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國紅十字運動第一人,因分會腐敗浪費被美國人逼下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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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因美國紅十字會的越權調查干預,北洋政府屈服於壓力將時任紅十字會副會長的沈敦和辭退。僅僅1年後,沈敦和因積勞成疾去世,年僅54歲。中國紅十字會同仁為其舉行追悼會,在會上稱其“論開創則百世不祧之祖 ,論慈善則萬家生佛之宗 ”

正如他所言那樣,“敦和追隨國際 ,無補時艱 ,衰朽餘年 ,日荷重負, 良心眾志成城 ,不願謝絕熱心同志, 獨善其身 ;國無寧歲 ,更不忍拋棄無告窮民, 坐視不救 !

十數年來草創紅會,拯救數十萬生靈,其名卻不為人所知,實在可嘆!


他是中國紅十字運動第一人,因分會腐敗浪費被美國人逼下臺

如果在搜索引擎搜索“中國紅十字會創始人”,大多數搜索引擎會告訴你是呂海寰,甚至還有將盛宣懷當做紅十字會創始人的,但實際上這樣的看法有許多偏差。

這倒不是否認呂老的功績,呂老一生為慈善事業盡心盡力。但實際上在紅會草創之時,呂海寰已經是一個年過古稀的老人,他的活動中心主要在北京,主要工作也是為紅十字會取得官方的支持,也因此成為了紅十字會官方意義上的領導人,也被認定為“中國紅十字會先師”。(出自《中國紅十字會歷史資料選編(1904-1949)》)。

但領導紅十字會日常工作、建構組織完善機制、幫助紅十字會得到國際承認的則是紅十字會副會長沈敦和先生,因而可以說沈敦和才是紅十字會真正的創始人,是中國紅十字運動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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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十字會實際上存在的時間非常的短暫,最早的紅十會國際委員會是1863年瑞士人亨利·杜南倡議成立,僅僅3年後,沈敦和在浙江寧波一個富裕的茶商家中出生,因寧波為五口通商之地,他的父親思想比較開明將他送到了英國留學學習法政知識,肄業於英國劍橋大學。

回國後他得到了兩江總督劉坤一的賞識,在滬、寧兩地幫辦洋務、與外夷溝通等,到二十世紀初,沈敦和被任命為上海海關道臺,時人稱其為“江南第一紅道臺”,形容他官路的亨通。

也正是這十數年的工作,讓他在江南之地積累了廣泛的中外人脈,為他此後的工作鋪平了道路。

此時的中國滿目瘡痍,甲午戰後列強肆意入侵,清政府卻無能為力,四萬萬生靈成了任人欺辱的羔羊。

在面臨列強的入侵,士大夫們難道都是“封建”、“麻木”、“腐朽”的嗎?

至少像沈敦和這樣的人願意站出來為民請命,願意不惜一切幫百姓頂起這片快塌下來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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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這場主要在我國領土上爆發的帝國主義戰爭導致我東北子民“陷於槍煙彈雨之中,死於炮林雷陣之上者數萬生靈,血飛肉濺,產破家傾,父子兄弟哭於途,夫婦親朋呼於路,痛心疾首,慘不忍聞。”

上海記名海關道沈敦和 、前四川川東道任錫汾 、直隸候補道施則敬等一批清政府中層官員22人在上海英租界成立“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他們從自己的兜裡掏出了“十萬金”意圖迅速籌款北上拯救苦難同胞。

好了,幹活的人召集了,是時候找人“掛名”了!“善會”一詞是傳統的民間救濟組織,而紅十字會則是一個舶來品。很顯然,這些官員想要以此支持中國和國際方面的支持,而國際方面的支持則更為必要。

試想一下,如果僅僅是作為一箇中國民間的傳統救濟組織到東北,那情況可糟透了。日俄兩方平時搶中國老百姓的東西搶慣了,你一個清政府的基層組織來,還不給你裡裡外外扒個透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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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萬國紅十字會舊址

可想得到國際方面的支持可不太好辦,一般而講一個國家想要成立紅十字會得先以政府出面簽署日內瓦公約,此後再成立紅十字會。當時清政府並沒有加入日內瓦公約,因而即便這個組織被冠以紅十字會的名號,但仍然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中國這樣的情況實屬國際上頭一遭,沈敦和等人也算想象力豐富,就想了一招:如果得不到官方的承認,把一幫洋人搞到管理層不就OK了嗎?

沈敦和立馬就到上海的廣方言館找李提摩太,在7天時間裡就召集了忠英法德美五國在華政要商討成立“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取消原有的“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會議上推選了35名西董、10名華董組成董事會,其中沈敦和、施則敬2人被推舉為辦事董事,5名西董被推舉為辦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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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西董”在最初的董事會中佔據了絕對的地位,這當然是一種“無奈的妥協”。因而有相當一部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認為,這是一個反應當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紅十字會,對其評價不高。

但我們要看到的事情是,當時戰況危機、東三省生靈塗炭,沈敦和等人在短短7日的時間裡想出這樣的方法去解救同胞已經是“神來之筆”。

國內的支持其實也算好說,清政府好歹也算說自己是一個“民本政府”,在紅十字會成立初期就推波助瀾,工部尚書、會辦商約大臣呂海寰以及盛宣懷等清政府高官通電錶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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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懷

3月29日,由呂海寰領銜、沈敦和等人聯名簽署的《勸募籌款救護東北難民通電 》正式向全國各省發出,表明“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已經得到了清政府的正式承認,以《申報》為首的各大媒體也相繼提出募捐倡議,動員了大量的資金和人力。

以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為主體,中國最早的紅十字會組織就誕生了。

山東、東三省等地紛紛成立紅十字會分會進行賑濟災民、戰地救護等工作。到1905年9月日俄戰爭結束之時,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總共救濟難民達46.7萬人,極大的幫助了東三省恢復戰爭的創傷。

救斯民於水火,中國紅十字會的路還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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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辛亥革命爆發,全國各地戰火四起,儘管革命有著改天換地的意義,但對於當時的人民來說,痛苦也是難以避免的。

此時的中國紅十字會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1910年1月呂海寰、盛宣懷、吳重熹三人奏請擬辦大清紅十字會,得到了清政府的採納,並任命盛宣懷為紅十字會會長。但這個官方所辦的“大清紅十字會”實在是尷尬。

一方面來說,按照當時100年前的慣例,紅十字會應當是一個純粹的“民捐民辦”的組織,不應當由政府在任官員擔任會長;另一方面,當時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仍然存在,並且吸納了大量的中外善款,大清紅十字會成立之後,兩會是合併還是如何?外國人的善款如此的敏感,難道一併收歸“大清紅十字會”這樣的官方機構嗎?難道不怕外國人反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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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

從實際上來看,位於北京大清紅十字會就是一個官樣牌坊,形同虛設,也毫無作為。而在上海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則由沈敦和領導,在日俄戰爭之後有了很大的發展。1906年後,那個原本的江南第一紅道臺沈敦和卻毅然決然的辭官專心於商業和慈善事業,他抓緊時間購地,建設醫院、學堂、會所等,並廣種牛痘、救死扶傷,使得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有了相當的規模。

京滬兩地存在兩個紅十字會的尷尬局面一直到革命結束之後才得到解決。而在辛亥革命當中承擔紅十字會重要責任的,則是沈敦和領導的上海萬國紅十字會。

在得知革命爆發的消息之後不過半月,沈敦和立馬召集700多名中外人士召開中國紅十字會萬國董事會成立大會,秉承了是“完全紳辦”、“中西合辦”的原則,得到了中外紳士的一致稱讚,李提摩太稱讚其為:“乃救苦救難之大元帥 ,救命軍之大教主”。

會後,“中國紅十字會”

迅速組織起了三支數百人的醫療隊伍前往武漢方面進行救助,並且要求醫療隊伍的戰場救護“不分革軍、官軍”、“凡傷病者應一律救治。”在辛亥革命期間,供救治傷兵、難民1萬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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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2日,沈敦和通過日本赤十字社社長的關係,正式加入了國際紅十字會聯合會,不久後也得到了民國政府的認可,成為了全國唯一一個合法的紅十字會組織,並且同推舉袁世凱、黎元洪為正副名譽總裁,呂海寰為會長,沈敦和為副會長兼常議會長。在這其中,沈敦和成為了實際上的領導人。

但此時新生的紅十字會顯然沒有那麼完備。基礎設施薄弱、醫護人才匱乏、制度欠缺、組織內部的腐敗和浪費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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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來自期刊論文《中國紅十字運動第一人沈敦和述評》

於是乎在沈敦和的領導之下,紅十字會建設了紅會五大醫院包括徐家彙路紅會總醫院、南市醫院、北市醫院和時疫醫院、吳淞防疫醫院;紅會與哈佛大學合作,創辦了中國紅十字會高等醫學堂、中國紅十字會救護學校等,又用經費送醫護人員留學,培養了不少的醫護人才;訂立 《防疫保赤機關簡章 》,將防疫制度化,推動牛痘的種植。

但組織內部的腐敗和浪費,沈敦和並未在這短短几年之內避免。1918年一戰結束後,美國紅十字會希望在中國開設分會,中美雙方展開了一年多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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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紅十字會因此動了點小手腳,他們開始對中國紅十字會進行了秘密調查,很快就查出了各地紅十字分會各種浪費、貪汙、甚至是救護不力的種種惡劣行為,並且開始向中國政府施壓,但是無論中國紅十字會運營情況如何,都由不得美方干涉指使。

可當時的中國國破家弱,北洋政府很快就屈服於美方的壓力,同意將沈敦和撤職。周秋光教授認為:“沈敦和作為紅會的主要負責人, 對紅會工作的某些失誤、特別是對部分地方分會管理不善承擔責任, 這是應該的。但是他卻在外國壓力下而被免職 ,並且不經過中國紅會組織本身而由政府直接干預, 這種做法無論如何都是很不正常 、極不應該的。這結局無疑是中國紅十字會的一種悲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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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西方亨利杜南等人組建的紅十字會不同,中國的紅十字會實際上脫胎於官方,其成立人幾乎都是清政府的中高級官員,也承載著那個破碎的年代士大夫救國救民的熱切希望。

但就因為脫胎於封建士大夫、又和“外國列強勢力”關係尤為親近,以至於在建國初年,紅十字會的歷史功績一直沒刻意埋沒,被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被認為是“殖民主義的警探和麻藥”。

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中國大陸對於紅十字會的研究才開始興起,慈善史作為一個新興領域也開始成為學術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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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沈敦和自己所言那樣:“敦和追隨國際 ,無補時艱 ,衰朽餘年 ,日荷重負, 良心眾志成城 ,不願謝絕熱心同志, 獨善其身 ;國無寧歲 ,更不忍拋棄無告窮民, 坐視不救 !

到了今天,一些富人出來做慈善也被人們冠以“偽善”、“作秀”的標籤,但我們要認可的事情是,儘管可能有著功利的目的,但其結果仍然是幫助了社會上的弱勢群體,這難道不好嗎?

再次借用慈善史權威、湖南師範大學周秋光教授所言,他說:“……只要盡其所能,客觀上確實幫助了社會中的弱勢人群脫離困境,改善其生存環境的行為,儘管主觀上功利,也仍可一體地視為慈善,予以充分地肯定。”

即便沈敦和所創的紅十字會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特徵,但卻“集三萬會員,勸二兆善款”、拯救數十上百萬生靈,這不好嗎?我們應當牢記沈敦和這般為民請命的愛國愛民的士大夫。

他是中國紅十字運動第一人,因分會腐敗浪費被美國人逼下臺

寧波大學孫善根出版的《中國紅十字運動奠基人——沈敦和年譜長編》,也同樣認可了沈敦和的創始人地位,其署名期刊《中國紅十字運動第一人沈敦和述評》中稱“沈敦和是紅十字運動在中國的開拓者與大力推進者,為紅十字運動在中國的起步與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是公認的中國紅十字運動第一人。”

如今,我們仍然能看到社會上有許多為百姓真心做實事的“沈敦和”,但沈先生所開創的紅十字會的公信力,卻早已經不如民國初年那般了。

倘若有如此大慈大悲之心的沈先生見今日紅會之所作所為,不知會有怎樣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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