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武漢一個順豐小哥汪勇火了，不僅從一個普通快遞員直升三級被提拔為分公司經理，還被國家郵政局授予了“最美快遞員”稱號，《人民日報》、新聞聯播也報道了他。
視頻截圖：央視
大年三十，汪勇看到一位武漢金銀潭醫院護士的朋友圈：“求助，我們這裡限行了，沒有公交和地鐵，回不了家。”
於是小哥瞞著家人接下護送醫務人員上下班的活。第一天就接送了近30名醫護人員，隨後，他在朋友圈招募志願者，搞定了金銀潭醫院醫護人員的出行難題。
他還聯繫了餐館和便利店，又搞定醫護人員的就餐問題。除此之外，汪勇專門建立了一個醫護服務群，裡面有來自全國的各行各業的人，只要有醫護人員在群裡喊一聲，志願者們就會出來幫忙。
有人問到，汪勇只是一個普通快遞員，為什麼他能有如此快速和高效的組織能力，做到了很多機構都做不到的事呢？
世界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尼爾·弗格森在他的新書《廣場與高塔》給了諸如快遞小哥這樣的案例非常清晰的解答，他探討了人類從古至今組織社會和分配權力的兩種方式，用“廣場”和“高塔”來形容這兩種方式。
（尼爾·弗格森是哈佛曆史系教授，牛津大學和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世界上極少數能橫跨學術界、金融界和媒體的專家之一，被時代週刊評選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
對此，阿信請來了《廣場與高塔》的譯者周逵，他也是清華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聯合培養博士、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他為我們解釋了快遞小哥汪勇成功背後的因素，我們也能從網絡社會的格局變遷中，窺得個人的新機遇。
打開“廣場”，獲得體制外的新契機
先來解釋一下什麼是“廣場”，什麼是“高塔”？
“高塔”所指的是高下井然的層級秩序，比如說舊的軍臣關係，就是一種層級秩序。
“廣場”所代表的是橫向、平等的社會網絡。
在現代社會生活的人，都或許會有這樣的疑惑：對一個人的價值判斷，是從高塔的層面來評價，還是通過網絡所謂的連接度、影響力來評價？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廣場與高塔》的作者尼爾·弗格森和“帶貨女王”薇婭說起。
這兩個人看似毫無關係，但是他們都通過“高塔”向“廣場”轉化，完成了個人影響力進階。
在《廣場與高塔》的前言裡，尼爾·弗格森寫道，作為一個教授，他其實沒有什麼傳統意義上的高塔上的Power（權力），他既不能決定學校是否錄用某位老師，也不能決定是否讓某個學生退學。
他有的是Influence（影響力）或者叫Connectivity（連接度）。他雖然是個英國人，卻經常出沒在美國最重要智庫的研究場所，參加最重要的智庫沙龍，他可能是在華盛頓最有影響力的政策決定者中的外國人之一。
在2004年，他被時代週刊評選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他的著作《大退化：制度如何衰敗以及經濟如何衰亡》已經成為所有金融人士的必讀書目。
尼爾·弗格森 圖/新浪財經
這就是一個人的價值評價標準的問題。
在一個高塔狀的社會架構裡，對一個人的價值評價標準是相對單一的，可能一輩子就在一個單位裡，只擁有一個身份，按照普通工人、幹部或者科長、處長等等這樣的身份區分，一生在階層裡爬升。
可是在一個網絡化的社會里頭，一個人可以是社會活動家、歷史學家、作家、大學教授，當然人們可以評價一個人的方法也有很多。
大家都知道薇婭是直播帶貨女王，但很少有人知道薇婭之前組過組合，想當明星。前幾天薇婭在優酷《花花萬物》節目裡接受訪談時說，她自己原來不是做這行的。
她原來是想通過偶像的方法出道，在演藝的文化娛樂產業的高塔裡慢慢往上爬升。可是相繼組過兩個組合也沒能讓人們記住她。
薇婭曾參加選秀節目獲得冠軍
按照娛樂行業殘酷的年齡歧視，她漸漸沒有了優勢。按照傳統文化產業的高塔階層分佈來講，她已經沒有太多機會。
幸運的是，2014、2015年中國進入4G時代，電商蓬勃發展，她通過直播把她個人的魅力，她的動員能力和經濟的驅動力結合在一起，充分利用了網絡影響力， 所以獲得了爆發的機會。
這就是她自身從高塔往廣場轉換的方式。
從個人奮鬥史、生命史角度來講也一樣，當在高塔狀的資源分佈和權力分佈之下，可能沒有很多個人進階的機會，但如果廣場能夠打開，可能會獲得想象不到的，我們稱之為體制以外的新的契機。
每個人都有需要“搭橋”的黑洞
我們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經歷，身邊總有人彷彿活在信息黑洞裡，你認為全世界都應該知道的事情，他就是不知道。不是因為對方媒介素養低，而是他可能根本和你不在一個信息的結構當中。
你可能完全不認識娛樂行業的人，所以你的社會圈子和這個行業的圈子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空洞，這種情況之下，如果想認識那個圈子裡的人，就要通過一個人，這個人就像橋一樣，能把你和那個社會網絡勾連起來。
兩個完全沒有聯繫的社會網絡叫作“結構洞”。世界存在各種各樣的結構洞，信息的結構洞，社會層級的結構洞，生活方式的結構洞，人脈關係的結構洞……
像尼爾·弗格森這樣的學者，就很好地起到了搭橋結構洞的作用。
比如他通過《廣場與高塔》這本書，讓普通人能夠對社會網絡理論和歷史學有所理解。同時，他認為這些學術性的觀點只有和大眾的認知結合起來，才具有生命力。
再比如，張文宏醫生，他的醫學專業背景和大眾對於疫情科普的渴望，很好地連接在了一起。
而通過應用並解釋一種全新的框架，重新詮釋我們已有的史料，來理解我們已有的事實叫作“填補結構洞”，尼爾·弗格森所提出的“社會網絡”概念就屬於這一種，這種認知框架的迭代其實象徵著認知水平的提高。
我們身在何處，廣場還是高塔？
我們知道，很多歷史比較悠久的歐洲國家，都會有一個中心廣場。
如果玩過《帝國時代》就知道，城鎮中心廣場裡會有一個高塔，象徵著所謂世俗權力，矗立在整個城市正中間。
通常這個高塔旁邊也需要一個廣場，象徵著公共形式的非正式的互動交往，非常熱鬧。
《帝國時代》截圖 圖/豆瓣 H.T.C.
這兩種空間隱喻人類社會組織網絡形態的兩種極端，一種是高塔狀的呈現方式，另外一種是散網狀的分佈式的網絡狀的呈現方式。
有些人本來在高塔裡，前幾年決定到廣場上，也有從廣場上回到高塔裡的人，甚至有人同時在高塔和廣場之間。
尤其對於轉型期的一個社會來講，不同的社會網絡結構是並存的，這種隱喻為我們的人生決策或者選擇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鏡子。
以前我們看歷史書的時候，可能會在乎關鍵的英雄人物，在關鍵時間節點做的選擇。而有了社會網絡以後，我們會更在乎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發現有時候真正在節點上起到最重要作用的人不是傳統學科意義上的英雄式的歷史人物，他可能本身不是一個英雄，不是將領，但是那一刻，他處於非常重要的傳播節點上。
保羅·裡維爾，他不是大陸會議代表，又沒有參加制憲。人們熟知的主要是夜間的騎馬狂奔，將英軍消息傳遞給民兵，使他們有所準備，進而在次日發生了列剋星敦和康科德的交火事件，加速了美國革命的爆發。
1775年4月18日，他最早聽說了英軍打算出城搜剿民兵的火藥，並逮捕革命領袖，所以他深夜策馬狂奔跑到郊區告訴了兩個最重要的殖民地的民兵組織的軍事領袖：一個是約翰·漢考克；一個是薩米爾·亞當斯。
信息的傳播速度很快，凌晨一點多鐘就到達林肯，早上五點的時候距離波士頓40英里以外的一個地方就知道了，而這個在當時除了口頭傳播以外，沒有其他辦法。
為什麼裡維爾能夠作為關鍵的節點？從社會網絡理論理解，這和他自己的角色類型密切相關。
位於波士頓的保羅·裡維爾騎馬報信雕塑 圖/寒冬1940新浪博客
從十八世紀以後，波士頓就變成一個大城市，裡頭有很多新貴，保羅·裡維爾是一個銀匠，有很多有錢人都是他的客戶。他同時是好幾個有偏獨立傾向的社會團體的成員。
那天晚上有很多人做這件事情，但是隻有保羅·裡維爾的影響力最大，是因為他是處於
多個社會網絡的中間的那個人，所以他是具有最高的中介中間性的人，所以只有他能夠完成報信人的角色。其實回到文章開頭的快遞小哥也是一樣的道理，為什麼快遞小哥做成了很大大型組織都沒有幹好的事情？因為小哥處於多個社會網絡的節點中心位置，他既有一手信息源，又有一手人力。
社會網絡就這樣在無形中嵌入到改變歷史進程的過程中。
弱關係的強大力量
很多人都會覺得，關係越“鐵”，事情越好辦，不過如果生活在網絡社會中，未必一定如此。
斯坦福大學的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弱關係、弱連接”。
1. 如果所有人際關係都如跟親友一般緊密，那麼這個世界也會變得支離破碎 。
很多時候，這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網絡之所以能夠黏合在一起，並不是因為強連接，而是因為這些弱關係。有時候弱連接，反而能給你很多資源。
2. 在窮人的世界裡，強關係比弱關係更重要。
你看《寄生蟲》裡窮人家的家庭全是強關係，沒有弱關係，因為窮人所有關係只能通過近距離的熟人網絡進行資源交換、物物交換，移動性也比較差，這是客觀的事實。
3. 弱連接讓每個人有更多鏈接機會。
“大世界和小世界之間的差別可能只是幾條隨機的線”——這種變化在單個頂點的層次上實際上是無法檢測到的。”所以也不要低估弱連接。
從防範疫情的角度來講，不要以為危險離你很遠，實際上可能只需要幾條隨機的線就能夠把一個感染者帶到你的身邊。
我們生活在一個一個“一切盡在相互關聯”的世界，全球戰略家帕拉格·康納甚至提出了一門新學科——“連接學”（Connectography）——來描繪當下的“全球網絡革命”。
雖然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廣場與高塔並存的世界，但在這個網絡社會中，個人可以通過網絡獲得更多的機會和信息，並有可能在無形中改變歷史的進程。
其實《廣場與高塔》告訴我們，在當今的時代，個人影響力和身份無關，和個人處在社會網絡節點中的位置更密切相關。
但願我們都能找到身處於廣場中的合適位置。
21世紀被稱為網絡時代，但網絡早已存在。重新看待我們習慣已久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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