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倡導“一帶一路”的今天，我們都重新重視起歷史上的中外交往，相關史書雨後春筍一般出現。呈現在歷史最表面的還是大家常見的遣唐高僧，著名傳教士等等，然而，幽隱在表面之下的民間中外交往，實際上也豐富而燦爛，細品之下，似乎能看出一種不同於官方交往的煙火氣和生命的韻味。我們本文就從古代江南小城海寧說起，看一看多樣化的中外民間交往史。
位處長江三角洲南部，富足的杭嘉湖平原上的海寧，是一座歷史久遠的城市。它雖小，但水源充沛，地理優越，東臨於海，錢塘江橫穿而過，京杭大運河支流亦從它地界縱貫而上。在交通並不便利的古代，這種區位優勢可以說是得天獨厚的。
交通便利帶來了經濟繁榮，海寧成為了漕運出杭州的第一站，運輸業、鹽業、造船業彙集於此；經濟繁榮又帶來了文脈興昌，海寧一地人才輩出，僧俗共嘉。這種經濟文化的高度發展，讓海寧得到了長久繁華，也獲得了中外交流的可能。
一、史海鉤沉——運河要道下隱藏的中外交往痕跡
海寧位於杭州東北，是杭州北上水陸通道上的重鎮。早在春秋時期杭州嘉興海寧一帶便開始挖鑿運河，後經秦始皇等陸續開發拓寬，直到隋代，越水道和陵水道貫通，江南運河正式形成，成為大運河的一段。
三國之後經濟中心南向轉移，日益發達的江南地區便通過這條運河把物資有效地補給北方，也加速了中國南北各個層面的交流。具有“一壩三閘”的大運河海寧長安部分則成為了大運河江南段的咽喉，這種優勢下，海寧也迎來了海外的來客。
明代海禁之後，海外貿易幾乎中斷，而為了應對這種損害經濟貿易的情況，正如學者李金明所言，明朝“實行了一種招徠海外諸國入明朝貢貿易的制度，准許這些國家在朝貢的名義下隨帶貨物，由官方給價收買。這種貿易，在海禁嚴厲的時候，幾乎成為海外唯一的貿易渠道”。
在朝貢的話語體系中，這種貿易註定是不公平的，明政府需要支付高昂的價格作為“朝貢”的回饋，以至於日本、朝鮮、琉球樂此不疲，蜂擁而至。在此情況下，明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其中就有制定“朝貢”路線一條。
據《日中文化交流史》記載，日本“朝貢”船隊在寧波舟山停泊集結，收繳武器，然後攜帶貨物過錢塘江入杭州，從而進入運河運輸體系，向北通過運河嘉興段，一路輾轉水陸，最後進入北京。這其中嘉興段運河，自離不開緊要之道海寧部分。琉球等的“朝貢”在進入杭州後，採用的也是同樣路徑前往京城。
在這種貿易中，海寧長安的水利設施和閘口，成為了一個重要的交通節點。水閘的調度和拖船，為過往的貿易船隻提供著服務，也讓運河邊的長安驛註定繁忙。中外文化於此會和，雖然並沒有更多的海寧沿岸記錄，但是這無疑是海寧中外經濟交流的一個重要起源，於後世有著重要意義。
海寧長安壩 拖運船隻
二、禪意於此起——向日韓傳播佛教的起點
海寧佛教昌明，叢林廣厚，不僅歷史源遠流長，名剎寶寺林立，高僧大德也世代輩出。其中唐代“悟空大師”齊安禪師不僅自身嗣法洪州宗的祖師馬祖道一，禪律皆通。更因其在海寧海昌院弘法，使四方慕名來習，在開明的唐代，讓海寧與朝鮮、日本也結下了佛法交流之緣，並且難得是，這種交流對二國的佛教發展還產生了深刻影響。
唐大和五年（831年），新羅國崛山開山祖梵日法師（一稱品日法師），諡號通曉大師，赴唐朝至鹽官求法。師從齊安禪師得法後，於唐大中元年（847年）回國，建立崛山寺，開創闍崛山禪門，傳授禪法，得到新羅國景文王等數位王者的認可和禮敬。其宗闍崛山禪門後與其他八個禪宗法門並稱為朝鮮的“九山禪門”，至今仍然是朝鮮半島佛教的重要組成。
東瀛之國日本佛教亦來自於中國東傳，其中海寧佛教做出了貢獻。據《和刻本佛祖統紀》記載，日本文德天皇時期，日本僧人慧萼奉日本桔太后的旨意，進入大唐來到鹽官鎮國海昌院，向齊安大師探求佛法，求取禪修法門。齊安派師弟道防、弟子義空隨慧萼東渡日本傳法，桔太后非常高興，為他們修建了禪林寺。從那時起，可算作中國禪宗開始傳入日本，後世日本禪宗的發達就是以此為基礎。所以這次海寧僧人東渡對於日本佛教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古代，國家間文化的交流往往與宗教是密不可分的，佛教的交流也讓中外其他各種文化產生共振，海寧作為這種交流的重要渡口，向外輸送了自己的優秀文化，也得到了相應的認可，其價值不言而喻。
三、從宗教到文化——傳教士帶來的民間文化互動
據載，西方天主教傳教士於唐朝年間便出現於我國西安地區，帶來了西方的一些文化，也將中國的文化傳播了出去。到了清代康熙年間的傳教士甚至擔任了皇帝的侍講。
作為東部杭州之側的海寧，自然也少不了傳教士踏足。雖然第一座教堂直到近代後才樹立起來，不過在近代以前，也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可尋。
歷經康熙雍正，到了乾隆年間，傳教士在華活動範圍擴大，伴隨著一些傳教士和百姓士紳的衝突，這種情況引起了乾隆的注意，為了防止出現更多意外，乾隆皇帝對傳教士活動採取了嚴控的措施。
黃愛平在其《西學與清代文化》一書中寫道：
“在福建地區的查禁活動深入進行的同時，全國各地也相繼捲入由此引發的禁教風暴之中。自乾隆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諭令‘各省督撫等密飭該地方官，嚴加訪緝’、‘實心查拿’之後，各地督撫均不敢怠慢，先後開始查禁。”
直到當年年底，在全國如天津、湖南、山東、貴州等地，都查出了有傳習天主教的事情。而且在浙江海寧、甘肅蘭州等地，還查出了“雍正年間傳教士在當地傳教時遺留下的十字架、圖像、經卷等物”。
此外，海寧又是皮影戲的發源地之一。18世紀法國傳教士把皮影戲傳回到法國，鼓譟一時，以當時傳教士海陸而來的習慣看，或許其接觸的就是地處沿海的海寧地區的皮影戲。不過關於此並無更多史料記載，只能作此一斷。近代以後，傳教士在海寧地區活動日益頻繁：設立教堂，招收信徒，必不是無源之水，自有其歷史。
四、別樣的“交往”——海寧抵抗倭寇的鬥爭
嚴格來說，倭寇侵犯並不算是交流，只能算是中外文明的野蠻接觸。但是畢竟是兩種文明的碰撞，帶來的負面影響對後世也起到了警示和反省的作用。
海寧石墩鎮是明代的海防要地。嘉靖年間曾設置巡檢司於此處，而倭寇多次攻破石墩，輾轉硤石、袁花、長安等地燒殺搶掠。 杭州府亦撥發軍隊抵抗，浙江都司僉書周應禎在海寧境內力戰，身負重傷，犧牲於袁花崇教寺，至今當地還留有對其祭祀而產生的風俗。
《黃灣抗倭傳奇》記載：
“明萬曆末年（1620年）督杭準眾請願，建廟於黃山嶺上紀念他，稱周都司是‘殷宇雄踞山嶺，宛若將軍英靈威震海偶’。”
從那時起，每年的端午節，黃灣老百姓都要舉行盛大的周都司廟會；不但如此，到了端午節的午時，家家戶戶還會在各自門前或室內燻燒“悶煙”，來紀念殺倭的勝利。
日本倭寇被剷除，戰爭過後，海寧官民的抵抗讓這片土地上不屈的精神之樹更加繁密。
結語：
歷史中的故事不僅屬於那些名人，更屬於創造歷史的百姓。海寧作為一個江南小鎮，歷史中隱藏著中外交往的諸多痕跡，隨著時代的變遷，似乎雨打風吹去，然而，一顆包容的種子卻植根於民間從未停止生長。如今的海寧，已經成為對外開放的重鎮，無數貨物從這裡走向世界，又有無數不同膚色的人兒，走進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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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明：《明代海外貿易史》
黃愛平：《西學與清代文化》
朱關良：《黃灣抗倭傳奇》
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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