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有料的文史
“脸”是全人类共有的身体器官。如果用“中国人要脸”来概括我们的性格，乍一看似乎很可笑，还有点带讽刺的意思。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脸”一词绝不仅仅指人的面部，它是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复合词。这之中包含的意思，远远超出了字面所描述或理解的范围。或许换个词，更能准确代表中国人对“脸”这事的看重：面子。
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有这么段精彩的话：在欧美，一人吃了耳光而不能决斗以报复，那是他失了荣誉，不是失了面子。另一方面，倘有一位道台老爷的丑陋公子逛窑子受了侮辱，他马上回去带一队巡警来逮捕这个妓女，并封闭那妓院。那是他有面子，吾们实在不能说他保持了他的荣誉。
无论在东西方，人们都讲个脸面。不过，在西方研究者眼中，我们中国人是格外要面子的民族。这种说法，到底是客观的，还是带有偏颇？这一期的《西方眼看中国》，料爷就和您聊聊这个问题。
面子与看戏
在中国，“看戏”算得上是全民娱乐方式。中国人爱看戏，和英国人爱看体育比赛、日本人爱看相扑、西班牙人爱围观斗牛的程度不分伯仲。中国戏曲爱表现现实题材，因此国人在看戏的时候，审美距离总是特别近——观众总会把自己想象成戏中的角色，甚至把这种戏剧性的思维和行动，带到了实际生活里。
这种情景有很多。比如，当一个人必须捍卫自己时，即使听众只有两三个人，他也会向一群人说这样的话：“既然每个人都在这里，我也不怕当着你们的面说…”如果他给自己辩白成功了，便认为可以有尊严地“下台”了，否则就觉得是自己“下不来台”。
戏曲中讲“搭台子”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特别在意“面儿上”的形式，甚至超过了内容本身。如果一个人能够时机恰当的说出一些漂亮话儿，那么他演戏的欲望就可以得到满足。这是我们中国人默认的一种“场面话儿”，分辨真假就显得你太不解风情、不识时务。听这番话的人就如同是观众，无需去了解那些幕后花絮，否则我们将破坏这场戏留下的美好印象，相当于“拆了人家的面儿”。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人们做一些适当的戏剧性动作就是“有面子”，相反，如果这点操作都不讲究，则是“丢面子”。因此，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一旦知道“面子”是什么，就会了解中国民众的许多性格与说话办事儿。
面子与乡村社会
中国人获得“面子”的方式以及对“面子”的调控原则，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这对于西方人来说往往是难以理解的。面对中国人，西方人常常用规则高于一切的方式来思考和解决问题，而忽视了“面子文化”这种戏剧性的因素，忘记了它在中国社会存在的特点——显而易见，却难以捉摸、兴衰不受管制。
古代农村司法，并非一味的按国法
这种“面子文化”在古代中国农村非常常见，甚至成为乡村社会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之一。村民之间通常存在一些鸡毛蒜皮小纠纷，如果有人想成为和事佬，那他必须三思而后行、仔细斟酌，让双方的“面子”都能兼顾。因为"面子"具有可交换性和可逆性，争面子行为在村庄会形成面子等级结构。这种和事佬，就是“乡村裁判”。民间争执与纠纷的解决，不是通过官府，而是经由乡村的具有“职役”功能的人出面解决。在处理农村纠纷时，不可避免地要做到“天理、国法、人情”，但
在处理的最后，一定要保证在情理上过得去，占理那方不能得理不饶人，要“卖个面子”给调停人，调停人也要“顾全颜面”，不至于哪一家在村民们面前“丢了面子”，也就是所谓的“揆诸人情”。在中国乡村，调解的目的不是维护正义，而是容纳各方的“面子”。因为尽管正义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对东方人来说却并不现实。当然，这种“面子”在乡村熟人社会中非常好用，但在当代城市社会中，乡村社会中的"面子"惩罚和维护，也就不再那么起作用了。面子与送礼和消费
中国古代的送礼
在送礼这事上，中国人也特别讲究“面子”。“送礼”是一种人际交往行为，内部有一套行为规范，“收礼”和“受礼”都有相应的衡量标准，因此双方都要遵循这些规则，认真把这礼送出规矩。送一份厚礼给别人，就算是给那个人“面子”。而对于收礼者来说，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既不全收也不拒收，只收其中一部分，推脱一番才是“不失面子”。中国人的“送礼”行为，属于一种未雨绸缪、提前的人情投资。通过提前的“送礼”行为，沟通好人际关系，为在以后的交往中拜托对方“给自己个面子”打好基础。
而中国面子文化在消费领域，也一直很成气候。在中国农村，住宅攀比、葬礼攀比、婚宴攀比、寿礼攀比等各色的攀比消费，都极为引人注目，甚至屡上社会新闻，这其中，就是在乡里乡亲面前挣个“面子”的思想作祟；在城市，奢侈品的消费更是常见，这不是为了生存感受和尊严，而是为了地位和身份，只有这样消费的一群人才能这样消费，只有这样消费的才属于这一群人，他们要借此区别与他人的不同，要标榜自己的社会地位。归结起来，是为了
在“面子”中感受到个人的存在价值。一点思考
要面子的典型：阿Q
在中国人看来，“面子功夫”是种扮演社会角色、做给别人看的功夫。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保全面子这事太重要了。即使是鲁迅笔下的阿Q这等社会底层小人物，被他人打败时，也不忘说“我就算被儿子打了”，给自己一个精神胜利法，保住自己的脸面。
看似“要面子”是贬义，但何尝不是我们中国人维持内心平衡与社会秩序的一种“智慧”呢？“面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人格特征、社会文化的综合体，源自“礼”的耻感文化。“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之一，规定了等级差异，因此我们中国人自古就特别注重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要讲个“礼儿”；而西方文明源于“罪恶感”。“罪恶感”关注的是事情本身而不是人本身，通过内省的方式审视是否违背个人和事情的原则。因此，不会因人而改变自己做事的规矩，人的利益和脸面，是不能凌驾于事件之上的。
因此，西方受个人主义取向影响，集体规范与期望较低，试图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性”关系，即使发生冲突，也是人事两份，对事不对人。所以，西方人用自己的文化原则和标志，很难接受中国人的“死要面子”，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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