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春盡江南》是格非沉潛求索、嘔心瀝血十七年“江南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主要人物雖然銜接前兩部《人面桃花》與《山河入夢》，聚焦點卻是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現狀。
學者張清華曾指出，“格非在哲學上是一個存在主義者，對於‘歷史’和‘現實’的所謂‘真實性’都抱著深深的懷疑，對人性和存在都抱著深深的絕望。在殘酷性方面，他和餘華有相似之處，關注著‘存在——死亡’的主題，困惑於宿命的力量。另有著一種‘玄學’的不可知論者和神秘的宿命論者的傾向。”
《春盡江南》是一部現實主義的作品，它是基於對社會現實的深入洞察後所創作的。它以市場經濟發展的如火如荼的新時代為社會背景，小說的主體故事雖跨度只有一年，敘述覆蓋卻是長達二十年。
小說圍繞了詩人譚端午和龐家玉這一對中年夫妻及周邊一群人的人生際遇，在社會、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矛盾和衝突中，人們或多或少陷入了精神困境，出現了異化的傾向。在物慾橫流中沉淪，一步步走向墮落，淪為喪失精神追求的“行屍走肉”。作者用犀利的文筆將精神困境衍生的社會問題進行鞭撻，直切社會現實，
“深度切中了這個時代精神疼痛的癥結”。 一、社會影像：自然環境的退化和社會環境的畸變
- 1、自然環境的退化
格非曾說：“對我而言，‘江南’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名稱，也是一個歷史和文化概念。另外，我全部的童年生活，都在長江南岸的一個小村莊裡度過。它是我記憶的樞紐和棲息地。”
江南的春天本應是草長鶯飛、秀麗明媚。可“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的傳統詩境早已不見，現代工業的高速發展給鶴浦這座江南小城帶來的是“荒草叢生的灘塗，眺望那條烏黑髮亮、臭氣逼人的古運河，以及河中劈波斬浪的船隻”。
“汀州採白萍，日落江南春” 的意境再也感受不到，煙塵和霧霾成了江南咄咄逼人的風光；“想象中的漁火”是運送垃圾車輛的車燈；“期待著鮮美螃蟹的漁場”卻是“垃圾填埋場”；點食的菜餚“長江三鮮”之一的鰣魚嚼起來卻如同“嚼著一塊塑料”！
以致你不得不對生存環境懷著深深的危機感，只因“水不能喝，牛奶喝不得。豆芽裡有亮白劑，鱔魚裡有避孕藥。銀耳是用硫磺燻出來的，豬肉裡藏有B2受體激動劑。癌症的發病率已超過百分之二十，相對空氣汙染，抽菸還算是安全。”
寧靜詩意棲居的村莊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鋼筋水泥的商鋪和樓盤如不詳的孢子般肆虐生長，星羅棋佈的工廠和企業從四面八方將鶴浦團團圍住。
淪陷的不止是富有江南獨特的優美風景，還有人們內心的善良和思想上的理性。自然環境的退化帶來的是社會環境的畸變。在以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中，導致人們信仰缺失、精神匱乏，早已分裂異化為唯利是圖、利己主義的“怪胎”。
- 2、社會環境的畸變：塵世倫理道德已崩塌
美國學者迪克斯坦曾說：“藝術存在於種種聯繫的社會意義之中。”
社會的畸變滲入到民眾生活的各個角落，塵世倫理道德已崩塌，理性主義的光輝也不復存在，奢靡浮躁是社會環境的主旋律，蠻橫粗暴是社會風氣的潮流。這“繚亂邪惡”的社會現象和“離奇古怪”的社會事件隨處可見，具體體現在“花家舍”事件和“唐寧灣新房”的葫蘆案。
- A、“花家舍”事件：隱喻理想主義之地的陣亡
鶴浦的邊 緣之地“花家舍”不再是《人面桃花》裡王觀澄創立的匪幫式“武陵桃源”，更不是《山河入夢》裡譚功達一直追尋“共產主義”式的人民公社。它搖身一變成為了《春盡江南》裡紙醉金迷、肉慾橫流的都市城市的“銷金窟”。
張有德創辦的“花家舍”是一所高級色情場所。用徐吉士的話說：“你只要有錢，在這裡什麼都可以幹，甚至可以做皇帝。”在墮落至極的狂歡之地，花家舍提供了無所不能的服務。
牆上勾勒著“有點像傣族的風情畫，又像日本浮世繪，有點不倫不類”；上演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故事卻又強行加入“比爾蓋茨和周杰倫”這些人名，看起來讓英雄故事淪為飯後的笑點，荒謬至極。
“遊人止步”的月亮門內是實行會員制的“私人禁地”；戲臺上的演員下臺搖身一變穿著“空姐制服”或“六十年代紅衛兵的服裝”的服務員，無論是潮流風格還是懷舊主題，都讓你覺得是身處“人間的天堂”。
以徐吉士為首，高喊著自由和理想、啟蒙與救世的詩人們，在物慾橫流中，異化成為“花家舍”肉慾消費的常客。為了得到張有德“提供會議的食宿，交通服務以及每個代表高達五千元的出場費” 的，而交易籌碼是報社給張有德外甥女提供一個不上夜班的職位，並不定期報道花家舍的事務新聞。
在金錢面前，利慾薰心的詩人早已丟棄了人性的廉恥和詩人的清高，俯首哈腰。官商勾結，沆瀣一氣。“詩歌 研討會”就這樣安排在奢靡頹唐的“銷金窟”花家舍，所謂詩歌的研討也不過是一場“肉慾釋放”的人性墮落深淵裡的狂歡。
在曾是理想萌發的淵源之地的“花家舍”充斥著醜陋的 利慾、情慾、物慾，所謂的審時度勢，迎合時代發展的潮流也不過是被利益至上、氾濫的慾望、扭曲的人性裹挾而上，成為了都市社會墮落的狂歡之地。這直接隱喻理想之地的陣亡：理想已喪失，道德已滑坡，烏托邦已湮沒！
- B、“唐寧灣新房”葫蘆案——道德倫理大廈的坍塌
唯天下至誠，方能盡其性。（摘自《中庸》第二十二章）
孔子也曾提過：“信則入任焉”、“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民無信不立”。
從以上的語句可看出誠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人的立足之本，誠信的缺失會導致行為的失範。可在市場經濟的大熱潮中，人們降低了道德化的價值標準，不再崇尚誠信的理念。蠻狠無理成為了行走的規則，法律制度形同虛設。
龐家玉買了一處房產——唐寧灣的新房。因暫時不需要居住想出租，結果中介公司捲走了丈夫譚端午粗心大意落下的房產證，還憑空消失。
身為律師的龐家玉與租戶李麗霞進行私下的交涉，卻被反唇相譏，“屈死不訴訟”，步步緊逼。斥諸工商部門不僅不受理，還把責任推脫給派出所。部門辦事員私下建議，“協商不成，直接半夜’把防盜門從外面焊死’”的無賴行徑，被譏諷“怕死才成不了事”。這建議竟然與陰鷙、狠毒的鄉村野婦的婆婆的想法不謀而合。
法律在身為精英律師的龐家玉身上，竟然連合理維護自身利益的功能都喪失了，成為保護蠻橫不講理租客、坑蒙拐騙被吊銷執照的中介公司的安身盾牌。這無疑構成精彩的反諷效果！無奈之下，新房成了龐家玉無法訴說的一塊心病。她只好動用黑白兩道的勢力，最後在黑勢力“國舅”的野蠻介入之下，才成功收了房。
在這起唐寧灣新房的“葫蘆案”事件中，可看出蠻橫無理的世風成為常態，冷漠荒涼的世道成為了常理。社會誠信已經消失，理性主義已經缺席，道德倫理已經崩塌。在荒誕的世界唯有以荒誕的手段才能制服荒誕的鬧劇。法律已淪為一紙空文，流氓才是捍衛合法權益唯一無二的手段。
二、人物群像：都市社會知識分子的生存現狀
戴維·里斯曼在《孤獨的人群》中說：“每一個社會歷史階段的總體特徵各不相同，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也大相徑庭，個體遭遇的痛苦及其救贖的方式造成了不同的藝術形式。”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浪潮中，物質日趨豐富的時代中，人們的精神卻日漸迷失。在社會環境的畸變中，人們或是掙扎或是沉淪或是墮落，各個人物的內心都不同程度出現異化，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困境：孤獨、抑鬱和扭曲，對人性的懷疑，從而對人生產生了幻滅的傾向。
1、 王元慶：烏托邦理想主義的殉道者
王元慶曾寫道，“月亮下的金錢，從未使忙碌的的人類有過片刻的安寧。”
王元慶雖不是譚功達的親兒子，卻繼承了譚功達追尋烏托邦理想的瘋狂因子。他也走上譚功達的創建烏托邦的理想之路。他曾想建一個“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花家舍公社，可卻與合夥人張有德的想法背道而馳，張有德是想把建成一個高級的風月場所，成為賺錢的“聚寶盆”。
當利益發生了衝突時，王元慶遭到合夥人的打擊和變相的報復。先是莫名其妙遭到不明人物的毒打，被警察逮捕並關進監獄。當他向張有德妥協時，張有德奉勸他說：“老兄，你可以和我作對，沒關係。但請你記住，不要和整個時代作對。” 這句話直接道出時代的黑暗與疼痛的癥結。
王元慶後來無計可施，重新找了一塊地，把它建造成一個精神病院。他自詡為這個世界唯一“正常的人”，可精神病院落成之後卻是第一個住進去的人。
他是建造烏托邦理想主義的追隨者。當現實與理想相碰撞時，他毫不猶豫想憑一己之力去改造這個物慾橫流、利己主義盛行的畸形社會，卻只能被喪心病狂的大眾、黑暗社會圍攻狙擊，當理想主義破滅後他只能自我放逐。他是地地道道、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的殉道者，也揭示了商業社會對像王元慶一樣的反抗者的有形戕害。
- 2、以徐吉士、陳守仁為首的墮落者：都市社會里分裂異化的人
德國哲學家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認為在理性普遍統治的世界中，“人類不是進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狀況，而是墮落到一種新的野蠻狀態。”
徐吉士和陳守仁都是端午的詩友。徐吉士當年是“享譽全國的青年詩人”，如今卻沉浸在肉慾當中，恨不得全天下的美女都供他享樂。
陳守仁在湖畔建立起自己的莊園“呼嘯山莊”，聊著養生之道，追求雅緻的生活。可背地裡卻是對見面還不到24小時的遠方侄女綠珠“搖尾求歡”，就在廁所裡堵著她並宣稱“越是不被允許的就越人銷魂”。
曾經詩社社長宋惠蓮從一個崇拜詩歌的單純天真少女搖身一變成為衣錦歸鄉的“海龜”。大貶國門，卻又掛著國門的行頭在國外謀生。她變成一個精明市儈的商人。
被功利社會分裂異化的還有許多人：警察唐燕升坦言刑警的本質等同於收屍隊；特需病房的主任李麗霞自稱是“死神的使者”；大流氓國舅冷小秋卻成了主持正義的“房子拆遷能手”。
在利益至上的市場化經濟中，《春盡江南》當下的都市社會不止是整體的亂象橫生，甚至曾經的知識分子都放棄了道德操守，在世俗功利時代中追名逐利、狼狽為奸。屈服和妥協成為了常態，無論是內在精神和外在行為的追求都失去了自我，或迷失或沉淪，或墮落或毀滅。
- 3、龐家玉：既是時代的追隨者，又是生死，焦慮的迴歸者
如果說李秀蓉是對詩人充滿崇拜的浪漫理想主義少女，希冀著過詩情畫意的生活。那麼從將名字改成龐家玉，也意味著“改掉一個時代”。龐家玉是順應時代發展的追隨者，因為“她已經摸到了時代跳動的隱秘脈搏”。她原本學的專業是船舶製造，可她從未想過從事跟專業相關的工作。她擺過地毯，倒賣衣服，也拒絕譚端午安排編輯的工作。
因為她已在高人的指點下，自學法律專業知識，審時度勢地成為一個律所的合夥人。她事事要強，人生信條是：“一步也不能落下”。在她不斷的努力之下，貧窮的家庭慢慢步入了小康家庭。
她不斷努力，害怕被時代拋棄，可卻又不得不沉淪在這世俗的骯髒之中。她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她既厭惡扭曲的人性及失序的道德規範，卻又在唯利是圖的社會中蠅營狗苟，虛以委蛇。她為了金錢而違心為不法之徒辯護，可又對弱勢群體報以同情。
心中僅存的正直與善良又不斷撕扯著她敏感的神經。她只得通過沉浸在肉慾的快感中來獲得暫時安寧，出軌陶建新，來釋放緊繃的神經，來獲得心靈暫時的平靜。可她過後她又陷入更深的痛苦中。
為了兒子能上重點學校，且進入所謂的“龍班”，她甚至給教育局局長送錢，從事不可告人的權色交易。為了兒子得到特殊的·待遇，她費盡心思給老師送禮物。為了讓兒子在現行的教育體制出類拔萃，以後能出人頭地，不要成為像丈夫那樣“爛掉的人”，她不斷逼迫已經有自閉傾向的兒子。在“成績高於一切”的班主任的建議下，更是放走了陪伴兒子七八年、視為命根的鸚鵡，害得兒子差點精神崩潰。
她失敗的教育理念，錯誤的價值理念。只能通過傷害的手段，強迫兒子進入她所謂的“順應時代”的庸俗的現實軌道。
龐家玉註定是一個悲劇的人物，因為她並不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流俗之徒。她生的焦慮燒灼著她，讓她變得敏感又易怒。她雖是時代的追隨者，可卻在人性的“墮落”中掙扎，不願就此沉淪。
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當中寫道“前意識系統與潛意識系統是彼此衝突的，症狀是使衝突暫時告一結束的妥協產物······如果來自前意識的精力傾注一旦停止，潛意識興奮所能釋放的一種情感（作為已經發生的壓抑的結果）就會有一種危險，即只能體驗為像焦慮那樣的痛苦的情感。”
龐家玉正是被這種焦慮的痛苦所擊中，她經常出現歇斯底里的咆哮和無法抑制地失控。她可以因為一隻虎皮鸚鵡，可以是一個PSP遊戲機，也可以是一把脫落了手柄的鏟子，為此她可以對兒子惡語相向，事後又無比懊悔！
死亡是淨化靈魂的最好方式。在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時，她終於跟自己和解，又變成了那個懷抱理想的李秀蓉。兒子的成績、丈夫的頹廢、與生俱來的屈辱在死亡面前變得不再重要。生的焦慮、死亡的通知書讓她無須再去緊緊跟住利益燻心的時代的腳步了，她跑到曾經的對立面——20年前招隱寺穿著敏感“隱身衣”的李秀蓉，再也不用做“銅牆鐵壁、無所不能”的龐家玉。
她踏上一直想去的夢想之地——西藏，那個淨化靈魂的詩意棲息之地。雖然她最終因為病情發作而未到達，可是在前去的途中，她做了一個又一個斷斷續續的夢。夢中她變成了陸秀米，又進入了姚佩佩的境遇。她生命的最後驚奇地又宿命般走向烏托邦夢想之地，生命迴環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圓環，從而揭示一個道理：生命不息，理想不止。
- 4、譚端午：置身於風暴中心的失敗者，同時又是處於風暴之外的多餘者
如果說 二十年前，與一個詩人結婚還能多少滿足一下自己的虛榮心，那麼到了今天，詩歌和玩弄它們的人，一起變成了多餘的東西。多餘的洛爾加。多餘的荷爾德林。多餘的憂世傷生。多餘的房事。多餘的肌體分泌物。（摘自《春盡江南》）
主人公譚端午是一個碩士，是小有名氣並深受女人追捧的詩人。在招隱寺跟未改名為龐家玉的李秀榮有過一段露水情願。一年零六個月後宿命般地相遇、結婚。可在結婚的當天他就想著離婚。
譚端午同樣也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用龐家玉的話，他是一個“無用的人，一個失敗的人”，他所有的努力，就是努力活成一個“失敗者” 。當年意氣風發的詩人在跟碩導鬧翻之後，就流落到了“鶴浦礦山機械廠”。後又受不了最終託關係去了“鶴浦地方誌辦公室”。
他一方面拿著只夠抽菸的“兩千元”的薪水，窩在地方辦公志渾水摸魚，聊此餘生。一方面他又不甘心在世俗的生活中沉淪下去，所以他沉浸在音樂和寫詩的世界。他喜歡古爾德的鋼琴曲，喜歡巴赫的平均律，他始終願意在莫扎特和海頓中“墮落”，活成“爛掉的人”，他喜歡一切失敗者。
他觀察著並注視著周遭的一切。曾經崇拜著自己的妻子如今事業有成，上進心強，早已將他遠遠甩在身後；曾經的詩友陳守仁已經是一名富商，在“呼嘯山莊”坐地為王，來來往往都是非富則貴；另一個詩友徐吉士已是鶴浦晚報的副主編，後又為去人大還是政協而煩惱。毫無疑問，譚端午是這個追名逐利的社會中一個失敗者。
對於兒子，他沒有像妻子龐家玉一樣把成績及名次看成衡量一個優秀生的標準！對於地方誌一無所知的“關係戶”的同事，他淡 然處之。對於妻子的出軌和 徐吉士的糜爛生活，他既不鄙視也無批判。他只是冷漠地對待，如同局外人一般。他業餘的愛好和追求是研讀《新五代史》，並堅持寫已沒落的詩歌。
80年代，“詩人”不僅僅 是一種身份和榮耀，但榮光消失之後，他不屑於鑽空子、走邪門歪道，也不懂得抓住時代的脈搏“乘風破浪”，更不會順應時代積極入世成為“弄潮兒”。只因他不願做鮑老師口中“蒙著眼睛”的驢去拉磨。他固守著內心的淨土和知識分子的理性。
在繁瑣世俗中，他學會片刻抽身；在奢靡浮躁的風氣中，他依然淡泊從容；在物質橫流中，他獨守個人淨土！他雖處畸形的社會環境，他依然保有知識分子的高潔品質，棲居在自我的精神世界裡，冷眼旁觀世態人情。
三、迴歸——呼籲時代精神的昂揚奮進
格非說，今天這個時代，老成、狡詐，我們不可能輕易駕馭它，對個體而講，今天是個強大得多的對手。從這個角度來講，端午要面對的挑戰肯定比秀米和譚功達更孤絕。正因為如此，他的堅持才更有價值。
因此格非給《春盡江南》一個大團圓的結局。譚端午戒了煙，也讀完了歐陽修的《新五代史》，開始寫小說，故事的開始是普濟的小農村。並將20年前留給李秀蓉的詩《祭臺上的月亮》續寫成了長詩《睡蓮》。
這表明了詩人不再只沉浸在個人的淨土，他將完成自我身份的迴歸和責任擔當，不再躲避，不再成為事不關己的局外人。只要知識分子的高舉理性的旗子，將人文情懷延續下去，烏托邦的精神就永遠不會消失。
就如學者洪治綱說，就《春盡江南》而言，格非並不是想高舉烏托邦的大旗，與失序的現實進行唐吉訶德的戰鬥，而是要通過一些令人敬畏的人物，質疑我們日趨荒漠的內心生活，並傳達夢想對於我們的重要。
綠珠也從雲南龍孜到了鶴浦，準備在一家街道辦的幼兒園當老師，過一種踏實而又樸素的生活。精神病院被拆遷了，王元慶也回家生活了。
都市社會的亂象似乎一切都回到了正常的軌道。“烏托邦”的理想終將開始下一個輪迴，知識分子的追尋永遠都在路上。“江南無春”的時代困境這都是暫時的，只要我們重新高舉理性科學的昂揚的時代精神，“春風”終將又會“綠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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