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59年，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南部发现了中国宋代泉州磁灶窑烧造的白瓷盒。之后，菲律宾也陆续发现了许多中国宋代输出的瓷器，这些瓷器都产自泉州南门外的德化瓷窑。2007年，“南海一号”古沉船从广东阳江海域出水，中国有宋以来的辉煌贸易图景示于人前，几乎震惊世界，其中同样有超过一半来自于福建泉州的德化窑和磁灶窑……
“南海一号”打捞出的福建磁灶窑瓷瓶
“南海一号”打捞出的福建德化窑四系罐
福建泉州的名称就这样闯入了考古学家们的视线，也闯进了世人的视线之中。人们不禁猜测：为何如此之多的沉船考古文物都来自于泉州呢？
原来，泉州在宋元之时，乃是东方乃至世界第一大港口，这也就无怪乎会有如此之多的沉船考古文物都是来自泉州的瓷器了。那么，泉州港是如何成为东方乃至天下第一大港口的呢，它的崛起之路是如何的呢，就让笔者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由中原战乱而催生的经济重心南移
唐末天下大乱，彼时的中原更是人间炼狱，自古但凡是遇到这种情况，有能力跑的人一定会选择向南方跑。于是大批的士子世家开始南移，给当时的南方带来了很多的机遇，福建也因此成为了南移士子们理想中的乐土之一。这些士子们入闽，在增加人口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使得福建的农业和手工业在这个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
从历史的大背景出发，这是一个正常的趋势和现象：相对中原的动荡，偏僻而又安定的社会环境才是促进南方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沃土。
中原战乱，南方却相对安定
因为北方的经济开发较早，大多数王朝的经济重心都在北方。从西晋末年开始，八王之乱，五胡内迁，中原战火不断；经历隋朝短暂的统一之后，紧接着是隋末农民起义，又陷入战乱当中；唐朝承平日久，但也只有150余年的安定，又进入安史之乱，之后唐末五代十国。这六七百年的动荡与分裂，中原地区饱受摧残，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福建总是能够凭借远离政治中心的优势，极少受到战争波及。不要轻视这数百年的积累，正是数百年的积累造就了泉州港兴起的关键物质储备。
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
特别是五代时期，时任泉州节度使的王审之很注意经济的发展，选择奉行以中原王朝为正朔的政治立场，最大限度保证了福建泉州的安定与繁荣，其“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摇薄赋，与民休息”的行政举措也在巩固自身统治的同时，有利于发展福建地区包括泉州的经济。
而这位没有进取之心的“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的王节度，客观上也使得福建避开了许多不必要的战乱和动荡，因此等到北宋彻底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在成功让国家统一、社会安定以后，泉州与闽南地区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大踏步发展的时期。
发达的对外贸易催生的经济繁荣
在宋代，中外的贸易线可以被称为“海上香料之路”，亦可被称为“海上瓷器之路”。这是由于当时与中国邻近的国家大多生产力落后，宋朝生产的许多瓷器和生活必需品一旦流入到国外市场，总能迅速脱销，获利颇丰。在商品利益的刺激和诱导下，宋朝的商人纷纷自各类港口出海，前往各国进行卯易。
香料贸易船
东亚各国虽然生产力落后，但其盛产的香料和贵金属，却是大宋王朝趋之若鹜的奢侈品。尤其是来自东南亚的各类香料，更是早早的就引起来自宋朝官府的大力购入与格外重视——除了满足宫廷赏赐和使用外，香料其实还被大宋的百姓广泛使用，而自古此类暴利行业总离不开官营手工业的横插一刀。
”乳香，一名薰陆香，出大食之麻... 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三佛齐……番商贸易至，舶司视香的多少为殿最。”
——《诸蕃志》
“己亥，泉州陈洪进遣使贡白金千两，乳香、茶药皆万计。己巳，南唐主上表乞呼名，诏不允。”
——《宋史》
“矩度为内香药库外两库，内库在皇城里，贮细色香药，以备内中须索”。
——《东京梦华录》
“步障移春锦绣丛，珠廉翠模护春风，沉香甲煎熏炉暖，玉树明金蜜炬融”。
——无名氏 《鹧鸪天·步障移春锦绣丛》
宋朝人尤爱香料
不难发现，当时的宋朝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香料都有极大的需求，他们除了焚香和熏衣，还将进口香料大量搭配民俗使用，如出产大食国的苏合香油，宋人坚持认为此油可治大风病，还煞有介事的将其记载入药典方子之中：
苏合香油，出大食国，气味大抵类笃耨，以浓而无滓为上，番人多用以涂身。闽人患大风者亦仿之。可合软膏，及入医用。
泉州港在这股对外贸易的浪潮中，逐渐和其他港口的一起被来往商旅评估对比。经过重重考核，泉州港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出海商旅所钟爱的港口之一。在泉州港进行的对外贸易日益成熟壮大，而中外商品的输入和输出，促进了彼此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泉州港依赖对外贸易，实现了经济的繁荣。
有番舶之饶，杂货山积——符合宋人的航海习惯与得天独厚的交通
到了北宋中期，泉州已经成为一个“有番舶之饶，杂货山积”的繁华港口。宋哲宗年间，为了适应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要求，宋王朝正式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以来远人，通远物”。从此，泉州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崛起的大势己经不可遏制了。
之所以泉州日益崛起，那必定是得到了大量商旅的青睐，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泉州港在与其他诸多港口的竞争中拔得头筹，乃至于几乎沉船中大部分都是来自泉州的货物呢？
“南海一号”船载的瓷器
从如今沉船多为泉州货物的现象，我们甚至可以逆推到彼时泉州港口全盛时代的所谓“有番舶之饶，杂货山积”到底有多令人惊叹，抑或我们可以通过“南海一号”考古所获的冰山一角来逆推出彼时的泉州港的繁盛程度：
“南海一号”船载文物已发掘出土了近 20000余套文物，其中有近 19000余套是瓷器，随着发掘清理的深入，出土文物的数量不断地增加，截至 2019年 3月，水下考古人员从沉船上陆续发掘出超过 14万件各类船载文物...除了瓷器外，还有大量的金器、银器、铜钱等贵重物品，还发现了总重量达到 100吨的铁锅、铁条...
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载：“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可知宋代海商有利用季风航行的习惯，那么，泉州港的快速崛起会不会和宋人的航行习惯有关呢？
在笔者查询了相关记录后，果然找到了专家给出的合理解释：泉州港濒临台湾海峡，冬季盛行东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从泉州出发前往南洋的贸易都是趁冬季北风出海，第二年夏季趁南风归航。而通往北方的航程，却是夏季趁南风北上，冬季“北风方回”。
毫无疑问，泉州港的航行客观条件确实符合宋人的航海习惯。那么，除了航海习惯外，泉州还有其他崛起原因嘛？当然还是有的！
宋元泉州海外交通图
赵汝适在《诸蕃志》中曾详细记录了从泉州到海外各国的三条航线:
第一条是西南航线。向西南方向行驶，从泉州出发经广州、西沙群岛，抵达占城、真腊、渤泥、阁婆、三佛齐，然后再向西可达天竺、大食等地。
“真腊接占城之南，东至海，西至蒲甘，南至加罗希，自泉州舟行顺风月余日可到。”
——《诸蕃志》
“自泉州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然后至其国。”
——《元史》
第二条航线是东南航线。从泉州出发，向东南航行，可抵达麻逸、三屿、、琉球等地。宋代，中国的商船会从泉州出发，至渤泥，然后再北上，前往麻逸进行贸易。
“麻逸国在渤泥之北，团聚千余家，夹溪而居。土人披布如被，或腰布蔽体。”
——《诸蕃志》
第三条航线是东北航线。这条航线同样是从泉州出发，向东北方向航行，抵达高丽和日本。北宋年间，高丽和中国的贸易非常频繁，《宋史》记载，高丽
“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苏轼也曾经说:“窃闻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从泉州到日本的海上交通则有北宋崇宁年间到达日本进行贸易，带去“象眼四匹、生绢拾匹，白绩拾匹，碗贰佰床”的记录 。
海上贸易的路线
正是因为便捷的航线与符合宋人的航海习惯，所以泉州港崛起之势势不可挡。而时移岁走，靖康之耻后宋室南渡，由于北方大量国土的丧失，使得南宋自一开始就极度依赖商税，与泉州有贸易关系的海外国家在此时竟达到了五十八个之多。其中不仅有东南亚、印度、朝鲜、日本、阿拉伯，甚至还有东非、北非诸多国家。而南宋的官方文件和史学家们则一致表示，这种对外贸易可以“岁得息钱二百万”，大大缓解了南宋的财政压力，因此泉州贸易年盛一年，后至宋元之交，凡海舶出入，均于此港，泉州正式成为当时世界无二之贸易大港。
总结
众所周知，商品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产品被生产出来，除了满足自身需要之外，同时还能满足他人的需要。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泉州地区生产出来的产品被大量投入海外市场。当时与中国邻近的国家大多生产力落后，这就为泉州地区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销路。在此基础之上，泉州港凭借着地理交通便捷以及符合宋人的航海习惯的巨大优势，迅速崛起成为彼时最热潮的大港口，以至于出海之商船货物“十有七八尽皆为泉州所产之器”。
而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国防压力骤升以及财政上的巨大缺口，朝廷不得不继续倚重泉州港，正如南宋的泉州太守真德秀曾说:“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
两宋时期，泉州港云帆遮天，船舶穿梭繁忙。作为东方贸易的集中地，泉州港车水马龙，中外商贾熙熙攘攘。来自东西方香料和珍奇异宝一车车的被送往未知的海洋，这是一片何等繁荣昌盛的景象！千载之后的现代，当沉船中的珍宝重新问世，依稀可见的是两宋时期大放异彩的泉州港，它无愧为真正的“东方第一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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