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曾問：上海有許多比較長的“多段式”馬路，一般都將方位詞置於路名後，如“四川北路、四川中路、“”四川南路”、“淮海東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但為什麼又有像‘’東大名路、東長治路、東餘杭路、東漢陽路、東江灣路、西江灣路‘’那樣將方位詞置於路名前面的馬路？為什麼不統一？這中間有什麼區別和歷史淵源？而且早在租界時期，四川北路曾稱北四川路，相應的還有北浙江路、北福建路、北山西路、北江西路、東寧海路……但為什麼後來這些馬路都將方位詞置後，而東大名路（原東百老匯路）、東長治路（原東熙華德路）、西江灣路、東體育會路……卻依然如故，這又是為什麼呢？
其實，馬路名也是歷史，凡此種種正好說明上海馬路歷史的悠久多變曲折複雜。
上海原先是沒有“馬路”的，老城廂裡的道路大都是以街巷相稱，而且水網密佈，河道縱橫。開埠之後，隨著城市化建設的發展步伐，許多河道被填成路，由於時間上有先後，再加上有先後有英租界、法租界、美租界、華界等當局存在，所以馬路建設，包括命名先是各自為政，後來才有相對的一些規範或原則。
1845年英租界最先建立，隨後1848年美租界建立，1849年法租界建立。剛開始時租界內沒有一個統一的市政建設領導機構，租界內的路名也沒有統一的取名原則，因此這些路名大都以附近的建築物或重要機構、外國人名作為路名，所以就有“花園弄”（今南京東路）“教堂街”（今江西中路）、“海關路”（今漢口路）赫德路（今常德路）、愛棠路（今餘慶路）……等五花八門的馬路名。
1863年英租界與美租界合併，公共租界正式成立，由於是多國共有的租界，為避免在馬路取名時引起糾紛，就決定了一個以中國行政地名作為路名的準則，原則上確定以中國的省名作為南北縱向馬路的名稱，以中國省以下的地名作為東西馬路的名，如：由黃浦灘路（今中山東一路）向西的縱向馬路是：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山東路、山西路、福建路……由蘇州河向南的橫向馬路是：蘇州路、香港路、廈門路、南京路、九江路、福州路……使用的中國地名主要是英美勢力所及的長江流域地名。
同時將蘇州河北岸與縱向馬路對應的馬路統統置以“方位詞“，如原美租界與四川路橋相連的馬路命名為北四川路。而其他類似的馬路則也同樣冠以方位詞，如北浙江路、北山西路、北福建路……等等。但是到了1945年中國當局收回租界之後，一些以外國人名和地名的馬路名就不合時宜了，同時一些馬路的路況也發生了變化。如北四川路、四川路的長度早已不是原來的長度了，而且與四川路相連的天主堂街再叫天主堂街會讓人產生方位上的混亂和誤解。所以就將四川路分成北路、中路、南路。如此北四川路改名為四川北路，四川路改名為四川中路，天主堂街改名為四川南路。因為 它原本就是三條馬路，所以門牌號都是各自排序的。
其實，北四川路與四川北路或南四川路與四川南路都還是差不多的意思，我認為改不改問題不大。問題是把四川中路叫成中四川路，就會有歧義，因為什麼是“中”？是“中部”還是“中間”還是“中國”？所以也許是為了“準確表述，相對統一”，凡是分成三段的馬路，都將方位詞置後，即ⅩⅩ北路、ⅩⅩ中路、ⅩⅩ南路、ⅩⅩ東路、XX中路、XX西路（如西藏北路、西藏中路、西藏南路、淮海東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而一些只有東路或西路，但沒有“中路”的馬路就保持方位詞置前的原名，（如漢陽路、東漢陽路、餘航路、東餘航路、大名路、東大名路……沿襲了原租界時期以虹口巷區分的原則），畢竟改馬路名還是要付出相應“成本”的，最起碼短期內會造成人們認知困難，所以能不改則不改。但是也有例外，如有北京西路、北京東路，卻沒有北京中路；有山西北路、山西南路，也沒有山西中路……安慶路沒有安慶西路，但是有安慶路和安慶東路之分，且安慶東路 與安慶路隔了一條河南北路，很短。橫浜路也有三段，卻分成“西橫浜路、橫浜路、東橫浜路”。
我想，凡事都有例外，因為事在人為，難免就會發生遺漏疏忽甚至錯誤。上海的馬路歷史長，經歷的管理機構太多、太雜。它不是規劃好以後再建築的，而是邊規劃邊建設，變化快變化多。往往此一時彼一時，一些規範或原則只能是相對適用，這就為我們留下許多說不盡的話題。
如果硬要從中找出什麼“原則或規律“，我發現凡是有“中路”的馬路，它的前後馬路方位詞都是置後的。
以上所見純屬一家之言，歡迎大家留言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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