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負責白區工作的劉少奇同志，評價一二九運動，有句話說得非常好：“一二九運動，是劃分中國反動時期與革命時期的一個標誌，從此結束了中國的反動時期，開始了新的革命運動的高漲。”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從九一八之後，日本鬼子加緊蠶食華北，1935年華北事變，蔣記國民政府喪權辱國，何梅協定接著就是秦土協定，還不忘搞個《申儆國民對於友邦務敦睦誼令》，不但抗日有罪，連宣傳抗日，提到抗日，批評日本帝國主義，這都是大罪過！與之相比，我黨一方面組織大批幹部，奔赴關外跟鬼子血戰；一方面提出《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有點辨別能力，還有點中國人良心的，誰還沒有比較啊？以至於最死硬的反CP老手胡漢民都說：“與其掛日旗，不如掛紅旗！”
在這種情況下，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作為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知識分子，集體向左轉，也就非常好理解了。別的不說，我祖父就是這年入黨的，我小時候問他問啥入黨，他老人家就一句話：“誰抗日，我跟誰幹！”在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中，有件奇事，上海學生響應北平“一二·九”學運，自開火車去南京，幹這事兒的名字起的很大氣，他叫“黃大能”。
當年他爹剛從美國考察回來，感慨中國處處不如美國，要想迎頭追上，富國強民，就必須有個“大能人”領著大家幹。這位父親知名度很高，熟悉中國近現代史的，一般都知道，他叫黃炎培。兒子參加一二九學運，老黃對小黃只有一個囑咐：“蔣介石不可能讓你們到達南京的，你們的前途艱險萬分。望你囑咐同學們，膽子雖要大，心卻要細，而且必須運用靈活策略。”當時上海的學生已經衝到上海北站，找到一位貨車司機，到南京請願。黃大能是復旦大學土木系的大一學生，當時還有兩名學生，其中一位是交大的，另一位他記不住了，他們三位負責在車頭給司機師傅打下手，順便及時瞭解最前方的情況。
結果剛出北站，走到南翔，就是南翔小籠包那地方，就發現鐵軌被拆掉一截。這對學工科的同學算個事兒嗎？他們決定把車後鐵軌拆去一根補上，就近找到一個小站，借了工具，在工人幫助下終於補上了鐵軌，火車又繼續前進了。走走停停，拆拆補補，又出個問題，有節被拆的鐵軌是在彎道上的，這就不可能拆後補前了。這時候就有學土木和鐵路的同學站出來，說估計這一段彎軌，不可能遠離路基，因為他們來不及，而且搞得太遠，運回來也是問題。於是二話不說，大家紛紛跳到附近的水溝裡摸索。彎軌摸到了，並且順利地補了路基，火車繼續前進。火車剛過蘇州，問題又出現了，司機師傅說我得走了，真把你們送到南京，我就真沒命了，然後落荒而逃。
這也沒有難住小黃他們，小黃決定自己來當司機，剩下兩位同學，一位負責調節水壓，一另一位負責用力加煤，大家把一個夜晚看到的如何開火車這事兒，復刻出來，進行技術分解。結果一上手，19歲的黃大能就表示，原來開火車比開汽車容易多了，因為不用方向盤，更不用避讓對面的車，就這樣只開到無錫，前面出現了軍列當道。無錫當地的老百姓好啊！工人農民都支持抗日學生，家裡做了熱湯麵和饅頭燒餅，端來慰問學生。黃大能後來成為我國著名水泥混凝土技術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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