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1900年生於浙江江浦（今屬蘭溪）。自三十年代以來一直活躍在文壇、報壇和大學講壇；抗戰期間又奔赴前線成了戰地記者，五十年代到香港，仍在報壇筆耕，寫下了大量文史著作。曹聚仁一生中還做了一件特殊的事情，那就是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擔當起了臺海兩岸的“密使”，為國家統一奔走。這使他從在世時起，就被友人稱作是“謎一樣的人物”。
“現在可以說了”
曹聚仁的子女曹雷和曹景行都認為，因為父親從事的“密使”工作極端保密，加上文革中家裡被抄走“堆滿一床”的父親寫來的家信，因此此事沒有留下什麼文字證據。
曹雷說：“大陸和海外的報紙、雜誌上發表過數以百計的文章，流傳著不同版本的說法，其中有些確實做了認真的探究，發掘出了可靠的重要資料，有些卻是傳聞，更有些夾雜‘合理想象’，甚至胡編亂造，像寫小說一樣。以至使這個‘謎’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後弄得更加混亂不清。”
曾擔任過蔣經國機要秘書的焦仁和告訴曹景行，蔣經國是片字不留的人。北京雖存有大量材料，包括談話記錄和曹聚仁的信件，但這段歷史一直沒有“解密”，材料也被深鎖在中央檔案館裡。作為曹聚仁的子女，“雖然在這方面知道一些外界不瞭解的情況，但畢竟不是當事人，不能不負責任地發表一些未經查實的東西。”
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情況有了一些變化。
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兼總理辦公室主任的童小鵬，1996年1月發表了回憶周恩來的著作《風雨四十年》（第二部），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此書完稿後，原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等參與審稿。童小鵬在書中披露“1956年7月，周恩來同香港記者曹聚仁談話，講到國共兩黨可以第三次合作”，以及1958年“8月的一天毛澤東接見了香港來大陸瞭解情況的記者曹聚仁，並談了話。關於炮擊金門行動讓曹轉告臺灣”。
接著，上、中、下三卷的《周恩來年譜》也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這部《年譜》資料豐富，涉及許多過去被視為高度機密的事情。在1956年和1958、1959年紀事中，就有11天的條目下出現過曹聚仁的名字。
這些讓曹景行“吃了一驚”的內容，也使曹氏姐弟感到，“現在可以說點什麼了。”
與蔣經國結交
曹聚仁成為國共“密使”，首先是臺灣方面“點將”，選擇曹聚仁，是因為他與蔣經國在贛南時就結為了至交。
曹雷告訴記者，1940年因她的出生，曹聚仁夫婦便選擇在贛南安家。一是作為戰地記者的曹仍可以在東南戰區採訪，二是蔣經國當時在那裡推行“新政”，政治空氣似乎清新一些。曹一到那裡，蔣便上門拜訪，並以“老師”相稱。
早在1938年，曹聚仁就曾採訪過蔣經國，發現這位28歲的蔣家公子坦率真誠，作風平民，毫無新貴派頭。在題為《一個政治新人》的訪問記裡，曹寫到了蔣經國給他的印象：“他和勞苦民眾相接近並非矯情而為之的……他有光、有火、有力……”隨後，蔣經國的《正氣日報》創刊。他邀請曹聚仁主持該報。曹聚仁欣然答應。從此，兩人過從甚密，時常一起切磋時局，談論政見。這段時間，曹聚仁在贛南處於“客卿”地位，蔣經國待之亦師亦友，還曾說：“知我者，曹公也。”
但他始終沒成為蔣經國“圈子” 裡的人。當他發現這份報紙已捲入國民黨內的派系之爭後，就決然辭去該報總編等一切職務，告別蔣經國，但仍與之保持聯繫。
1945年，曹聚仁在上海的大學任教，同時任《前線日報》編輯。他回憶與蔣經國的多年交往，著手寫《蔣經國論》。時年蔣氏不過三十多歲。五十年代他在香港，又將此書改寫了一版。
“九十年代臺北的‘一橋出版社’將此書的前後兩版合一出版。曹聚仁的著作才算終於在臺灣出版。之前，他的作品，包括《蔣經國論》，在臺灣均被列為禁書。”
北京準備好了
1950年，曹聚仁離開了大陸，他想在國共夾縫之間，尋找一個可容許他這個“自由主義者”存身的地方，於是選擇了香港，此行曹聚仁專門請教了他的恩師和引路人邵力子。邵在國共兩黨中都有廣泛的人脈，五十年代和張治中、屈武等為兩岸和談出力。所以在曹景行眼中，“父親最終扮演這個角色順理成章。”
1956年，美國《時代週刊》的一則報道使世人注意到曹聚仁這個名字。報道中透露：“幾個月來，有關國民黨與紅色中國即將進行和談的傳言傳遍了遠東地區。……在香港，傳聞集中在一個叫曹聚仁的中國記者身上，……曹相信，臺灣獨立沒有前途，對所有中國人來說，最好的事就是能通過與共產黨談判解決問題。……”
香港《真報》立即跟上，此後，關於“國共和談曹聚仁牽涉在內”之類的消息在海外許多報紙上成了新聞熱點。
儘管臺北官方矢口否認兩岸間有過任何秘密接觸，但曹聚仁的妻子鄧珂雲去世前告訴自己的子女，兩岸建立聯繫，最初是臺北方面派人到香港找曹聚仁。在她留下的紅色封面的筆記本中寫道：“曹聚仁寫信給北京高層，由她親自轉至邵力子，再經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交到周恩來手上。”
1955年4月，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首次提出“我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用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
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臺灣那裡還有一堆人，他們如果是站在愛國主義立場，如果願意來，不管個別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體的也好，我們都要歡迎他們，為我們的共同目標奮鬥。”
之後，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政協會議上正式宣佈對臺方針、政策，並呼籲“和平解放臺灣”。
4月，毛澤東又提出“和為貴”、“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
至此，北京的對臺新政策成型。只等曹聚仁束裝就道去北京。
就在曹從香港啟程赴京的前3天，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發言：“我們願意同臺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並且希望臺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它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
第一次見周恩來
在曹景行的記憶裡，那是一個不太悶熱的下午。1957年7月13日，他九歲。他的父親曹聚仁作為《南洋商報》特派員的身份，在頤和園受到了周恩來的接見。“那之前邵力子夫婦則陪著我和母親在園中游玩。邵夫人送我們回賓館時，邵老則去參加會見。”
無論是曹聚仁的《北行小語》，還是鄧珂雲的筆記，那天的情景都歷歷在目。
曹聚仁隨周恩來、陳毅盪舟昆明湖。直到夕陽下山，遊客漸散，才上岸進入聽鸝館吃晚飯。
席間談論的內容，曹聚仁寫了題為《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的文章，發表在新加坡《南洋商報》上。這被視為北京第一次公開向海峽對岸發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呼籲：“曹聚仁問到‘和平解放’的票面票裡的實際價值。周恩來說：‘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合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戰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臺灣是內政問題，愛國一家，為什麼不可以來合作建設呢？我們對臺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它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氏接著問到海外華僑對於和平解放臺灣的看法。記者也就說到，由於國共間的政治矛盾，增加了華僑間的精神負累，這一矛盾能消解，當然是國人之福。”
這一次，作為“閒談”，曹聚仁認為尤其重要，“老老實實的把胸中要說的話說了出來。”直到午夜才告辭歸城。
7月29日，也就是曹聚仁離開北京之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和平解放臺灣工作的指示》：“目前對和平解放臺灣的工作，應採取多方影響、積極並耐心爭取的方針，工作重點應放在爭取臺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這就是通過各種線索，採取多樣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臺灣高級軍政官員，以便臺灣將來整個歸還祖國。”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兩岸高層間秘密溝通，曹聚仁頻頻往返。
1956年10月3日下午，北京舉行歡迎印尼總統蘇加諾的大會，出席的中共高層人物中不見毛澤東—他在中南海的居仁堂等著曹聚仁。那天毛澤東談了些什麼，曹聚仁沒有文字記載公開發表，他只有這樣一段話：“……毛氏已經冷靜下來，準備和自己的政敵握手，這是中國歷史又一重大的轉變呢！”
四天之後，由邵力子、張治中等人陪同，曹聚仁又有了和周恩來的會面。這次談話內容在《周恩來年譜》中記錄得很詳細：周恩來回答了曹聚仁詢問如果臺灣迴歸後，將如何安排蔣介石等問題。周說：“蔣介石當然不要做地方長官，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臺灣還是他們管。”關於陳誠和蔣經國也都有提及，周恩來表示，陳誠如願到中央，職位不在傅作義之下。
搶先報道金門炮戰
1957年夏天，大規模的“反右運動”開始了。即便如此，曹聚仁在1957年中仍兩次回過大陸。一次是4月到北京。他與毛澤東又有一次交談的機會。就在這次宴會上，毛澤東首次明確提出“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
針對大陸熱火朝天的反右運動，曹聚仁在給“臺座”（指臺灣蔣家父子）的信中轉告周恩來的話，“千萬勿因為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意志動搖，改變了原定的計劃。”，“臺座”有何反應，沒有資料證明。但1956年兩岸開始接觸時的氣氛，到1957年下半年似乎已經起了變化。外有“波匈事件”，內有“反右運動”，兩岸間的第一次和談機會稍縱即逝。
1958年夏天，臺灣海峽局勢突然緊張起來。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開會，毛澤東對炮擊金、馬最後拍板。第二天，毛澤東又致信國防部長彭德懷部署戰事，並定下“直接對蔣，間接對美”的方針。
這年夏天，美國介入黎巴嫩戰事，機會來了。
8月22日，聯合國緊急會議討論通過阿拉伯國家要求美國從中東撤軍的提案。第二天，毛澤東就下令向金門開炮。實際上，毛澤東從7月中旬就開始為此做準備工作，向福建調集軍隊。“8·23”炮戰是正午12時突然開始的。但這天早上出版的新加坡《南洋商報》卻已以郭宗羲的名字報道了金門即將炮戰的消息。
一時間海外報刊媒介紛紛轉載這條消息，“郭宗羲”這個名字也一下子為眾所矚目。消息來源自然是數日前已從香港飛到北京的曹聚仁，而向他提供這一軍事秘密的，正是毛澤東本人。
三十年後，曹景行在香港遇到了當年主理《南洋商報》香港辦事處的郭旭。他告訴曹景行，當時接到曹聚仁從北京發來的新聞稿電報，一時不知如何處理，就決定用自己的姓，造出“郭宗羲”這個名字發表。
童小鵬當時是主席辦公室的主任，毛澤東接見曹聚仁，他都在場。他在回憶錄中說：“這年八月，毛澤東接見曹聚仁，要他把炮擊金門的行動轉告臺灣。”
原中調部部長羅青長告訴曹景行，“此事毛十分重視曹聚仁，說這是政治性‘探視氣球’”。
據曹景行研究發現，1958年10月13日—也就是毛澤東作出炮擊金門的決定50天后，在周恩來、李濟深、張治中、程潛、章士釗的陪同下，毛澤東對曹聚仁說：“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
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金衝及的《毛澤東傳》，此想法在1958年會見曹聚仁的一段談話表露出來過。
接著，周恩來又兩次接見曹聚仁。此時，臺灣海峽危機的高潮已經過去。
歸葬上海
曹景行回顧整個六十年代，“兩岸和談比五十年代更深更具體。”然而，此時兩岸間的暗中交往要低調得多，也稀疏得多。蔣氏父子一度有意同北京和談，當看到中蘇趨於分裂，中共內部出現路線之爭，“大躍進”又造成經濟建設挫敗，打消了和談之意，重起“反攻大陸”之念。1960年臺灣海峽形勢再度緊張起來，“原因即在於此。”曹雷說。
曹聚仁的一位朋友在香港《七十年代》雜誌上說，曹生前向他透露，1965年兩岸間曾達成過六項和談條件。上海作家葉永烈，也曾在臺灣日月潭畔的涵碧樓看到有記載，曹聚仁1965年某日在那裡見過蔣氏父子。
1966年國內“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堅守在香港的曹聚仁日子也越過越艱難，有好幾年可謂“貧病交加”。在他給女兒曹雷的家信中說道：“國際局面變化很大，我這個燈臺守，只能痴漢等婆娘似的，等他們送媚眼來，只不知何日好事能成雙耳。”（1971年7月28日）1971年12月31日的一封家信中他說：“我的中心，決意轉在澳門，因為我到臺灣去既不能坐飛機，又不能坐輪船，只好坐漁船到左營，從左營飛日月潭，見了面就回來，不能讓香港當局知道的，一切以住澳門為便。”
半年之後的7月23日，曹聚仁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曹雷回憶說：“父親臨終前彌留之際，母親在他身邊，還聽他反覆說要交待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見毛主席，但已經說不清也寫不出了。”
家人把曹聚仁的骨灰帶回大陸，葬於上海青浦福壽園墓地。
“談的深度可能超過我們想象”
時代週報：關於你父親曹聚仁的國共“密使”身份，直到今天還是撲朔迷離？
曹景行：這是一個十多年漫長的歷史，裡面不知道發生多少事情。但是這個當中浮出水面的只有幾塊石頭，這幾塊石頭才是我們的道路，我們要寫的東西，我也不能說就只有這幾塊石頭，我可以猜，但我沒有把握。只有浮出水面的那幾塊石頭，才是真的依據。
時代週報：為什麼臺灣到現在都不承認曹聚仁做過“密使”？
曹景行：臺灣方面本來就是個人對個人的，而大陸方面是整個國家在行動。當時我1956年去北京的時候，見到的這個參與活動的人當中，有張治中、屈武、陳叔通、童小鵬，這些人都是直接參與的。當然邵力子是主要人物。
臺灣方面完全是單線，我估計知道的人不超過四個，甚至不超過三個—蔣介石，蔣經國，還有我父親的直接聯繫人。這個直接聯繫人叫王濟慈，是我們的同鄉。我問過焦仁和，他做過蔣經國的秘書。他說蔣經國是片字不留的人。所以就不會有像大陸這邊所謂的檔案。
對他們來說，如果這個事情（指曹聚仁往來兩岸）給各方知道，對他們當時造成的影響和衝擊，比大陸這邊大。大陸是公開的，我希望你回來。臺灣是不公開的—是不一樣的。他們是決策者，但只有老蔣和小蔣知道。而且當中有趣的是，有一個重要史料。就是2006年，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了一批檔案，解密之後，臺灣有人去看了。看了之後，對這批檔案的內容做了報道，說蔣介石和蔣經國告訴美國中央情報局：北京通過曹聚仁來向臺灣提出和談，但是給他們拒絕了。
這個事情老蔣很明顯在騙美國人，就是怕美國人知道。先跟你打個招呼，只告訴你一半，有這樣的事，但我們拒絕了，讓美國人安心。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還做了調查，我父親在香港搬家就搬了好幾次。
時代週報：所以，真正記錄當時情況的檔案一直沒有公開？
曹景行：每個國家都不可能公佈它的機密檔案。公佈的檔案都是處理過的。美國公佈的檔案許多也都切掉的，都要經過機密審查。在官方披露的資料中，《周恩來年譜》是披露最多的。出乎我的意料，大吃一驚。
還有一個北京的記者，曾經採訪過楊斯德（原中臺辦主任）。關於五六十年代的兩岸關係，楊斯德說：“我們和蔣家的聯繫在好幾條上同時進行，中間人包括章士釗、曹聚仁。”楊老還有一句總結性的話：“對曹聚仁我們用的很好。”或許這可以視作一種非正式的“結論”吧。童小鵬回憶錄也有簡略提到，包括羅青長的說法，徐淡廬的說法。我父親到北京都是徐淡廬接待的。他是我父親的聯絡人。所以《周恩來年譜》、童小鵬回憶錄、另外一個是《毛澤東傳》，作者叫金衝及，中國黨史官方最權威的，就這幾個了，其他都是傳言。
時代週報：你覺得這之後會整個解開嗎？
曹景行：不知道，但東西在的。有一些史料，比如美國情報局公開的，就是新的資料，我不知道在英國、香港的檔案裡面有沒有，但現在沒有精力去查這個事。在香港的英國人會不會把這些都帶回英國去，也不知道。我覺得關於這個問題的史料肯定有一大堆，但也沒人去注意，也沒有途徑去看。當時英國蘇格蘭場的MI5（軍情五局）是對內的，MI6（軍情六局）是對外的，當時在香港也要跟著做，1997之後就解散了。這個他們肯定有長期跟蹤的。我還碰到過一個長期跟蹤我父親的探員，現在退休了。有一次我們一起參加一個旅行團，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那時我還在上海，沒在香港。他可能是處理我父親的事情，知道我，他很謹慎，有點回避我。
時代週報：也有很多人認為，曹聚仁是親共的。包括他50年代在“大躍進”時對大陸的宣傳。加上臺灣很多人都不知道此事，人們很難相信這是真的。
曹景行：因為臺灣不公開，我也不知道他們（指曹和蔣家）見沒見過。也許見過，也許不止一次。談的深度超出我們想象的，也可能有。當時雙方都沒有公開，他是作為《南洋商報》的記者來北京採訪，所以他會寫北京。這是明的。現在一些人認為，他專門寫北京的好，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寫得很好。其實看看東南亞的華人，他們對當時新中國的嚮往，現在我們經過“文化大革命”了，回過頭來談這個事，當然更全面。來源：時代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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