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澎湃新聞 2020年2月2日
按：這是一個歷史學者觀影追劇的小系列。
電影《大明劫》海報，馮遠征主演
這部電影的背景設定在明崇禎十五年，全國瘟疫，十室九空，李自成起義軍又猛攻開封，崇禎帝不得已重新起用孫傳庭赴陝領軍平叛，期間偶遇醫士吳又可。吳又可治病，孫傳庭治軍，兩人在末世之變中發生交集，共同經歷這場“大明劫”。
這部電影在2013年上映時並不叫座，但今天看來，無論是劇情、道具還是演員的演技都堪稱上乘，其中反映的歷史及和刻畫的故事也引人深思。
電影《大明劫》海報，馮遠征主演
一、治疫
吳又可是明清之際的醫生和傳染病專家，南京震澤人，“又可”是他的字，大名是吳有性。他出生於1582年（明萬曆十年），卒年不詳，通行的說法是1652年即清順治九年。由於古人對醫者多記載不詳，流傳下來的事蹟也遠沒有政治人物豐富，以至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百度百科將吳又可的卒年記為1644年，聲稱其與妻子一起殉國，竟沒有人發現。
馮遠征飾演的遊醫吳又可
在吳又可生活的年代，正值明末大瘟疫盛行。
吳又可親身經歷了這場大瘟疫，目睹了瘟疫對社會和人民的危害。
在以醫術濟世的過程中，他繼承了中國曆代傳染病知識，結合自身經驗，對過去的傳染病學進行了總結和批評，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論，著成《瘟疫論》（亦作《溫疫論》）一書，對清代的“溫病學派”影響很大。
《欽定四庫全書》所收的吳又可《瘟疫論》提要頁書影《瘟疫論》在對瘟疫病原的解釋上，超越了中醫傳統的時氣說和瘴氣說，而提出了癘氣說。吳又可認為，與“傷寒與中暑感天地之常氣”不同，“疫者感天地之癘氣”，“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即所謂瘟疫，與過去的傷寒、中暑不同，應辨徵而治，“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
非暑，非溼，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他將這種氣稱為“癘氣”，認為其雖不可見，但確實存在，是一種物質，“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
他對這種癘氣特徵的描述已經很接近現代傳染病學了。
史料其實沒有詳細記載《大明劫》裡吳又可前往陝西治病的故事，但這部影片裡的情節基本上都是從上述吳又可的事蹟中闡發出來的，符合這位溫病學派先驅的人物形象。
吳又可出場時是以一個江湖遊醫的形象出現的。在給一名垂危病人治病時，吳又可發現病人舌苔黃厚、心腹脾滿，故診斷為邪毒入裡，果斷開了大量瀉藥以去邪正安。病人服藥後腹瀉不止，家人自作主張給病人換上了人參、黃芪等溫補之藥，結果反而把病人給補死了。於是瞬間這家人便化身為“醫鬧”，拿著吳又可的藥方、揪著吳又可上了衙門。吳又可自信滿滿，呈上病人服用的藥渣，對縣官解釋了一番。縣官竟是難得的清明，聽取雙方陳詞，又仔細辨別藥渣後確認是病人
家屬私換藥方，便確認不是吳又可的責任，予以銷案。——但說了這麼一番話：吳又可，你行醫用藥異於常規，這次算你僥倖。從今日起，不許你在本官所轄境內行醫。
縣官確實不是昏官，他知道這次醫療糾紛是誰的責任，可他又不能容忍吳又可“異於常規”的療法，於是只能將他趕出自己的轄區了事。
是的，理由僅僅是“異於常規”。這個理由幾乎貫串了整部電影吳又可的行醫故事，當然他本人就是一個異於常規的醫者，否則也不可能超越傳統而提出新的醫學理論、找到更科學的療法了。不過他的“異於常規”卻不容於當時的社會，即使縣官明白這個道理，也不能再讓他待下去。顯然，如果吳又可再因為異於常規而出事兒，很可能就牽連到自己。既如此，那還是把他趕出自己的轄區，就和自己沒關係了。
可是，這已經不是一個常規的時代了。
據學者趙獻海研究，明代各時期瘟疫頻度呈現逐漸增長的趨勢，至明末達到最高峰。而《大明劫》發生的年代，自崇禎六年起的一場大瘟疫已經愈演愈烈，直到崇禎十七年明亡都未能結束。瘟疫始於山西，迅速擴展至北直隸、河南、山東、陝西等地，傳染速度與死亡率遠超以往，如崇禎十四年，開封府武縣“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滎陽縣“春大疫，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其慘烈程度今天讀起來仍然令人不寒而慄。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縣官出於自保，把吳又可以“異於常規”的理由趕出了自己的轄區。
《大明劫》劇照：滿城瘟疫瀰漫，士兵屠宰戰馬於是吳又可背起行囊，一步步走到了潼關，去投靠他的師父趙川趙提領，而趙提領正好在孫傳庭軍中治療疫病。孫傳庭、吳又可，本片的兩大主角的故事線終於交匯。
孫傳庭於潼關治軍，而肆虐華北的瘟疫已經悄然降臨潼關內外，甫一閱兵，已有受閱官兵因病當場昏倒。趙提領在惠民藥局施藥，已經到了幾乎無藥可施的地步。而闖軍同樣沒能逃過，吳又可前往潼關的路上便意外遇到了罹患瘟疫的闖軍將領……
官軍，百姓，闖軍，此時全都籠罩在瘟疫的陰影之下。
受官軍之命，趙提領前往軍中治療軍士，吳又可也隨之前往。趙提領遵循世代醫家的做法，認為軍士率屬“風寒暑溼，天之常氣，入侵肌膚所感”，照《傷寒論》開方治療。而吳又可卻從病人脈象、經歷判斷軍士絕非傷寒，而為瘟疫，並解釋為“吸入了邪氣”，開出了與趙提領完全不同的方子。
兩個方子放在指揮使任琦面前，他完全不理解為什麼同樣的症狀開出了不同的方子，就去問趙提領。趙提領聽完吳又可一番“異於常規”的解釋後大驚，完全忽視了吳又可從成千上百病患中得到的經驗，怒斥吳又可：沒有確鑿證據，怎麼能夠妄加猜測！
隨後，趙提領直接動用身份，告知任指揮使自己全權負責診斷，否定了吳又可的方子，並以“狂妄忤逆”“醫家大忌”為由，不再讓吳又可參與軍中診療。吳又可再次因為“異於常規”而被趕了出去。
其實趙提領的做法我們也能理解，一方面是他遵循的方子畢竟是幾千年傳下來的“醫聖”的方子，是老祖宗智慧的結晶；另一方面如果一直照方抓藥，無論有什麼問題都不是自己的責任，但如果他有一點點改動，出了問題就要自己負責了！
那還是把不合規矩的人趕走吧。
於是疫情日甚一日，直到趙提領自己也被病人傳染殞命。臨死前趙提領絕望地吶喊：醫家傳統，祖宗療法，就算不能救人吧，也不至於殺人吶！這是哪不對了！可惜趙提領至死都還在墨守成規，更沒能明白，有些時候，沒有及時救人就等於殺人。當然他也沒想到，一味壓制，自己也有砸進去的一天。
《新校宋板傷寒論》書影，日本天保十五年（1844）刻本。千載之下，《傷寒論
》不僅仍然影響著中國，在東亞儒家文化圈的影響力也依然強大吳又可又來了。可惜他來晚了一步，趙提領已經死了。任指揮使也不想聽他“瘟疫傳染”的道理，更不理解他“隔絕病患、開窗通風”的做法。可無奈孫傳庭把照著《傷寒論》開方而總不見效的醫生殺完了，不得已才又找到了吳又可。吳又可告訴孫傳庭，傷寒之邪淺，僅通過肌膚傳入，下藥即除；而瘟疫則因人呼吸間吸入癘氣，轉化為疫邪後盤結在體內的“膜原”，根深蒂固。
孫傳庭顯然並不懂他說的這些理論，他只想著不要重蹈七年前潼關總兵龍世威因大疫而兵敗的覆轍，便要求吳又可赴軍效命。吳又可起初瞻前顧後，不願前往，但最終沒有逃避，還是前往軍中。吳又可顯然知道孫傳庭做好了殺他的準備，無論他是要逃，還是沒治好瘟疫。軍營中，官軍嚴格按照吳又可的辦法進行了瘟疫防治工作，按患者病情輕重分別隔離治療，並照吳又可“異於常規”的方子熬製藥物，終於控制住了疫情擴大的趨勢。
不過疫情最終不是吳又可解決的。孫傳庭直接把染病的士兵按隔離區消滅了，一把火燒了個乾淨。吳又可只能痴痴地說：督師控制疫情的方式，實在比吳又可有效。從當時的局勢來看，孫傳庭率軍出關在即，不可能任由疫情發展，而從肉體上消滅患者無疑是最快消滅疫情的辦法。
只是這並不是醫者所能採用的，吳又可想到的最壞結果，也不過是：倒不如像先生那樣以身殉職，死得其所。……大疫之年，也許這就是醫者的宿命吧。
醫者仁心，古今如此。
二、治軍
本片的兩名主角里，孫傳庭是早於吳又可出場的。作為他出場的鋪墊，影片一開
始就是大明糜爛的局勢，開封告急，京師震動。而除去片尾介紹吳又可著成《瘟
疫論》，本片的主線故事裡，孫傳庭也比吳又可結束得要晚。
吳又可臨走前，給孫傳庭留了一張字條：
王朝興衰，唯有醫道長存。又可有心無力，唯有不辭而別。亂世蒼生，各有宿命
。
在和孫傳庭夜間談話時，吳又可也說：
我朝積弊已久，非一味猛藥可以痊癒。
如果把國家比作人體，此時的大明已經病入膏肓。吳又可受孫傳庭的委託治療軍
中的病人，而孫傳庭則是受崇禎皇帝的委託，治療整個大明。只可惜大明的病情
遠比瘟疫重，片中的瘟疫最終被解決，可孫傳庭這味猛藥，已經無法使大明痊癒
了。
而孫傳庭的起用已經是崇禎皇帝病急亂投醫的表現，在此之前他已下獄三年，只
是因為朝廷將領對闖軍屢戰屢敗，無人可用，不得以方重新起用。
崇禎皇帝：“需多少人馬可以蕩平流賊？”
孫傳庭：“五千精兵足矣。”
實際上，闖軍勢力何其浩大，五千精兵怎麼可能足夠！
但熟悉明史的人會發現這段對話有些耳熟。崇禎元年，袁崇煥對崇禎皇帝聲稱“
五年全遼可復”，但實際只是因為“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時隔十四年，
孫傳庭也誇下此等海口，實在是因為崇禎皇帝一貫偏激多疑的性格，不可能再接
受自己謹小慎微、步步為營的戰略了。
當然，袁崇煥還是補充了五年平遼的條件：“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
，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崇禎皇帝也下令四
部大臣“如其言”，可惜的是四部大臣並未真的“如其言”，而崇禎皇帝也未能
等夠五年，在崇禎三年就把袁崇煥殺了，“遼事遂不可為”。
明知如此，孫傳庭也仍然別無選擇。當然，“五千精兵足矣”也是有條件的，雖
未明言，但從本片後來的劇情可以大概猜到，就是對地方軍隊的絕對控制，土地
的絕對掌控，和官員的生殺予奪。
到達陝西后，孫傳庭第一副藥方針對的是斬殺率部譁歸、殺良冒功的總兵賀人龍
及其部將，以此樹立自己對軍隊的絕對控制，同時整肅軍紀。
一條血顙光連肉，頓落金鍪在堂前。賀人龍伏法。
只可惜，這只是孫傳庭面對的病體裡最輕的病。
軍械朽爛，不堪使用；火槍火炮，屢屢放啞；官兵之中，瘟疫盛行；軍糧倉廒，
處處皆空……
這些都不是孫傳庭殺幾個人能解決的問題了。
而後方，孫傳庭一再請求增加錢糧，崇禎皇帝一概置之不理，粒米不給，反而不
斷催促出兵。
已經失去耐心的崇禎皇帝
前有圍困開封、聲勢浩大的闖軍，身後更有不斷催促的崇禎皇帝，身邊則是各懷
鬼胎、敲骨吸髓的官吏士紳，與此同時他手下的軍隊更是罹患瘟疫……孫傳庭的
處境，像極了無計可施的醫生。
可孫傳庭終究不能無計可施，他必須拿出辦法，對症下藥。
沒錢沒糧，根源在於土地悉數被士紳兼併，那就去清丈土地、造冊納糧；士紳明
裡暗裡多方阻攔，那就殺雞儆猴，再將他們家產充公；瘟疫橫行，那就去找醫生
，一個沒用，殺了再換一個……
唯獨崇禎皇帝，孫傳庭解決不了。
崇禎皇帝一催再催，孫傳庭無奈，簡單粗暴解決完軍中疫情，率軍出關。
孫傳庭出關，服裝道具考證到這個水平的電影在2013年很少見，當然今天也不多
見
歷史上的孫傳庭實際上打了兩仗，第一仗孫傳庭以“兵新募，不堪用”請求崇禎
皇帝暫緩出戰，奈何崇禎皇帝不聽。不得以出戰後，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
青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即所謂“柿園之役”。此戰敗後孫傳庭回到陝西
，打算死守潼關，日夜募勇練兵，屯田繕器。而崇禎皇帝竟繼續“趣戰益急”，
傳庭頓足嘆氣道：“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自知必死，仍然出戰，此次
戰役依然大敗，孫傳庭“躍馬大呼而歿於陣”，終於戰死沙場。隨著孫傳庭的戰
死，明朝也走向了末路，是《明史》所載“傳庭死而明亡矣”。而諷刺的是，多
疑的崇禎皇帝甚至以為孫傳庭還沒死，最終也沒有給予贈蔭。
歷史總是相似的，甚至有時讓人覺得是蹩腳的作者江郎才盡，把同一個劇本換了
個名字再次上演。同樣在潼關，安史之亂時哥舒翰被唐玄宗一再催促出關與叛軍
決戰以致大敗。而同樣是崇禎皇帝，僅僅一年前的崇禎十四年，他要求在遼東與
清軍作戰的洪承疇速戰速決，揮師決戰，導致松錦大敗。
歷史如此相似，而無人吸取教訓，以致悲劇一再重演，令人扼腕。
劇照
片中把孫傳庭出關後打的兩場戰役縮成了一場，而且也沒有正面反映戰爭場面。
上一場景明軍整隊出關、鼓譟而東，下一場就是闖軍收拾戰場、孫傳庭死於馬下
了。對於這一處理，有人認為是經費所限，無力再拍攝耗資巨大的戰爭場景。但
我倒願意相信是編劇的暗示——大明劫，並不是一場戰爭能夠左右的。
大廈將傾，一木難支。孫傳庭治軍，最終是沒有治好。
他李自成可以輸個十回八回，而我孫傳庭連一回都輸不起。
也治不好了。
三、治國
崇禎皇帝在本片的出鏡率其實不算高，甚至還趕不上吳又可的老師趙提領。但其
實他才是“大明劫”真正的主角。
劇照：崇禎皇帝
不是《大明劫》，是“大明劫”。
如果說吳又可是在治疫，孫傳庭是在治軍，那麼崇禎皇帝毫無疑問就是在治國。
之所以說崇禎皇帝是“大明劫”的主角，是因為無論吳又可控制瘟疫，還是孫傳
庭整治軍隊，歸根結底都是崇禎皇帝為了治癒這個千瘡百孔、病入膏肓的大明。
只可惜大明已經病入膏肓，已絕非他一人可救。孫傳庭一人難以支撐明末戰局，
崇禎皇帝也無法一人解決晚明至當時的糜爛政局。也是因此，民間流傳了種種崇
禎皇帝的傳說，比如他臨死前怒斥群臣“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比如
清朝的順治皇帝在祭掃崇禎皇帝陵寢時動情連呼“大哥！大哥！我與若皆有君無
臣”。總之都對這位亡國君表達了同情。
曾有網友戲言，外有清軍，內有義軍，時值小冰期，又加上鼠疫橫行，哪一樣單
獨拿出來都夠統治者焦頭爛額的，可崇禎皇帝同時趕上了四樣。言下之意，和前
面一樣，好像都是外因。其實還有一樣在這四樣之上，是覆蓋在明朝以至歷朝歷
代都存在的、帝國體制揮之不去的陰影，一旦時機成熟，便足以掀起驚天巨浪。
是官僚。確切地說，是痼化的官僚體制。
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是研究中國官僚政治的經典之作
王亞南指出，自科舉制、兩稅法實施，中國的官僚體制便基本成型。隨之而來的
是中國社會的一切幾乎都寄生、依附於這個體制之上。官僚因身份而獲得權力，
因權力而攫取利益，並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的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可能是因地
緣而形成，也可能是因學緣而形成……而一旦形成，便自發不自發地壟斷上升渠
道，侵佔社會資源，直到這個利益集團變得顢頇無能而被消滅。
我們以防疫體制為例，在《大明劫》中，完全看不到國家對瘟疫採取任何有效措
施。但如果翻看前朝，梁其姿的研究告訴我們，從中唐到元代，“在創辦和維持
公共衛生機構方面，朝廷有時扮演了積極角色，其範圍不限於首都而遍及整個帝
國”。但到了明朝，國家衡策轉向消極，官府積極介入公共衛生事務的傳統衰退
了，晚明國家已經不再擔當傳統的、將提供健康照顧作為百姓福利的一個方面的
角色。宋元時期各地設立救濟貧病的惠民藥局雖然繼承了下來，但自明中期以後
也基本沒落，變成災難時才開啟的公共衛生機構——我們在片中的趙提領可以看
到。明清鼎革後，清朝繼承了這一趨勢，大多數惠民藥局變成了瘟疫時臨時施藥
的機構。而與此同時，明代中期以後，地方勢力興起，鄉紳力量增強，民間主持
的醫藥救助事業彌補了這個缺陷，瘟疫中更經常由鄉賢來處理了。梁其姿指出：
在公共衛生領域，國家角色的下降和有組織的活躍的民間力量的興起，在中國之
所以重要，更多的是出於社會而非健康方面的原因。對地方精英來說，這指明瞭
一條可以確保他們在國家權力力所不逮的領域保持其領導地位和影響力的途徑。
但實際上，鄉紳勢力的擴張並不能代表社會救濟的有效，相反，他們會利用對資
源的壟斷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我們在片中看到，以顧清遠為代表的鄉紳侵吞
大量軍田，隱匿戶口，拒不繳稅，即使面對明朝即將滅亡的局面，仍然不願做出
一點貢獻——又如何指望他們去賑災救濟？
而鄉紳所依賴的，正是大明朝的官僚體系。顧清遠他們之所以橫行，是因為在地
方他們有為他們燒了經歷司的任指揮使，在中央則有為他們給皇帝遞摺子的“周
閣老”，這個利益集團一旦形成，即便是京師來的督師，他們也敢不放在眼裡，
甚至認為自己就是王法。這些人看似沒有官身、實際在地方卻具備官府的威權。
一群侵佔軍田、隱匿戶口的違法鄉紳，竟然理直氣壯地說出了“這大明朝到底有
沒有王法”
除非他們肉體上被消滅，只是到了這個時候，誰也挽救不了大明朝的命運了。事
已至此，崇禎皇帝也只能被髮跣足上煤山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痼化的官僚體制的陰影從來沒有離開過帝國的上空，一百多
年後的乾隆皇帝面對波及數省的“叫魂案”，也深刻感到了官僚體制痼化的威力
。當然這已經是後話了。
四、餘論
瘟疫的應對從來不僅僅是簡單的醫療問題，更不是醫生就能解決的，應對大規模
瘟疫需要國家力量的保證。楊念群教授回顧近代以來的防疫體制後指出：
清代的歷史已經證明，瘟疫控制的程度和時間長短往往與社會和政治應對策略的
有效性成正比關係，而不完全取決於醫療對個體病患者的實際治癒水平。或者也
可以說，不同的政治與社會組織的應對策略決定著防疫的成效和水平。
與明清以來國家在防疫事業的缺位相反，近現代中國開始努力建立起國家防疫體
系。1911年東北地區鼠疫的爆發給中國防疫事業帶來了極大發展機遇，在防疫專
家伍連德的指導下，東三省總督錫良動用官府力量，有效控制了東北鼠疫擴散，
這也成為國家力量參與防疫事業的開始。而公共衛生體制在全國範圍內的建立則
得益於1928年起國民政府前後三任衛生部部長——劉瑞恆、顏福慶、金寶善主導
下近20年的努力，即使在抗日戰爭時期都未停止，全國範圍內的省、縣、鄉衛生
系統初具規模。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公共衛生事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更加全
面、有效地推廣，成功推行了反“細菌戰”、愛國衛生運動等一系列全國性的衛
生防疫活動，陸續消滅了鼠疫、真性霍亂、血吸蟲病和天花，創造了中國歷史乃
至世界歷史的醫學奇蹟。
如此一正一反，足以證明大型群體性公共醫療衛生事業需要長效、大範圍的體制
保障，而在中國除了國家力量很難做到。在推廣的過程中則必須警惕官僚主義作
風的復辟，重視專家學者的意見，注意信息的通達，以避免信息壅塞和謠傳。在
大疫當前的局勢下，我們更應該吸取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堅定必勝的決心。畢
竟任何困難都難不倒英雄的中國人民。
以一首《送瘟神》作為結尾吧：
送瘟神（其二）
毛澤東
1958年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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