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宋晶晶
鄂西，故郢之遙邑，望其山之綿延，囂霧浮浮，民風樸素非常，“是中風氣，鄉村厚於街市，過客不裹糧，尋食投宿無不應者，其山愈深，其俗愈厚。”這裡的每一寸土壤，都充滿著最原始、最天然的青草芳香。給快節奏的現代生活按下暫停鍵，混跡在以土家族為主的吊腳樓宇中，追尋著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的遺蹟，就會想起當年唐代詩人劉禹錫因貶謫而轉輾多年發出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的酸楚嘆息。
這個被無數山峰所包圍著的、仿若與世隔絕的“蠻荒之域”——巴楚舊地，經歷了數千年的風雲變幻，也見證了無數個朝代的動盪迭起，一直安靜地在中原大陸的西北角繁衍生息，養育著它的子民。特殊的氣候環境和因戰爭遷移而來的土著居民，逐漸形成了這裡獨特的民俗風情。也許你所認為的喪事喜辦不通倫常，但在這裡卻司空見慣；也許你所認為的圖騰崇拜神秘莫測，但在這裡卻是至高無上的祖先信仰；也許你說這裡崇山綿延，其人必定過著茹毛飲血的“野人生活”，但在這裡卻遍佈著對味蕾有著致命誘惑的美味佳餚。並且，需要說明的是，在這裡，從來沒有斷絕過與外界的聯繫，僅僅只是山長路遠而已，如果非要尋根究底，恐怕還得從春秋戰國時候開始說起。
探源：武郡源流溯清江
今天的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歷史沿革中的變化較大，不同歷史時期都有不同的領屬劃分。
春秋時期該地域屬於巴蜀國境域，而在戰國時期則被納入到楚國版圖。根據史料記載，古代巴人在春秋以前及春秋時期，廣泛活動於江漢平原一帶，戰國在四川東部活動較多。《春秋左傳》中有載：“恆公九年（公元前703年），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又“莊公十八年（公元前676年），楚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十九年（公元前677年）春，楚子御之，大敗於津。”資料中提到的鄧國，即今河南鄧陽一帶；鄾，在今湖北省襄樊市東北；申，在今河南南陽以北；那處，在今湖北荊門；津，屬今湖北枝江縣西。同書還記載了“昭公九年（公元前541年），自周武王伐商以來，巴濮楚鄧，吾南土也。”進一步說明了巴人在江漢平原一帶的活動蹤跡。但是，至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人與楚國開戰，敗於鄾，由此巴人出江漢平原而南遷，經夷水（今清江）來到川東，在這裡與土著居民共同建立了巴國。相傳在這期間其族人領袖廩君，在西進過程中曾稱君於夷城，這裡的夷城，相關專家以為即是如今的恩施州，鄭樵《通志•氏族志》引用盛弘之《荊州記》雲“昔蜀王奕君王巴蜀，王見廩君兵強，結好飲宴，以稅氏五十人，遺巴蜀廩君。”廩君在短時間內建立的巴蜀國，即今鄂西一帶。戰國時期，終被宿敵楚國殲滅，從此納入到楚國版圖。唐人梁載言在《十道志》中有云“施州清江郡，即禹貢荊州之域，春秋時為巴國境，七國時為楚巫郡。”現在鄂西地區還有巴人的遺蹟，除了出土文物之外，還有墓葬遺蹟，如《恩施縣誌•古蹟》中記載：“巴墓在城南二里，昔有巴大柵王世葬於此，歷年雖舊，累累可辨。”此可以加以佐證。
秦統一六國，該區域被劃歸到黔中郡的管轄範圍內，至漢代北部屬南郡，其南部則稱之為武陵郡，三國、兩晉時期，北部屬建平郡的沙渠郡、南部屬於武陵郡。南北朝時期，屬建平郡的沙渠縣。北周建德二年（573年），置施州（今恩施）並置業州（今建始縣）。隋朝改施州為清江郡，屬荊州，下轄五縣，據《隋書•地理志》載，開皇九年(589年)隋滅陳後，廢陳在武陵郡所置的沅州，改武陵郡為朗州，並臨沅、漢壽、沅南為“武陵縣”。唐朝又改設為施州，屬黔中都督府，下轄清江、建始兩縣；五代沿用其制，先後屬前後蜀，在宋代後屬夔州路，下轄兩縣；元代沿用宋制，元末時期為明玉珍所統轄；清代沿襲明代，並將其改名為恩施縣。
土家族阿婆
鄂西地區在秦代屬巫郡，在三國、兩晉、南北朝的三百餘年間，均屬建平郡。峽中先後在巫郡及建平郡範圍內，故峽中巴梁間的巴人與鄂西地區的巴人是一個整體，同屬廩君五姓之後裔。古代巴國境內居住的族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蠻”（見《華陽國志•巴志》），而以巴人為大多數且佔據統治地位。各族在長期的共居生活中逐漸被巴人融合，成為一個新的融合體，內部稱為畢茲卡或者貝京卡，外人則稱之為“土人”。“土人”這種稱謂自宋代史料中開始出現，由此也可以推斷，土家族自宋代已開始形成並區別於其他族類，如《苗防備覽》中雲“土蠻與苗種類有別”，這裡的土蠻，就是“土人”，也即土家族。
在明代以前，鄂西的土家族人穩定且數量龐大，但自明代起，在流官管轄區，大批漢人遷入，而清代的改土歸流，又再次融入大量漢人，由此打破了鄂西地區土家族“一枝獨秀”的種族局面，從而漢文化得到傳播，各個民族間相互碰撞交流，但卻保有自身的獨立性，也正因為如此，現在鄂西土家族中仍流傳著古代巴人的生活習俗及習慣。
民俗：俚歌踏月尚東皇
因之地處西北腹地，層巒茂林，消息閉塞，鄂西土家族就像在漫長曆史中被放任的遺珠，雖然歷經數千年的滄桑變化，卻仍舊保持著自身那種帶有“下里巴人”味道的民族風采，正如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所言：“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系水土之風氣。”鄂西土家族，不僅保留住了祖先巴人圖騰崇拜的文化傳統，又因地勢環境的影響，遺存了不少巫風楚俗，使其在現代民族文化中顯得格外“超凡脫俗”。
鄂西土家族日常生活中的白虎崇拜就是古代巴人的痕跡證明。古代巴人崇拜廩君，認為廩君死後，幻化成為了白虎，由此聯繫到虎食人血，所以古代有殺人以祭祀的活動。到了現代，不少地區仍舊保留了崇虎的習俗，很多人家中都制有虎毯，只要是一些重要的節日活動，就會把它鋪放在神龕的前面，全家人都虔誠地跪拜在上面做祈禱。如果誰家有人去世，也會把虎毯覆蓋在棺材上，以表隆重悼念之意。
除此之外，生活在現今清江流域周圍的土家人，家裡老人去世後，還會請人到家裡來跳撒爾呵——一種古代巴人傳承下來的舞蹈，古時稱作踏踢舞。據《大明統一志》記載：“巴人好踏踢，歌白虎，伐鼓以祭祀，叫嘯以興哀，故人好巴歌，名叫踏踢。”人死後，跳踏踢舞，歌白虎，並且伐鼓以助興，還有“白虎當堂坐，當堂坐的是家神”的歌詞。另外，在建國前，鄂西地區土家人還有“還相公願”的習俗，相公願頂禮的是三位相公——紅臉、黑臉、花臉，舉辦一次這種活動一般需要一天兩夜。據傳在很久以前還相公願時，要殺人祭拜神靈。當地文化進化後，改變為在祭祀巫師的頭部開一個小口，滴幾滴血以替殺人。所以巫師有句祝詞是“以我之血，祭爾之祖”，這些都是巴人傳統保存的殘痕。
《龍船調》表演
清光緒重修《巴東縣誌》記載：“後四里，古為蠻夷，椎髻侏語，信鬼尚巫。”因為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鄂西地區的土家人還保持著對神靈的虔誠，巫風楚俗雖然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下消散了不少，但仍有部分被保存了下來。比如對土王的信仰，他們建立了土王廟，內供彭公爵主、向老官人、田好漢。每逢正月初三至十五，土家人都會聚集在土王廟，圍著大樹跳擺手舞，旁有鑼鼓隊吹著嗩吶、奏著鑼鼓，大人小孩歡騰鼓舞，非常熱鬧。
值得注意的是，該地區的土家人都喜歡唱山歌，這些山歌一般都十分簡單明瞭，表露出當地人對幸福生活的嚮往、對美好愛情的憧憬。一般都是以男女一問一答的形式展開，其中比較出名的有黃四姐的《六口茶》，一口茶一問答，女聲婉轉俏皮，男聲豪爽樸實，你來我往，千萬風情，盡訴衷曲。有遠道而來的外鄉人，主人會熱情地奉上一杯香茗，茶香繞齒，閒話家常，彼此之間便成為了朋友。這“六口茶”，在土苗山寨，實際上寓含著“親切歡迎，友誼長存”之意。另外，《龍船調》現已被列入世界優秀民歌的名單，其歌蘊含著十分濃郁的土家民族風格，意境鮮明，由歌詞突顯出土家妹娃與艄公兩個藝術形象活潑可愛；每一句詞都十分通俗易懂，其中襯詞很多，有著詼諧幽默的特點；音樂旋律起伏悠揚，音域寬廣而高亢婉轉，其抒情性與民間情感十分突出。
吊腳樓
鄂西土家人的生活習慣和文化習俗使得該地區充滿了濃濃的民族特色，這種特色因地而沉寂，因人而突顯。翻閱歷史的浩繁長卷，便會發現這個層巒迭嶂的巴山楚地雖然一直活躍在歷史的舞臺上，但卻一直被地域的偏見所忽視，直到土司制度的出現，才終於使得這種身份有了新轉變。
土司：蠻荒土司風波變
自古西南諸方，如苗、邛、冉者，同謂之蠻，《詩•大雅•抑》：“用戒戎作,用逖蠻方。”即謂此處。一直以來，這些地區各由當地大姓為其領袖，雄掌一方之權，呼嗾群族。關於土司制度的起源，有人認為起於元代，也有人認為起於宋代的羈縻州制。如清代毛奇齡在《蠻司合志》中說：“宋太祖舉徭人秦再興使之自治辰州，而推廣其意，乃遍設官吏，盡布隸屬，於是土司之名興焉。”但就正史而言，真正意義上的土司制度應該興起於元代。根據《元史》記載，當朝共設置了14個土司，鄂西地區設3個宣慰司，即施南道宣慰司、湖南鎮邊宣慰使司、湖南鎮邊毛嶺洞宣慰司，下設5個宣撫司，再下設4個安撫司。由此開始，土司制的雛形形成。
元末，明玉珍參加了由徐壽輝領導的農民起義，後由巫峽入川，相繼佔領鄂西地區，甚至建號立國，統治該地域長達十四年之久。在此期間，他在元代建置土司的基礎上加以調整，合併三個宣慰司為一個，即散毛沿邊軍民宣慰司，並下設七個宣撫司，其下設兩個安撫司，再設兩個長官司，明玉珍根據這種職官的忠順度進行升降用人，毫無疑問加強了當地的大姓族權，如施南、散毛兩大土司勢力便在此期間迅速壯大起來。洪武四年（1371年），明朝派軍入川，明玉珍之子明升出降，於是鄂西劃入明朝統治範圍。明朝為了保障西南諸方的區域穩定，基本延續了前人的土司管理辦法，繼續由當地族人統治族群，並對土司的歸順者“以勞績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鄂西各土司在被普遍降級的基礎上分別被授予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等職官。然而，到了明末，政治動亂，西南諸方先後掀起了反明的浪潮，鄂西各個土司也相繼加入，所以涼國公在奏摺中稱：“散毛、大旺、鎮南、施南等洞蠻叛服不常。”（見《明史•湖廣土司傳》）這種地方反叛受到了朝廷的殘酷鎮壓，鄂西土司勢力被大幅度損耗，叛聲漸息。
土司遺址
至清代統治時期的土司建置，基本延續了明朝的管理制度，對於少數民族，仍然實行土司制度。在鄂西地區，設置有容美宣慰司，有施南、散毛、忠建、忠洞、忠路五個宣撫司，下設11個安撫司，6個長官司，共23個土司，相比明代的29個，減少了6個土司設置。所以，鄂西所有土司在清代都下設在容美土司之下，由其生殺予奪。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容美土司田舜年把五峰司長官張彤昭擄去，讓其子田翹如取而代之；把濜水司長官唐繼勳殺害，讓其孫田圖南享有其位；把石樑司長官唐公廉抓走，讓其弟田慶年順位，這種任人唯親的專權管理現象在其他地區的土司管理區域同樣存在。為了防止地方勢力過於強大從而影響西南地區的穩定和諧，清廷最終實行了改土歸流的辦法，取消了土司制度，任命流官管轄，並將漢人融入到少數民族的生活區域，使其得到同化，由此，土司制度在清代徹底終結。對於西南諸方來說，因為流官制度和漢人的融入，其生活更加豐富多彩，在某種程度上也促進了民族團結。現在在鄂西地區由於地方政府採取的有效保護，土司文化的痕跡尚能尋覓，其中唐崖土司的遺址還於2015年被納入世界文化遺產。
轉變：斗轉星移是滄桑
飛鳥過往，無系常輕，霞光暮靄，朝升夕逝，鄂西土家人世代守候在這西南一方之隅，繼承著從祖輩流傳下來的民族文化，在波瀾不驚的世俗生活中悄然演繹著長達數千年的生命傳奇，在那四季薄霧沉浮之地保持著最樸實、最純真的虔誠狀態。然而，伴隨著時間的流逝，有些東西早已發生了變化。
從古代到現代的歷史轉變，不僅僅體現在無數山峰被夷成了平地、高樓大廈相繼而起，還體現在土家人終於從中原大陸的西南角走向了全社會，甚至全世界。現在，土家不僅僅是一個民族群體，更是一種象徵符號。隨著交通運輸的改善，高山大川已經不再是出行的阻礙，其民族特色也已被複製成為各種物品出現在市場上，如西蘭卡普的土家服飾、熏製臘肉、手工餈粑等等。因為現代信息交流技術的日新月異，土家文化被越來越多的人學習和了解，許多人都慕名遠道而來，土家人正在努力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向外面的世界敞開，也在以土家人熱情飽滿的好客之道迎接四方來賓。
西蘭卡普製作
西蘭卡普圖案
風霜侵染潤碧瓦,歲月染指土紅牆，原先的吊腳樓宇矗立在半山腰上風雨搖曳 ，碧瓦紅牆的舊土房也不再多，都被添加了水泥鋼筋混凝土。可以說，伴隨著現代化生活方式的普及和發展，土家人原本的生活狀態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種改變是文明的進步，更是祖國日益昌盛的標誌，而那些已經消失在人們視野中的古老民族遺蹟，卻是在現代民族融合進程中不可避免的民族文化損失。
百年滄桑斗轉星移，歷史中的紛紛然然成為了靜謐無聲的集體記憶，翻開被時光醞釀出陳香的卷軼，這一瞬間，古老而原始的黑白印象與色彩斑斕的現代生活相互重迭。那些素纖斑駁的紙頁上，記載了無數個民族的傳說，就像夢逝流螢一般，全都默然消失不見。鄂西土家族人，以及現在與他們生活在一起的其他族人，都在時間遺漏的縫隙中相互遇見，他們以夢想為支撐，在相互碰撞中融合，在繼承與創新中合作，一起創造著鄂西人民的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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