的盒子裡，等待著統一消毒。但她仍覺得不放心，從復工的那一天開始，她多了個隨身帶筆的習慣。
在電梯裡放置一包紙巾，是疫情期間避免直接接觸電梯按鈕的常見做法。圖 / 網絡
袁泉為復工做好了萬全準備。她給自己劃定了小小區域，胳膊和腳都不能伸出安全範圍。她還帶了一盒一次性乳膠手套和酒精噴霧，放在公司。喝水必須摘下口罩，她就到窗戶邊再喝。敞開的杯子也不安全了，她就從家裡翻箱倒櫃找到一個帶蓋的保溫杯，而在此之前，她從來不用保溫杯喝水。
只要離開工位，她就會往自己的腳底噴酒精消毒，手套則在上廁所的時候戴上。有一次，她去上廁所時發現上一個用廁所的人忘了衝，一瞬間，“氣溶膠”“糞口傳播”一類的詞語就在腦海中出現，像拉響了警報一樣。她憋著氣不敢喘，匆忙逃竄出去。
等到復工的第二週，這些麻煩事兒就消失了，因為她對此感到疲勞了，“愛誰誰吧”。她所在的部門從第二週開始實行輪班制，大多數時候，辦公室裡只有她一個人。屬於她的“安全範圍”越來越大，酒精噴霧越來越少用，再碰到忘記衝馬桶的同事，她竟然多了一絲理解：想必也是忙著擦手消毒，忘記衝了。淡定地衝完馬桶，回到工位上，晚點再去就是了。
03
一些隱形的變化正在熟悉的環境裡發生。
袁泉發現，她花在吃上的開銷比以前更多了。由於在家隔離期間吃了太多頓半成品的家常菜，在回到位於CBD地區的辦公室後，她開始對“複雜的外賣”展開了報復性消費，比如澆汁意麵，手打牛肉做的漢堡，班尼迪克蛋。她算了算，復工以來，恩格爾係數大幅提高，“這一天天的，感覺上班好賠錢。”
陳江所在的大廠，原本以食堂的種類豐富而引人羨慕，而現在，連黃燜雞都限量150份供應。每天中午，他都能收到公司內部系統的用餐提醒，上面告訴他今天的用餐時間是幾點幾分，並且可以選哪一種搭配的盒飯。
為了防止在就餐期間出現感染，食堂重新安排了座位。桌子和桌子間相隔兩米，每張桌子上只能有一個人吃飯，就像考試一樣。公司鼓勵大家把飯帶回工位上吃，因為那樣更安全，或者從家裡帶便當，然後用公司的微波爐加熱。陳江注意到，復工以來，他所在的那層樓新增了7臺微波爐。
陳江公司的食堂，明確提示員工用餐時“與他人保持適當距離”。圖 / 受訪者供圖
和陳江一樣，鄭琦公司的食堂原本是自助餐，現在也改成了配送盒飯。可選擇的範圍從滿滿一桌，縮小到一次性塑料盒裡分出的餐格。
原先，鄭琦會在下班後參加公司的瑜伽課，然後再回家。現在，這項活動也被取消了。同樣取消的還有嚴格的打卡制度。在以前，必須上午9點到公司打卡，超過每個月能夠寬限的遲到次數，就要扣錢。現在，哪怕超過10點才去公司，也沒關係了。
和袁泉一樣，鄭琦所在的公司也施行輪班制。她一週去公司一兩次，具體周幾去上班，則是由同事安排好，提前一週告知她。
即使去了公司，她也是一個人面對著電腦工作，也見不到同事們。如果要開會，也依然是開線上電話會。鄭琦揣測，要求員工回公司上班，可能是出於工作效率的考慮，然而，她覺得自己在家和在公司的效率差不多高，如果要算上被重重防疫關卡磨損的耐心，可能在家效率還更高一些。
即使坐在同一個辦公室裡，大家也儘量不說話。陳江和他的直屬領導只隔著三個工位，在往常，由於領導看消息不那麼及時，有急事的時候他會直接到領導旁邊當面說。現在，領導回覆消息依然不那麼及時，在這種時候，他選擇給領導打個電話。
他所在的組一共20個人，有幾個同事雖然回到了杭州，但還處在14天隔離觀察期，於是，需要開會的時候，大家坐在工位上，打開自己的辦公軟件，然後戴著口罩打語音電話。
他們都發現，已經很久沒有和同事們一起點奶茶了。陳江和同組的夥伴們在復工後拼過一次，去園區門口拿回外賣後，還要再經歷一次測溫、登記、消毒、洗手，後來，他們沒有再點了。
陳江還發現自己多了個臉盲的毛病，以前他不是這樣的。有時在電梯裡碰到一起合作過的同事，倆人一人站在九宮格的一個角里，同事和他打招呼，陳江單憑上半張臉認不出來那是誰，只能跟著回一句“好久不見”。
一切都被包裹起來了，人們的下半張臉，電梯裡的按鈕，專車司機的座位。熟悉的世界被包上了一層隔膜，變得陌生而異樣。一天下班後，袁泉坐在出租車裡，外面下起了雨，窗戶上的水滴反射著北京傍晚的夜空，即使是晚高峰時期，也沒有往日的車水馬龍。在以前，袁泉最喜歡這種“雨在窗外，我在車裡”的感覺了，但現在，她開始想，雨滴裡和泥巴里，會不會有病毒呢？
▲ 圖 /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劇照
（應訪談對象要求，文中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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