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劉忠文是我們家鄉保德縣一個響噹噹的人物，可以說是無人不知。這不僅僅因為他由於歷史的原因曾兩度擔任縣委書記，更重要的是因為他的人品如同他的個頭一樣高大而受人尊重和擁戴。
我最初知道劉忠文這個名字，應該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1953年秋，保德縣城唯一一座完全小學—廟梁完小招收五年級新生。當時只有12週歲，剛讀完小學三年級的我，在父親的鼓勵下，越級去報考。我記得很清楚，當時的考試科目有語文、算數和常識。在常識的試題中，有一道題目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是誰？解放軍的總司令是誰？我縣的縣委書記是誰？”對於前面兩問，同學們當然是無人不曉，可對於後一問卻有相當多的同學答不上來。而我卻是答對了。這是因為：我的父親當時是城南鄉黨支部書記。在家裡常常用讚賞的口吻，談及劉忠文這個名字。而且我還知道他身材高大，額頭很高，常穿一身灰色幹部裝。講話聲音洪亮，出口成章等等。小孩子自然不知道縣委書記是個什麼級別的幹部。但我想，既然能和領袖一樣作為試題，一定是很了不起，一定很有本事。
我第一次見到劉忠文其人卻是在時隔17年的1970年。那時我已是一名保德縣政府的幹部。我記得春節過後，忻州地區召開三級幹部會議，我作為一名隨團的工作人員參會。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大會進行表態發言。發言者都是有關縣的負責人。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有3個人，一位是五臺縣××領導，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堅持帶病上崗，一口氣要幹到不出氣。”第二位是興縣×××領導，他的口號是：“幹革命好比牛拉車，寧叫蹶死牛，也不能退了車。”第三位便是劉忠文。他是忻縣的負責人，身材高大，高額頭，一身灰色幹部裝，講話聲音洪亮，卻是滿口保德南鄉腔。沒有豪言壯語，沒有戰鬥口號。只是說要努力學習大會精神，因地制宜，建設高產穩產田，大力推廣5號、7號高粱，全縣總產力爭達到多少多少萬斤。
1971年夏，劉忠文再次返回保德任縣委書記。我作為縣革委的辦事組副組長兼秘書辦公室主任，有幸在他身邊工作，近距離接觸，一起共事，時間長達3年之久。
我對他總的印象是：論人材，儀態端莊，舉止大方，師者風範，極具魅力。論人品，雍容大度，寬厚仁慈，不卑不亢，深孚眾望。他處事為人，無不體現一個忠字。他恪守三忠原則：“那就是忠於自己的信仰和事業，忠於身邊的幹部群眾，忠於儒家溫、良、恭、儉、讓的傳統文化。”
1971年保德縣縣委委員合影。圖中後排右起第三位為作者吳志明，前排右起第六位為劉忠文書記。
人所共知，保德縣不僅自然災害頻發，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災區。在1970—1972年，連續3年大旱，一年絕種，兩年歉收。人無糧，畜無草，貧病交加，民不聊生。而剛剛平息武鬥的兩派群眾組織，矛盾尖銳，思想對立；一批冤假錯案，沒有平反昭雪；一批受迫害的領導幹部未獲解放。黨政機關癱瘓，政治生活無序，一片混亂局面。幹部群眾怨聲載道。面對如此“老大難”，許多縣級領導幹部望而卻步，都不敢到這裡來任職。忠文書記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臨危受命，時隔18年後，再次回鄉擔任縣委書記的。這是一件確實令人難以理解的事情，當時人們有兩種議論：一種是認為地委用人有失公允，都為他抱不平。一種說是忠文同志太老實，怎能接受如此的任命。而他本人卻坦然面對，欣然應命，義無反顧地舉家搬回了保德。
對於這件事，老書記在一次談話中，作出了精闢的解讀。他這樣認為:
人生應有追求，追求應有目標。但這種目標應該是現實的延伸，規律的呈現，科學的構築。它的最佳結合位置在個人和社會需求的統一點上。
一個人選擇目標，如果只從自己眼、耳、鼻、舌、身的感官需要出發，去尋求色、聲、香、味、觸某一方面情慾的滿足，固然是一種卑微、下賤，一定會遭到社會的拋棄和人們的唾棄。但如果選擇的目標，超乎社會客觀可能，即便再美好，也是一種虛妄和飄渺，絕不會得到社會的認同而獲得成功。所以選擇目標，一定要以自我的人生價值適當評估出發，找到自己應處的社會位置。個人意願，往往由於地域環境等因素限制和社會需要相牴觸，這就需要個人作出調整，甚至犧牲，去順應社會的需求。否則，不但一事無成，甚至會碰得頭破血流。正是基於這種認識，我從來不把個人的志願、理想、抱負之類看得太重，一直抱一種隨遇而安的態度，不去強求。這樣才可以超脫而活得不累。更何況，黨對我們有特殊要求，個人利益，黨的利益，孰輕孰重？每一個黨員幹部心裡都要有一杆永遠傾向黨的要求、人民利益的秤。
老書記是一個感情極為豐富的人，他不僅看重親情、友情，更具有一種大愛的情懷，這種愛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對家鄉這片土地的愛，一個是對生長在這片土地上的父老鄉親的愛。
“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他常常這樣說。
“山高露石頭，黃沙向西流，富貴無三輩，清官也難留。”這是一首描繪保德的古諺，既有寫實，也充滿貶義，對此，他又如是說：
這話大抵是對的。保德“落難”到黃土高坡，地處偏隅，自然條件惡劣，十年九旱，老百姓“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生活艱苦悲慘，自不必說。就連那殷實人家也難敵那頻頻災害，兵荒馬亂，多有破產落難者。“富貴無三輩”之說，似乎也不過分。只是這清官難留，卻讓人費解了。清官自然應當是能吃苦能受罪，不貪不佔，為民謀利之人，哪有怕窮、怕累、怕難而見異思遷的道理？這裡另有隱情，因由來源於一個虛構的故事——“九件衣”。
話說，在某個朝代，保德發生了一件血案。一對男女，從小青梅竹馬，女的一手好針線，男的一肚好文章。這一日，男的上京赴考，女的給帶了親手縫製的九件衣服和盤纏上了路……。這地方有一地主惡霸，名叫喬武舉，家裡失盜被人偷去了衣服九件。喬老爺正在怒火中燒，恰逢公子路過，神使鬼差露出了小姐給帶的九件衣服。那武舉本不省油，不由分說把那公子綁至縣衙，硬說是公子偷了他的衣服，有實物作證。那縣太爺本是清官，見了衣物，卻未作細究。在訊問中，那公子死不認賬，這縣官好人辦了錯事，竟然大搞逼供信，以棍棒相加，可憐那白面書生被活活的打死。那小姐聞訊，義憤填膺，闖進公堂，擂鳴擊鼓和那縣官理論。縣官將喬武舉傳至公堂，雙方對質，小姐說出事情原委，並敘述每件衣物的記號特徵，句句為實，那武舉無言以對，只是胡攪蠻纏。小姐弄清了原由，怎奈於事無補，大罵狗官，用剪刀自刎於堂前。那武舉落荒而逃。小姐公子雙方父母聞訊趕來，大鬧公堂，縣官理屈，不得不將一雙親生兒女賠給受害一方。故事被編成了戲劇，戲劇搬上舞臺，影響之大，遠遠超過小說，瞬間便傳遍了四方。於是乎喬武舉之流，竟成了保德人的化身。民風不淳，為人刁鑽之不實之詞就加在了保德人的頭上，這樣的地方清官自然也就難留了。
講完故事後，老書記又說：在人文領域，保德絕非落後。黃河流域，乃華夏文明之發祥地，有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保德人民祖祖輩輩居住在黃河岸邊，世世代代生活在這大背景之下，經受薰陶，潛移默化，哪有不開化之理？其實，這裡雖然沒有出名的文人騷客，卻不乏有識之士，通達之人。先進的文化觀念，思想意識，使他們早早覺醒。愚頑刻薄，吝嗇之徒，在這裡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文明開化，寬厚大度，慷慨解囊，人人推崇，悉心效仿。凡是正當事業，無不滿腔熱忱，給予支持。保德是革命老區，為革命做出過極大的貢獻。這裡的人民同黨和政府血肉相連，有深厚的感情。應該相信保德的現狀，在廣大幹部群眾的努力下，一定會迅速改變。
正是基於這種理性的充滿感情的正確認識，他把解決保德的紛繁複雜問題，著力點放在了發動幹部群眾，依靠幹部群眾上。
老書記的口頭語，肯帶一個“乃”字，比如，“眾人乃聖人”，“百姓乃父母”，“群眾乃英雄”。他很少召開會議，用大轟大嗡的方式來製造所謂的輿論氛圍，他慣用的辦法是深入基層和幹部群眾進行各種形式的座談。在那段“集中整治，恢復正常社會秩序，全面開展生產自救活動”的緊張日子裡，他用很短的時間跑遍了全縣20個公社，60多個大村大隊，50多個機關、廠礦、學校等企事業單位，召開了無數次的座談會，涉及了數不清的人和事。白天開、晚上開、田間開、炕頭開，初始瞭解情況開，中間問政於民、問計於民開，形成決議實施方案還要開。總之，座談就是解決問題的鑰匙，座談就是解決問題的法寶。
老書記有一手硬功夫，那就是盤腿席地而坐。兩腿盤得圓圓兒，身子卻靈活自如。仰俯上下、顧盼左右，說話、喝水、抽菸、吃飯，極其自然。如此這般，我們坐不了半個時辰就兩腿麻木，如坐針氈；他卻一坐就是大半天，穩如泰山。這功夫從何而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不經過天長日久，不經過千錘百煉，是不可能辦到的。這功夫，就是他多少年來和老百姓親密接觸的見證。功夫有多硬，和老百姓感情就有多深。
1972年秋，在岢嵐導彈基地施工的30多個保德民工，在一次事故中傷亡，他親自帶人前去處理善後。整整兩天兩夜，坐在民工住的工棚的炕頭上，進行說服、安慰、溝通的工作。150多個人，一個都沒有落下。從他熬夜浮腫發紅的眼睛裡，可以看出他付出的感情和勞動，從家屬充滿信任和感激的眼神裡，可以感受到父老鄉親對他的尊重和擁戴。
責己嚴，待人寬，寧可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是老書記的處世哲學。
有一件事，至今已40多年了，我總在心裡邊擱著，總是不能忘懷。我因為做文秘工作，深知文件、指示之類對於一個縣級政府之重要，不敢稍有疏忽。但也知道，機關發文，不是韓信點兵多多益善。應當多寡適量，繁簡有度。否則，難免沉溺於文山，遊走於尺牘。今天一個通知，明天一個指示，前面尚未實施，後面又要頒佈，而且多有重複之處。這樣不僅分散領導精力，下面也無所適從，勢必助長浮誇之風泛起。有一段時間，機關發文過多，下面多有微詞，常有非議。我的同事康培華同志，親自見某基層單位的一位領導，把新發的文件付之一炬，並罵著說：“發文，發文，文件能當飯吃嗎？”一天開常委生活會，我作記錄，將此事和盤托出。我剛剛把話說完，有一位負責同志拍案而起，大罵“胡說八道”。當時我滿臉赤紅，出了一身冷汗，自覺討了沒趣，感到無地自容。老書記看出我的尷尬，馬上站起來說：“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個事，未必是空穴來風，需要引起注意。”事後，他找我談話，和顏悅色地告誡我說：“直率，其實沒有什麼不好，與朋友交，至誠至忠，肝膽相照，自是為人之道。直率如果加上智者的聰穎機智，那就更好了。說話不看語境，不擇對象，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損了領導尊嚴，傷了同事臉面，難免結芥蒂，生隔閡。不講方法，難免給自己找來麻煩。乃至吃了大虧，方才恍然大悟，甚至連最後也沒有徹底搞明白，究竟是怎麼回事。”
還有一件事。那個時候，機關只有兩部“69”式吉普車，首長多，常常因為外出開會發生衝突，一個人走了，另一個人就得閒著，或者得另想辦法。但這辦法，卻也難想。全縣只有武裝部還有一部小車，人家用著，借不到或者出了毛病，就得抓瞎。這時唯一的辦法就是到運輸公司調卡車，卡車誰也不想坐，怎麼辦？辦事組長連煥文同志交待我：“排排隊，誰官大，先輪誰。”這倒是個辦法。但是到頭來還是行不通。今天惹了張三，明天惹了李四，久而久之，輪遍了也惹光了。老書記看在眼裡，擱在心裡，十分體諒我們的難處。於是在一次常委會上他宣佈了一條規定：“今後派車要看事情的輕重緩急，不要像小朋友似的，再搞什麼排排隊吃蘋果了。”之後，他還親自落實制度執行情況，並且帶頭坐大車、搭順車、讓小車。
事後，他曾經這樣開導我：“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自然有閃光的東西。但那尊卑有別的等級觀念，難免帶有封建色彩，而且根深蒂固，它所構架的倫理道德的平衡木，實在難走。有再大的本事，也難免失手。要懂得這個道理，不要過分地難為自己，只要做到盡心竭力，無愧於心就夠了。”
老書記很少發火，即使遭到了誹議，甚至嘲諷也不會生氣。
1975年秋，忻州地區的三級幹部在昔陽縣辦“學大寨”學習班，不知出於何種原因，竟然把保德作為後進單位進行所謂的大會“解剖”。保德有那麼一位幹部，在大會發言時，竟然歪曲事實用挖苦嘲諷的語言，肆意抨擊縣裡的一二把手。當時全場一片譁然，參會的保德干部更是群情激憤。而劉書記卻十分淡定、冷靜。只是皺了一下眉頭，狠狠抽了幾口煙，始終一言未發。我當時實在想不明白，他這種隱忍的功夫是怎麼修煉出來的。
老書記離開我們已經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舉止言談，仍然歷歷在目……
相關鏈接：
劉忠文（1926.2.26—2003.2.28），山西省保德縣人。1940年參加工作，1943年任保德縣馮家川中心小學校長，1945年任縣政府民教科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出席全國首屆團代會，1952年任保德縣縣委書記。1955年1月調任忻縣地委工作，先後擔任第一副秘書長、秘書長（1958年擔任）及地委常委，1956年任忻縣縣委書記。1971年再次擔任保德縣縣委書記。1976年調任忻縣地區農工部部長。隨後，升任行署副專員(常委)，1984年退居二線擔任顧問，1986年離休。
（本文作者吳志明，歷任保德縣政府副縣長、朔州市國土資源局局長等職，2001年退休）編輯：李 旭 趙婷玉
閱讀更多 中國發佈網融媒中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