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裝異服，古代又叫“奇服”“險衣”，顧名思義就是不同於現實服飾樣式及著裝理念和審美標準的奇怪的服飾及服飾行為，廣義的奇裝異服也包括與服飾有緊密關係的妝飾。
一、古代“服妖”理論產生
古代五行觀念以為山川之有草木尤人之有容貌，故貌屬木，而凡草木之類謂之妖。而服為貌之飾，“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因此把有違常態、有悖禮制的“不正之服”——奇裝異服稱為“服妖”。
“服妖”主要從政治、倫理的角度著眼，來審視服飾形制、搭配和穿著方式，即所謂“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剿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這樣就將服飾行為與時事和自然災害等聯繫起來，奇裝異服則被視為國家政治興衰的徵兆。
“服妖”之論是古代五行災異論的說教。五行災異論是我國古代天命觀念不斷髮展的產物。從文獻記載來看，一般把五行災異論的學術淵源推至《尚書.洪範》所述洪範九疇之“五事”。所謂九籌，包括九方面的內容“一曰五行”、“二曰敬用五事”、“三曰農用八政”、“四曰協用五紀”、“五曰建用皇極”、“六曰又用三德”、“七曰明用稽疑”、“八曰念用庶徵”、“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 。
其中所謂五事者包括五方面的內容：“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起初的洪範九疇各部分是相對獨立的，後世學者在註釋《洪範》各篇時，往往以五行加以附會，並以五行為核心將洪範九疇中的五行、五事、五紀、皇極、庶徵、六極等內容聯繫起來，揭明它們之間的內在關係，用以說明天人感應的情況。
二、歷代帝王和學者對“五行災異論”的發展
較早對洪範進行此種梳理的是秦漢之際的伏生。伏生《洪範五行傳》將洪範九疇的有關內容逐條串聯起來，以五行說災異，系統而全面地論述天人感應情況，開了用五行災異之說解釋儒家經典的端緒。雖然伏生只論述了《尚書·洪範》篇，但此風一開，如決堤之水，一發而不可收拾，觸處皆染。
西漢景帝、武帝時期，董仲舒用陰陽五行說研究《公羊春秋》，著《災異記》、《春秋繁露》等書，推論災異，大肆發揮，把天人感應思想闡述得更加明白，更加深刻，更具有理論性，使《春秋公羊》學陰陽五行化，成為一代儒者之宗。
董仲舒認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替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出。”。其後，夏侯始昌繼承伏生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雜揉發揮，善說災異，得到武帝的器重，也顯名於朝野。始昌傳於夏侯勝，夏侯勝精通《尚書》和《洪範五行傳》，善於論災異，成為夏侯學派的鉅子，世稱大夏侯，宣帝時立為博士。
宣帝、元帝時期，漢宗室劉向仰承伏生與董仲舒，用《洪範》思想研究《穀梁春秋》，論說禍福，使《春秋穀梁》學陰陽五行化。此時朝廷中決定有關重要問題，往往要徵詢以備顧問的博士及其他知名人士的意見。這些人常常通過推論災異，曉示禍福，折服帝王將相，達到干預政治的目的。西漢成帝時，劉向為光祿大夫，撰《洪範五行傳論》，集合上古以來至秦漢時符瑞災異記錄，推論禍福，對伏生《五行傳》加以印證和申說。
東漢明帝時班固在其所著《漢書》中繼續加以發揮，專門創設了《五行志》一目，用以記載與五行災異論相關的重大事件，認為：“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剿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班固之後，“服妖”成為歷代修史者們不斷探究的問題。《漢書》創撰《五行志》，垂法示範，歷代其他正史，從《後漢書》到《清史稿》，除了《新五代史》和《遼史》外，都相沿其法，撰有《五行志》，只《清史稿》改稱《災異志》，《魏書》稱《靈徵志》。
除《洪範》學論著外，《周易》也將服飾和個人和國家的命運聯繫起來，從而形成了中國服飾的獨特風貌。
《周易》以居中為美，使服飾有意無意的帶上了另一種意義上的倫理功能，即人們往往藉助服飾來完成自身人格的構建。也許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它的弊端會逐漸現出，但在人類文明史上，這一系列舉措，作為服飾文化制度層面的重大創意與建設，還是值得注意與研究的。有些看來是非理性的活動，卻在極其理性的框架與氣氛中操作與運演。
三、服飾是怎樣與治天下聯繫了起來的？
就服裝而言，可能僅是款式的稍許差異，圖案的多少，面料質地及用量的不同，另一方面，它卻強有力的規範和排定了外在對象的等級與秩序。從此，龐大精緻的職官服飾設置形成，一方面使服飾管理成為社會統治的重要方面和特殊手段，另一方面由於原始神話圖騰模式慣性思維的作用，促使產生對服飾敬畏的世俗表現。它使服飾技藝的分工走向了服飾制度管理的分工，給我們提供了更為廣交博大的思考空間。
同時，它確實抬高了服飾的價值，增加了人們對服飾的敬畏態度，使人們從傳統的仰賴圖騰祟拜移位到世俗的政治規範中來，使社會分工與等級責任以服飾的形式明確的得到了強調與象徵，使得服飾的社會效應得到了高度體現。《周易》將服飾與治天下聯繫了起來，從而點示出古代社會服飾重要的社會政治功能和倫理教化作用。
中國人特殊的服飾治世的文化觀念就是從中生髮而來的。在服飾款式與著裝習俗等具體環節上，確立了尊卑觀念和褒貶意識，將倫理意識落實在服飾的細節與穿著行為上，中國服飾有了獨具個性的審美意識。
中國傳統思想中，“天人感應”和“陰陽五行”觀念的影響很深，它鉗制言論、禁錮思想，規範行為。人們往往把人事變遷或帝王更迭以及朝庭日亂、綱紀頹廢歸結於陰陽災異，試圖以陰陽五行神學觀點，假借天命，把統治者一手造成的由政治災害而導致社會無可換回的腐敗與崩潰，巫盅式的推導為“服妖”及統治者未能從神秘的服妖、或其它自然界變異“天譴”中醒悟所致。
北宋皇帝多祟信道教，如宋太祖趙醫溉纂修《開寶本草》就吸收道士馬志參加。宋太宗篆修《太平聖惠方》，主撰者王懷隱也曾當過道士。宋太宗還曾詔見華山道士陳博，並賜封號。至真宗時，他續修《道藏》，在各地大建道觀.至徽宗趙估時(1101一1119)，對道教更加祟信，他曾封道士林靈素為“通真達靈先生”，而自封“教主道君皇帝”，更身穿道服自娛。
因此，整個宋代，道教文化的影響很深。道教善說災異，講究陰陽，加上舊有的五行災異論傳統，宋代陰陽五行論依然盛行，這便是宋代服妖論產生的理論依據。
參考文獻：
班固《漢書》
袁英傑《中國曆代服飾史》
黃士龍《中國服飾史略》
戴爭《中國古代服裝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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