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伏案寫作
稿酬是毛澤東最大的“私產”。現有文獻證實，他從1936年延安時期開始拿稿費，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時期停止拿稿費，歷時30年，其中的萬千變化，既折射出一段厚重的歷史，也展示出毛澤東大公無私的品格及其濟親濟友濟天下的性情。
沒有正式建立“毛澤東稿酬賬”之前，比如延安時期的稿酬收支，只能通過相關文獻資料來核實。那些賬其實也記在了很多人的心裡，並載入了歷史。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就實行了稿酬制度。據孫國林《延安時期的稿費制度》一文記載：1936年8月中央決定出版《長征記》，徵稿信說：“來稿請於九月五日以前寄到總政治部。備有薄酬，聊致謝意。”1936年10月28日，中國抗日紅軍總政治部發布《〈紅軍故事〉徵文啟事》:“為著供給紅軍部隊的課外教育材料，為著宣傳紅軍的戰鬥歷史，特決定編輯《紅軍故事》叢書。每稿至多不超過二千字……來稿採用後，酌致現金或物質報酬。”1937年5月10日，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總司令朱德，聯名發出《中央軍委關於徵集紅軍歷史材料的通知》也明確說:“一切創作稿件和紀念品，送來經採用後，均給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現金酬報。”
這些史料證實，延安時期為了鼓勵人們收集長征史實，更是為了留住歷史並創造歷史，就開始實施“現金或物質報酬”相結合的稿酬制度了，也逐步完善。1939年1月22日毛澤東致周揚的信中透露了準確的稿酬標準：“備有稿費（每千字一元五角），當分致你與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勞之意。”證實此時的稿酬制度已經按千字計算了，跟後來的稿酬制度基本一致了。
1941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報告，在談到稿酬問題時，強調要按質按需來定標準：“對研究實際問題的文章，要多給稿費。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教員，才算好教員，要多給津貼。”如此推測，從此以後的延安稿酬標準會有所提高。
稿酬制度對毛澤東這位筆桿子影響很大，尤其是在那個艱辛的年代，這份不菲的稿酬收入足讓他對窮苦親朋從“愛莫能助”到“樂善好施”，這也可以從毛澤東取得稿酬前後的信件中得到證實。
1937年11月27毛澤東給表兄文運昌的信中尚言：“道路甚遠，我亦不能寄旅費。在湘開辦軍校，計劃甚善，亦暫難實行，私心雖想助兄，事實難於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費給周潤芳，因她系澤覃死難烈士（澤覃前年被殺於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諒之。”信中的“不能寄旅費”說明此時的毛澤東囊中羞澀，無力接濟表兄；尤其是解釋“二十元旅費給周潤芳”是公家所寄，清楚地表達出自己愛莫能助的態度——這都是由他當時的經濟條件決定的。
在1938年5月26日給堂兄毛宇居的信中，毛澤東就能掏錢接濟家鄉的侄子毛楚雄（毛澤覃的兒子）了：“楚雄等已寄微款，爾後可略接濟一點，請督其刻苦節省。”信中的“微款”說明錢數不多，也證實毛澤東此時的手頭並不多麼寬裕，所以強調“請督其刻苦節省”。從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從韶山走出來的毛澤東，跟任何一個故鄉的兒子一樣，一旦自己的經濟寬裕一點點，就竭力接濟故鄉更困難的親人，這是家風，也是鄉情，更是文化，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最平凡的一面。
兩年後，1939年11月5日毛澤東給他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的同學林中鶴的信中，就能寄上百元了：“寄奉百元，聊佐薪水，為數甚微，將意而已。”信中儘管有“為數甚微”的客套，但從中也能感受到毛澤東“濟人於危艱”的舒暢心情。
此時的毛澤東已在延安窯洞完成了《實踐論》（1937年7月）、《矛盾論》（1937年8月）和《論持久戰》（1938年5月）等偉大著作，這些著作的發表和大量印行，就算按千字一元五角計算，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何況毛澤東也經常給延安的各種報刊寫文章。而《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等等大作的陸續發表，加上延安稿酬標準陸續提高，無疑保證了毛澤東稿酬的來源和數目。
毛澤東著《實踐論》、《矛盾論》
接濟革命烈士的親屬是毛澤東稿酬的重點支出項目，只要他知曉，就想方設法寄錢解困，甚至通過地下黨這條線路轉寄款項。比如毛新梅烈士，他“是毛澤東親手建立的韶山黨支部的成員之一，1927年6月被敵人殺害，成為韶山第一個為黨捐軀的烈士。他的妻子沈素華時年36歲，帶著毛特夫、毛慎義、毛雪華等好幾個孩子，生活極其艱難。毛澤東在延安得知毛新梅犧牲後，便通過地下黨寄錢給沈素華，接濟他們母子的生活。”
武文笑在《毛澤東自費資助烈士家屬》一文列舉的很多實例，證實毛澤東從延安時期就開始用稿酬資助烈士家屬了：“他這位極重情義、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同甘苦共患難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樂善好施者，經常情牽烈士家屬並慷慨解囊動用自己的稿費資助這些烈屬，少則百元或三五百元，多則上千元，其間發生的故事也不勝枚舉。”
支持延安的各項文化活動也是毛澤東稿酬支出的又一大項，僅李賢哲《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稿費用途》一文就列出多筆資助款，列示如下：
1938年7月，毛澤東從自己《論持久戰》稿費中拿出300元大洋，給民眾劇團購置設備；
1939年3月為支持創辦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捐助100元；
1939年9月為支持籌建陝甘寧邊區醫院圖書館捐款100元；
1939年11月為烽火劇社捐款200元；
1940年，延安各界紀念“五四”青年節籌委會發起有獎徵文，毛澤東慷慨解囊捐贈300元做獎金；
1941年8月為邊區教育廳舉辦的小學教師暑期講習班，捐款400元……
這些捐款又是不勝枚舉。
1938年春,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撰寫《論持久戰》
毛澤東的稿酬收入奠定了他樂善好施的經濟基礎，在那個困難時期，也惠及身邊的眾多同志，只要誰有事，他必動用稿費慷慨解囊。比如軍委機要處代處長黃有鳳的婚事就是毛澤東用200元稿酬操辦的。據黃有鳳《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一文記載：“赴任前毛主席還有點不大放心我的婚事，指著旁邊的葉子龍秘書說：對黃有鳳的婚事，你們要成立個促進委員會，促進促進！葉子龍後來真的成立了一個‘促進委員會’，大家輪番做雪明的思想工作，最後終於使小趙放棄了‘約法三章’，同意近期結婚。最後商定婚禮於（1941年）10月10日晚飯前舉行，地點選在毛主席住處的院子裡。我倆的婚禮是毛主席用稿費籌辦的。應邀參加婚禮的貴賓都是毛主席親自下請帖請來的。”
毛澤東十分清楚自己文章的來源，曾說過“所謂的好文章，都是在鬥爭的實踐中逼出來的。”逄先知在《毛主席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一文更清楚地記載：“毛主席從來沒有把毛選的著作看作僅僅是他個人的東西，而看作是群眾智慧的集中。他說：毛選怎麼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裡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又說：1921年建黨後，經過了14年，犧牲了多少黨員、幹部，吃了很多苦頭，才懂得了如何處理黨內關係、黨外關係，學會走群眾路線。不經過那些鬥爭，我的那些文章也寫不出來。”
也正是基於這種清醒認識，毛澤東對自己的稿酬所堅持的態度是堅定的：“這個稿費，都是從老百姓那裡來的，是黨的稿費、人民的稿費，是做事情來的，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這個原則不論是在延安時期，還是新中國成立後，都雷打不動——將他的稿酬用於濟親濟友濟天下；唯一不同的是，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的稿酬就專門建賬管理了，每一筆收支也都有案可稽。
參考文獻：
[1]孫國林.延安時期的稿費制度【J】.上海：黨政論壇，2008年第22期
[2]武文笑.毛澤東自費資助烈士家屬【DB】.北京：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3]李賢哲.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稿費用途【DB】.北京：人民政協網
[4]毛澤東書信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重印），1984：1.
[5]李敏、高風、葉利亞主編.真實的毛澤東【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4.
作者：葛長銀，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會計系
網編：侯潔英
監製：方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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