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理发
这个假期确实是长——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哪个寒假，会超过一个月——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没有；上大学的时候，还是没有。
这个长假最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就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在家里度过一个月以上的假期——到目前为止，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完全复工、上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才会步入正常轨道。
也许，每个人对这个超长的假期理解和体会不同。比如说我的邻居们，他们大多打工或者做点小生意，如果不上班或者不出门，就没有收入，他们非常焦虑；我的邻居中有一个是自己办厂的，手上有二十几台各式机器，几十个工人，当然，他也是我们村上最有钱的了，但是，他同样比较焦虑——订单要生产，人在哪里？有人了，还要隔离，还要防疫，这无形中增加了他的用工成本和非生产性开支——说到底，利润肯定会少了一点。
再比如说我们的学生家长，也是焦虑，孩子天天不上学，在家不是睡懒觉就是看电视上网，家长叫他起来，不听；叫他学习，不听；就是叫他吃饭，也不见得就愿意听。上网课，孩子也不能做到安心与专心，老师讲着课程，孩子却偷偷地刷抖音，或者玩着微信。于是，孩子的母亲就会大呼小叫，呼着叫着，就要吵架。女人吵架就要骂人，先是骂孩子，接着骂孩子他爸——都是你，只顾自己看电视、睡觉、玩手机，不管孩子——其实哪里是做父亲的不管孩子，主要是他也管不了呀——自己老公在家里的地位如何，在孩子面前有没有威信，你这个老婆心里没数吗？
我当然也睡觉，因为不让出门，我天天都要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有时候母亲叫我几次起来吃饭，才肯起来。有时候，睡着暖烘烘的被窝，真的不愿意起来——壮吃不如瘦困嘛！但是，一想到八十出头的母亲，早早地把饭菜烧好，一次次的叫我起来吃饭，心中总是不忍，就起来吃饭。
女儿当然也睡觉。她以前上学，有寒假作业，有升学压力，不起来不行。今年好了，没有寒假作业了，于是，就睡觉。有时候我叫她起来，她嫌烦，不理我，于是，我就不叫她。母亲叫她起来，她也是不听，还美其名曰：为国家作贡献。
母亲就端给她吃。早上，一碗米粥，一个馒头。女儿这时候也不讲究，头也不梳，脸也不洗，三下五除二地吃了，就继续睡觉。我有时候想，学生时代真好，无忧无虑，想睡就睡，只是，对于十八九岁的姑娘来说，这样幸福无忧的生活还有几年呢？
这个长假，对我来说，最惬意的事就是看看自己喜欢的书了。我喜欢梁实秋的散文，平和，恬淡，优雅，风趣幽默又微言大义，读来让人不觉莞尔。他的散文集《雅舍小品》《雅舍谈吃》《槐园梦忆》，我曾不止一次的读过，好多内容甚至烂熟于心，读他的作品，仿佛听大师教诲，与大师对话，百读而不厌。
这个长假，我觉得最难受的是我的头发，实在是长得太快了。我头发乌黑、粗硬，一般来说，没有哪个理发师愿意给我理发，说是我的头发难理。以前，我常到离单位一公里开外的小区，那个小区有一家理发店，开在车库里。这个四十出头的女人，下岗后学理发有几年了，手艺不见增长，以服务小区中老年人为主。她不见得有多喜欢我，也看不出她有多嫌弃我，她认真地为我理发，从来不说我的头发粗硬，至少不当着我的面说，我还是非常开心。
这个长假，我格外想念这个为我理发的女人。只是，因为疫情，理发店一直不肯复业，城市交通基本停开，我也不能回到工作的城市。
然而，头发可不管这些，它们还是一如往常地长着，似乎比往常长得还要快，每次我对着镜子，看着我的头发，就觉得面目可憎，恨不得剃个光头才好。
终于，前几天下午，我实在忍不住了，拿起一把剪刀，就剪了一剪子——母亲看了，说难看；女儿看了，也是哈哈大笑。
我不管不顾，又是这里一剪子那里一剪子，反正折腾了一下午，地上、洗手台上，都是或长或短的头发。
看着头发少了许多，我的心中是开心的。这时候，女儿走过来，说，爸爸，既然破罐子破摔，还不如我再来剪上几剪子。
我就让她给我剪。她根据她的理解，亦或是审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剪，虽然也不见得有多好看，不过，比我一个人单独“操刀”，确实好看了许多。母亲坐在一旁，也不说话，静静地看着我们父女二人，脸上的皱纹慢慢地舒展开来。
女儿为我理发，我本来还有点高兴和感动，不曾想，她也不是义务劳动——她要钱——趁我洗头的间隙，她从我裤兜里掏出二百块钱，说是“辛苦费”，然后一转手，塞到了母亲的手里。
当然，与长假在家休息的人们相比，最难的还是湖北人民和武汉市民，他们在这个春节，时刻面临着被病毒感染的危险，承担着太大的心理压力，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深深的隐忧。用作家方方的话说，就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感染新冠肺炎，而这样的煎熬是难受的。我虽然不在武汉，不在湖北，但是透过电视、抖音，身在千里之外，依然感同身受。
往年这个时候，只要出了正月，就是桃红柳绿、春暖花开了，今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晚了许多。
我一次一次地问，今年的春天在哪里呢？真心希望疫情早点过去，生活归于正常，春天早点真正地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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