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周王族諸侯國中曾國的國君，姬姓，氏曾名乙。 生卒年不詳，但是據考古發現推定，他大約生於公元前475年，卒於公元前約433年，奇怪的是，翻閱史籍，對其人並無記載。但曾侯乙卻是中國戰國時期南方姬姓曾國，即姬姓隨國的國君。
此曾國與史書中的隨國一國兩名，始祖為赫赫有名的周朝開國大將軍南宮适，曾國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鎮守南方的重要邦國。
1978年，在今湖北省隨州市區西約一公里處的擂鼓墩，考古工作者對其墓葬（後來證實）進行了發掘，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包括舉世聞名的曾侯乙編鐘、曾侯乙尊盤等；
同時出土文物還有大量兵器、樂器、鑄造精良的漆器、青銅器等，共15000多件，其中9件被定為國寶級文物，出土的文字材料說明曾侯乙是一位名乙的曾國諸侯王。
從楚惠王送給他的一件青銅鎛上的三十一字銘文看，曾侯乙死於公元前433年或稍晚，通過對其屍骸的碳14測定，可以推定曾侯乙的死亡年代在公元前433年到公元前400年之間，他死時年齡在42―45歲之間。
綜合考察其他材料，曾侯乙應當生於公元前475年或稍晚，約在公元前463年前後成為諸侯王，在位約三十年。出土文物表明，曾侯乙生前非常重視樂器製造與音律研究，興趣廣泛，同時也是擅長車戰的軍事家。
史學界有三大觀點被關注得最多：
其一，曾隨兩國地域相同，都在漢水以東，所謂“漢東之國隨為大”，兩國是否合一；
其二，兩國族姓是否相同，他們是否同為姬姓；
其三，在曾侯乙墓出土的65件編鐘中有一鎛鍾，銘文上說楚王曾經被曾國所救，而史書上卻記載楚國郢都被吳軍攻佔後，“楚王奔隨”，隨國人救楚，這段歷史作何解釋？
曾侯乙墓是戰國早期，周王族諸侯國中曾國的國君曾侯乙的一座墓葬，位於湖北隨州城西兩公里的擂鼓墩東團坡上。曾侯乙墓呈“卜”字形，墓坑開鑿於紅礫岩中，為多邊形巖坑豎穴木槨墓。無墓道，南北向，墓坑南北長16.5米，東西寬21米，深13米，面積為220平方米。
此曾國與史書中的姬姓隨國一國兩名，始祖為赫赫有名的周朝開國大將軍南宮适（括）。曾國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鎮守南方的重要邦國。
曾侯乙墓中隨葬以九鼎八簋（guǐ，音軌）和編鐘、編磐為主的禮樂器，遵守了周代諸侯的身份，九鼎八簋應為天子使用，諸侯應使用七鼎六簋，反映出先秦社會嚴格的禮樂制度在後期已經出現裂縫，以及人們對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
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銅雙音編鐘（不包括楚王所送鎛鍾）、玲瓏剔透的尊盤和完整地書寫二十八宿名稱的衣箱等，體現了先秦時期中國在藝術、技術、天文等方面的極高成就。其中出土的曾侯乙編鐘是迄今發現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銅編鐘。
湖北隨州，扼北進中原之門戶，歷來是兵家必爭之要地。在春秋戰國時期，它是楚國問鼎中原必經之處，從地勢看，隨棗走廊和南陽盆地作為當時南北要衝，又是華夏北方中原文化與南方楚文化交匯之地。戰國時，這裡曾存在過一個小諸侯國——曾國，由於它實在太渺小，以至於在留存至今的史籍中完全找不到對它的記載。
然而，隨著1978年曾侯乙墓的開啟，小小曾國開始在2000多年後名揚四海。墓中共出土各類隨葬品約15404件：青銅器宛如剛放入地下，漆木器鮮妍如新，竹簡墨跡清晰，尤其是配套完整的編鐘、編磬等樂器更是世所罕見。
曾侯乙墓出土的以編鐘為代表的萬件文物，以在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上的輝煌成就而震驚世界，作為墓主人的曾侯乙也因而備受世人關注，然而曾侯乙史籍無載。
曾侯乙墓萬件文物中以車馬兵器最多，其種類之全、數量之眾、綜合功能之強，前所未見。其中射遠兵器居多，長杆兵器尤為特殊，且有極為罕見的矛狀車軎，這些都是用於車戰的武器裝備，說明曾侯乙是一位擅長車戰的軍事家和指揮官。
曾侯乙墓隨葬數量龐多的樂器，鐘磬銘文中有大量樂理樂律銘文，顯示了曾侯乙生前對於樂器製造與音律研究的重視程度。
墓內還有大量鑄造極精的青銅器珍品，及繪畫、雕塑藝術、書法精品，並且大量文物並非冥器，而是曾侯乙生前所用之物，多為他親自督造，說明他興趣廣泛，具有多方面的才華和較高的藝術鑑賞力。
曾侯乙墓整個槨室由底板、牆板、蓋板共171根巨型長方木鋪墊壘迭而成，使用成材楠木達500立方米。木槨頂面及四周填塞防潮木炭6萬公斤，木炭之上努築青膏泥、白膏泥，上面蓋鋪石板，再努築五花土直達墓口。
曾侯乙青銅架楠木彩繪主棺（分內、外棺）重達7000公斤，槨內分作東、中、北、西四室。
墓主居最大的東室，曾侯乙木棺，雙重，屍體由多層絲織物包裹，墓主45歲左右。外棺有青銅框架，內棺外面彩繪門窗及守衛的神獸武士。東室放置主棺一具、陪棺八具；西室放置陪棺十三具；北室放置兵器、車馬器及竹簡；中廳大約是墓主人的音樂室、禮賓接待廳，內置大量禮樂器；在東室通往中廳的門洞處置放狗棺一具。
地宮東西長21米，南北寬16.5米，距地表深13米，面積為220平方米。曾侯乙青銅架楠木彩繪主棺（分內、外棺）重達7000公斤，另有彩繪陪棺21具。陪葬者均為13-25歲女性。
墓中共出土禮器、樂器、漆木用具、金玉器、兵器、車馬器和竹簡15000餘件，僅青銅器就共計6239件。其中曾侯乙編鐘一套65件，是迄今發現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銅編鐘。青銅禮器主要有鑊鼎2件、升鼎9件、飼鼎9件、簋8件、簠4件、大尊缶1對、聯座壺1對、冰鑑1對、尊盤1套2件及盥缶4件等。經鑑定，使用了渾鑄、分鑄、錫焊、銅焊、鑲嵌、鉚接、熔模等青銅器製作工藝，說明戰國時期南方楚地的青銅冶煉技術同樣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尊盤系用先進的失蠟法鑄造，表現出戰國時期青銅冶鑄業所達到的高水平。
先秦時代，對禮器的使用是有嚴格規定的，其中又以鼎的使用為核心內容。天子用鼎數最多，為九鼎，諸侯七鼎，大夫、士人又逐層遞減。曾侯乙墓中有鑊鼎2件、升鼎9件、飼鼎9件、簋8件，明顯僭越了諸侯能享有的鼎數，已近於天子之制。這表明在曾侯乙生活的時代，自商周以來的禮樂制度已經遭到破壞，出現了禮崩樂壞的現象。
曾侯乙編鐘：
鍾在我國商朝時就已出現，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戰國時發展成61枚。人們按鐘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鍾編成組，製成編鐘，演奏悠揚悅耳的樂曲。迄今為止，中國的考古發掘中共有40多套編鐘出土，但數量最多、保存最好、音質最高的則非曾侯乙編鐘莫屬。
整套編鐘數量之多，做工之精細，氣魄之宏偉，令人驚歎不已，堪稱戰國時期青銅樂器的巔峰之作，被譽為“國之瑰寶”。從音效上看，編鐘所用青銅是以高純度的銅、錫、鉛按一定比例冶煉而成，鐘壁厚度、鐘的形制的設計，都達到了完美極至、無可挑剔的地步，如此才保證了編鐘絕佳的音響效果。全套鍾以人、獸、龍、花和幾何紋為裝飾，採用圓雕、浮雕、陰刻、彩繪等多種技法，以赤、黑、黃諸色映襯青銅本色，莊重肅穆，精美壯觀。有學者對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認為曾侯乙墓編鐘是科學技術史上一項最早而又複雜的系統工程，具有完備的技術體系和豐富的工程技術語言，具有世界一流的鑄造技術。它不僅是中國古代科技與藝術完美結合的真實寫照，而且為科技未來的發展作出楷模。
曾侯乙編鐘共65枚，其中1枚是戰國時楚惠王贈送的鎛，稱“楚王熊章鎛鍾”。該鐘通高92.5釐米，重134.8千克，腔體呈扁橢圓形，與其他64枚鍾最明顯的不同點，在於鐘口平整。鐘體頂部為蟠龍式複式鈕，由上下2對蟠龍對稱組成，上面1對蟠龍形狀較小，引頸對銜，下面1對蟠龍形體較大，回首卷尾，形象惟妙惟肖，生動傳神。鉦部兩側以淺浮雕龍紋為襯，每一部分鑄有5個圓泡形飾，圓泡凸面上亦浮雕龍紋。
鉦間鑄有31字銘文：“隹（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陽，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於西陽，其永持用享”。大意為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楚惠王在西陽接到了曾侯乙去世的消息後，在西陽遙祭他，併為他鑄造了這件鎛鍾，以供其永享。這段銘文不僅說明曾國和楚國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而且為曾侯乙墓的斷代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據《史記卷四十·楚世家》記載，楚昭王十年（前506），吳王闔閭和其胞弟夫概率兵攻打楚國，大獲全勝，最後攻破楚國的都城郢。破城之時，楚昭王逃走，奔至雲夢澤時，被吳軍射傷。楚昭王逃到鄖國，鄖國國君的弟弟認為楚昭王不仁不義，要殺他。於是楚昭王又急忙逃到隨國，吳王闔閭隨後率兵而至。隨侯緊閉城門，調兵遣將，嚴陣以待。吳王闔閭在城下對隨侯說，周天子的子孫，分封在江漢流域的都被楚國滅掉了，隨國遲早也會被楚國滅掉的，你還是早點把楚王交出來，讓我殺掉他。隨侯堅決不肯，說：“隨國與楚國世代友好，你不要再說了，楚昭王不在隨國，他已經逃走了。”
吳王沒法，只好帶兵離開了隨國。楚昭王由此逃過一劫，心中充滿了對隨侯的無盡感激。隨後楚國援軍秦軍趕到，大敗吳軍，夫概見大勢已去，撤兵歸國，自立為王。吳王闔閭得知這一消息後，慌忙帶兵離開郢都回到吳國。楚昭王回國復位，下令楚、隨世代鍾友好，不相攻伐。有專家判定，隨國其實就是曾國，隨侯就是曾侯乙的先輩。由此我們不難想象，楚昭王的兒子楚惠王熊章，為了報答曾侯乙先人的救父之恩，特意將這枚精美的鎛鍾送給曾侯乙，以示友好。
編鐘分八組，共分三層懸掛在銅、木做成的鐘架上。鍾架全長10.79米，高2.73米，由六個佩劍的青銅武士和幾根圓柱承託著。編鐘分上中下3層，形制各異。最下一層由12枚長乳甬鍾和1枚鎛鍾組成，分成2組懸掛，其中9枚懸掛在倒趴著的虎形獸上面；中間一層33件，分3組懸掛，有短枚甬鍾1組11件，無枚甬鍾1組12件，長枚甬鍾1組10件；最上一層19件，稱“揭鍾”。
橫向看，從左到右編鐘依次增大；縱向看，由上而下依次增大。懸掛方式亦不相同，上層為插掛，以插銷入鍾鈕；中層為鉤掛，掛鉤為框架鉤和焊鉤2種；下層環掛，掛鉤分趴虎套環和雙杆套環2種。
六十五枚編鐘的總重量達3500千克，其中，最大者通長153.4釐米，重203.6千克，它的重量、體積在編鐘中是罕見的。鐘上大多刻有篆體銘文，鍾、架、鉤上共有銘文3755字，內容為編號、記事、標音及樂律理論。甬鍾刻有記事銘文，均為“曾侯乙乍時”5字，標明編鐘為曾侯乙所擁有和享用。上層十九枚鐘的銘文較少，只標示著音名，中下層四十五枚鐘上不權標著音名，還有較長的樂律銘文，詳細地記載著該鐘的律名、階名和變化音名等。標音銘文不僅標示了該鐘的懸掛位置，亦標明瞭敲擊的部位及其發音的名稱。
整套編鐘有律名28個，階名66個，構成了十二半音稱謂體系。通過這些銘文，可知各諸侯國所用律名並不相同，更可清楚地辨析曾國與楚、晉、齊、申、周等國律名的對應關係。鍾銘所載內容，絕大多數聞所未聞，簡直就是一部不朽的中國古代樂律理論典籍。這些銘文，便於人們敲擊演奏。曾侯乙編鐘音域寬廣，有五個八度，比現代鋼琴只少一個八度。鐘的音色優美，音質純正，基調與現代的C大調相同。考古工作者與文藝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鍾演奏出各種中外名曲。
通過對墓中出土文物進行綜合分析，專家認為這套編鐘的擊奏工具共有8件，並復原出了演奏時的場景。其中6件為“7”字形木槌，演奏時由3名樂工各執1對，分別掌奏中層的3組鍾，併兼顧上層鈕鍾，主奏旋律。
另外2件擊奏工具為彩繪撞鐘大棒，長215釐米，粗6.6釐米，演奏時由2名樂工分別執掌，主奏下層大鐘，配以和聲。演奏時，樂工們必須面對國君，且奏且歌且舞，表現出了高超的演奏技藝。
四龍曾徽
“四龍曾徽”是1978年出土於隨州曾侯乙墓中的珍貴文物之一。能夠創造出世界音樂史奇蹟的“編鐘”之國，其國徽同樣富裕美感和藝術享受。某曾姓教授曾說：“此徽的設計獨據一格。與一般古文不同。它集聚了文字與美術雕刻的美於一體。
這四條龍，以陰刻與陽刻的雕刻手法分為兩組。各組中的龍，眨看形態相似。相互倒影。但細看，各龍的姿式卻各有所異。更難得的是無論將其正置或倒置，都能看出“曾”字”。
墓中出土了編磬、鼓、瑟、笙、排簫等大量樂器，為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排簫、篪、琴（十絃琴、五絃琴）都是首次發現的幾種早已失傳的樂器。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排簫這種樂器，曾侯乙墓的2件排簫均是由13根竹質簫管編排而成，長短有序的簫管使得其形狀象鳥展開的單翼。
專家對這2件古排簫進行了測試，其中1件有七八個簫管能夠吹奏出樂音，音階結構已超出五聲。篪是一種竹質橫吹管樂器，源自民間，後世逐漸失傳。篪在周代常與壎一起演奏，戰國時作為大型宮廷樂器之一，每當有神祀與宴饗活動時，宮廷樂工們將編鐘、編磬、建鼓、排簫、笙、瑟等樂器一齊奏響。
尊是盛酒器，盤一般作水器用，二者合為一器，尊內盛摻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時酌以獻屍，賓禮時酌以飲客。整套器物紋飾繁縟，窮極富麗，其精巧達到先秦青銅器的極點。尤其是器上鏤空裝飾，透視有若干層次，系用失蠟法鑄造，即先用蠟做模，模外做範，加熱烘烤使蠟模融化流失，使整個鑄件模型變成一個空殼，再將青銅溶液澆灌至空殼內，就可鑄成所需的器物。
這一發現，證實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戰國早期，中國的失蠟法鑄造技術已經達到極高的水準。尊和盤均鑄有“曾候乙作持用終”銘文。
古文獻中對篪的記載有出入，如《廣雅》說篪8孔，《周禮·鄭玄注》雲篪7孔，《樂書》中說篪為6孔，如此混亂的記載，使今人難以準確詳細地判定其形狀。曾侯乙墓出土的2件篪解決了這一困惑。2件篪分別長29.3釐米和30.2釐米，都是用1節竹管制成，兩端管口封閉，管身開有1個吹孔、1個出音孔和5個指孔。
管身通體髹以黑漆，以朱、黃色繞管身描繪出綵線花紋。根據曾侯乙墓篪，專家們成功地做了1件複製品，用複製品篪演奏，可吹奏出超出1個完整的五聲音階，加1個變化音，音色別有韻味。
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蓋上，畫面中央以篆書書寫一個“鬥”字，古樸蒼勁，四周按順時針寫著二十八宿名稱，二十八宿東側繪有一龍，西側繪有一虎，關於“鬥”字與環繞其周圍的二十八宿名稱，有專家指出，畫中的“鬥”字代表著北斗星，將其畫在中央，表明地位突出，正反映了古人對北斗星的崇拜。
二十八宿東側繪有一龍，西側繪有一虎，這與傳統天文學中的東方蒼龍、西方白虎正好對應，是考古發掘中所見年代最早的將北斗、青龍、白虎與二十八宿配合的實物，也是中國迄今發現的關於二十八宿全部名稱最早的文字記載，說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創立二十八宿體系的國家之一，表明至遲在公元前5世紀初，中國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體系。曾侯乙墓天文星象圖的出土，使得當時已經定稿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卷》相關內容不得不重新修改，這一發現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十六節龍鳳玉佩：
十六節龍鳳玉佩1978年出土於湖北省隨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東室墓主棺內。全長48釐米，寬8.3釐米，由13片鏤空的各種形式或圖案的玉片及24個圓環、半圓環或方扣連接而成。其中有4個銀挺玉插入，拆卸銀挺玉之後便成為5塊長度不同、環片多少不等的連環玉佩，摺疊起來便形成一塊玉團狀。
第1塊玉有二片二環，第2塊玉有三片六環，第3塊小玉僅有二環，第4塊玉有三片四環，第5塊玉有五片六環。
此玉佩經過精心周密設計之後加工而成。第一塊玉上下片以自身凸出的玉環連成一體，上片近方形夔龍，下片是四角出夔鳳的渦文環；第二塊玉最上層一片鏤四個勾連活環，第二片是半橢圓形鏤空變相夔龍紋環，第三、四片琢成腰圓形片，均以十字間隔，每一空間內飾鏤空渦紋；第三塊小玉琢成飾以蛇紋的扁方形扣，中間一素環勾連一夔龍環；
第四塊橢圓形玉7.3釐米寬，上下兩層腰圓玉片均為鏤空螭虎紋，各琢鏤二個固定的半圓環與側面出脊角的扁方二孔釦環連接，釦環飾夔龍紋；第五塊玉最上的方形玉片為鏤空夔龍紋,上下鏤二方孔，與其下之鏤空二夔龍、二蛇紋扁方孔玉片相連，再其下是以二環連接的尖首玉片，寬 8.1釐米，飾鏤空蛇首紋，最下方的玉片為鏤空螭紋，有固定的半圓環。此佩紋飾均用隱起陰線琢法，起伏自然順理，琢工精巧嫵媚，是迄今發現的多節活動鏈狀玉佩中最長、最精美的一件，堪稱戰國玉雕中的瑰寶。
曾侯乙墓還出土一件四聯玉飾與此佩相似，如果用銀鋌插銷玉環可以將四聯玉飾與此佩連結起來。
此佩的功能和定名依舊存有不同意見，一種看法是用作佩飾,另一種看法是聯繫同時出土的小件玉鳥禽。認為是冠上裝飾，即冠纓。
曾侯乙墓的北室是兵器庫及車馬室，出土兵器數量之多，品種之繁，也反映了墓主人的不凡身份。兵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殳。對於殳，歷代典籍多有記載，可惜都比較簡略。歷經千載歲月，滄海桑田，後世竟然未有先秦“殳”的實物或圖形傳世，使得後人難以知道它的真面目。
殳，有的史書上也稱作“杵”或“杖”，是先秦時代一種木或竹製成的長柄兵器，不但可用於防身自衛，還可用於裝備軍隊戰車。一般認為殳是由原始社會中狩獵用的竹木棍棒發展而成。
《尚書·武成》中有“血流漂杵”，“杵”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那時的殳一般是用一根堅實的木棒製成。周朝把殳列入“車之五兵”之一，是用於實戰的兵器。《詩經·衛風·伯兮》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周禮》曰：“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又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從其記載可知殳的形制及其用途，五戎即五種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殳為其一。
《考工記》也記載了“車之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分別插在戰車上的固定位置，供士兵在作戰時使用，這樣可以長短兼備，遠近結合。關於殳的形制與尺寸，據《考工記》記載“殳長尋有四尺”，東漢人鄭玄注曰“八尺曰尋”，由此可見殳的長度為一丈二尺，即約3米。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爭霸，殳的使用更加廣泛。
據史書記載，城濮之戰時，晉軍臨戰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而且隨著車戰的流行，殳也在改進，出現了青銅和鐵製的殳，殳柄為竹木混合製成，呈八稜柱形或圓柱形，柄端安有青銅或鐵製殳頭，在柄尾安裝有起保護作用、使柄尾經久耐用而不開裂的細長銅或鐵帽，大大提高了戰鬥力。
《六韜·軍用篇》有“方首鐵”的記載，“方首鐵”就是方形鐵頭的殳。《呂氏春秋·貴卒篇》也有關於中山國的力士穿著鐵甲、手持鐵杖作戰的記載，這裡的鐵杖，應該就是殳的變體。春秋戰國時期是殳作為典型兵器的輝煌年代。帝王或諸侯出巡時，前導勇士也執殳開道，即所謂“旅賁以先驅”。可見殳不僅是用於實戰的兵器，也用於天子諸侯的儀仗。而從其發展演變看，殳作為實戰兵器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越來越演化為儀仗之器。
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擁有如此多的兵器，可見他的封國應該有相當的實力，其本人也頗熱衷軍事。從這些出土的兵器上，儘可以想象英姿勃發的曾侯乙率領軍隊，馳騁疆場，金戈鐵馬，威武雄壯的場景。
墓中出土金盞、金盃、金帶鉤及長達48釐米的十六節龍鳳玉掛飾，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體寫照。許多青銅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類銘文，為判定墓主提供了證據。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中原與楚地墓藏中年代最早也是最為精彩的，而且品類全，器型大，風格古樸，體現了華夏中原與楚交匯區域青銅文化的神韻。
青銅冰鑑：
這是古代用以冰（溫）酒的器具，通高61.5釐米、邊長62釐米、重170公斤。它由內外兩件器物構成；外部為鑑，鑑內置一尊缶。鑑與尊缶之間有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塊，冬天則貯存溫水，尊缶內盛酒，這樣就可以喝到“冬暖夏涼”的酒。
鑑和尊缶均飾以變形蟠螭紋、勾連紋和蕉葉紋等，並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終”銘文。此器結構複雜，造型奇特，工藝精湛，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同時出土兩件，造型、紋飾、大小均同。
鹿角立鶴：
鹿角立鶴，鶴長喙上翹呈鉤狀，引頸昂首佇立，兩翅展開作輕拍狀，通高143.5釐米、鶴高110釐米。拱背，垂尾。鶴首兩側插有兩支銅質鹿角形枝杈。鶴的頭、頸和鹿角上有錯金幾何紋飾，其它部位有鑄成和鑲嵌的雲龍紋。
此器造型別致，是一件獨具風格的青銅工藝精品。鶴和鹿是長壽和吉祥的象徵。把鹿角插入鶴頭，將二者置於一身，可稱之為“瑞鶴”。古人把仙人乘車叫“鶴馭”、“鶴駕”。此器出於墓主人棺側，可能反映了死者成仙昇天的思想。
尊盤：
尊高33.1釐米，口徑25釐米，盤高24釐米，寬57.6釐米，深12釐米。尊敞口，呈喇叭狀，寬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飾玲瓏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紋，形似朵朵雲彩上下疊置。尊頸部飾蕉葉形蟠虺紋，蕉葉向上舒展，與頸頂微微外張的弧線相搭配，和諧又統一。
在尊頸與腹之間加飾四條圓雕豹形伏獸，軀體由透雕的蟠螭紋構成，獸沿尊頸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長舌垂卷如鉤。尊腹、高足皆飾細密的蟠虺紋，其上加飾高浮雕虯龍四條，層次豐富，主次分明。盤直壁平底，四龍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隻方耳，皆飾蟠虺紋，與尊口風格相同。四耳下各有兩條扁形鏤空夔龍，龍首下垂。四龍之間各有一圓雕式蟠龍，首伏於口沿，與盤腹蟠虺紋相互呼應，從而突破了滿飾蟠螭紋常有的滯塞、僵硬感。出土時尊置於盤內，兩件器物放在一起渾然一體。
聯禁銅壺：
壺為敞口，厚方唇，長頸，圓鼓腹，圈足。左壺通高99釐米、口徑33.8釐米、蓋罩徑53釐米、底徑40.6釐米、重106公斤；右壺通高99釐米、口徑32.6釐米、蓋罩徑53釐米、底徑40.6釐米、重99公斤，銅禁長117.5釐米、寬53.4釐米、高13.2釐米、重35.2公斤。壺蓋有銜環蛇形鈕，蓋外沿套裝勾連紋的鏤孔蓋罩。壺頸兩側各有一攀附拱屈的龍形耳。器身飾蟠螭紋和內填蟠螭紋的蕉葉紋等。兩壺內壁均鑄有“曾侯乙作持用終”銘文。
禁面有兩個並列的中空圓圈，以承放大壺圈足。禁的長邊各有二獸足。獸口部和前肢銜託禁板，後足蹬地。禁面和側面均飾蟠螭等紋飾。銅禁出土不多，迄今為止國內外僅見4件。在湖北省是首次發現。
大尊缶：
尊缶為古代盛酒器，通高124.5釐米、口徑48.4釐米、足徑69釐米，重327.5千克。這件大尊缶是所知我國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堪稱“酒器之王”。它不但擁有足以傲視同類的巨大體型，而且在紋飾上也極盡精美，器表由細密複雜的渦紋、重環紋、蟠螭紋、綯紋、雷紋、蕉葉紋、帶紋、蟠蛇紋等構成，花紋花式統一，線條整齊劃一。
大尊缶出土時，裡面還存有酒液。歷經二千四百多年沒有洩漏，可見缶的密封性之好。這件大尊缶不僅為我們瞭解曾國的人文歷史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而且也讓人感受到了當時貴族的豪飲之風。
雲紋金盞：
雲紋金盞，盞通高11釐米、口徑15.1釐米、重2156克，匙長13釐米、重56.45克。直口，方唇，淺腹，平底。三個鳳首形矮足。腹上部有兩個對稱的環耳。蓋略大於盞口，蓋沿有三個等距離的外卡。蓋頂有一個圓形捉手。蓋面和盞口下飾雲紋、綯紋、勾連雷紋、蟠螭紋等。盞內放置金漏匙一件，方柄圓身，器身鏤空變形龍紋。
至遲到商代時，我國就出現黃金製品，但多為一些片飾。而此盞是仿銅的金制容器，反映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這是所見我國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1件。
墓中隨葬以九鼎八簋和編鐘、編磐為主的禮樂器，遵守了周代諸侯的身份，反映出先秦社會嚴格的禮樂制度，以及人們對天地、神明和祖先的敬畏。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銅雙音編鐘（不包括楚王所送鎛鍾）、玲瓏剔透的尊盤和完整地書寫二十八宿名稱的衣箱等，體現了先秦時期中國在藝術、技術、天文等方面的極高成就。
曾侯乙墓出土青銅禮器是歷年來我國出土青銅器數量最多、種類較全的一次。因發掘前未經擾動，真實地反映了墓主人享用器物的儀式，這在考古發掘中極為罕見。曾侯乙墓的青銅禮器的大體組合沿襲春秋時期的傳統：鼎成序、簋成套、鬲成組、豆成對，盤、匜匹配。曾侯乙墓青銅器造型奇特、工藝精湛、紋飾華美的特點，採用了渾鑄、分鑄、等冶鑄技術和平雕、浮雕、圓雕、透雕、錯金、鑲嵌、鑄鑲、銅焊、鑞（焊、鉚接等多種工藝，集先秦青銅製造技術之大成，集中反映了我國當時先進的冶鑄科學水平。
曾侯乙墓出土地編鐘、編磬（qìng，音慶）、建鼓、琴、瑟、笙、箎（chǐ，音尺）、排蕭8種共125件樂器。其中編鐘、編磬各1組，琴、箏、五絃各件，瑟5件，笙1件，懸鼓1件，還有建鼓、排簫、抱鼓等罕見樂器。用於擊奏樂器的工具12件，各種樂器的構件、附件1714件。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出土時各種樂器基本位於原位，排列有序，真實地再現了戰國時期樂器的組合情況。種類全，數量多，製作精，保存完好，其中其中不少樂器是新發現，為世界考古史上所僅則見。其中115件出自中室，用於演奏宗廟禮樂；另外10件出自東室，用於演奏房中樂（寢宮音樂）。這批樂器反映了公元前五世紀我國音樂文化的高度水平，是中國音樂史研究的珍貴資料。
編磬：
青銅錯金磬架，通高109釐米、寬215釐米，由一對圓雕怪獸及其頭上插附的立柱為虡，兩根圓杆作橫樑，呈單面雙層結構。獸頂插附的立柱從腰、頂兩處與橫樑榫接。橫樑底等距焊鑄銅環，以串鉤掛磬。磬架施線條流暢的錯金雲紋。青銅錯金磬架，其磬架之精美、磬塊之眾多、編懸之明確、配件之完備，在考古發現的樂器中獨一無二。
32塊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異，分為兩層四組。最大者：鼓博10.8釐米、鼓上邊32.4釐米、鼓下邊27.5釐米、股博13.5釐米、股上邊22.3釐米、股下邊21釐米、厚2.68釐米，倨句163度。最小者：鼓搏4.9釐米、鼓上邊7.6釐米、鼓下邊6釐米、股博5.7釐米、股上邊6.6釐米、股下邊5釐米、厚1.4釐米，倨句155度。
一磬虡獸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終”銘文。磬上刻有（其中有少量為墨書）編號和樂律銘文，計708字，意與曾候乙編鐘銘辭相通。經復原研究，知其音域跨三個八度，十二半音齊備。音色清脆，獨具特色。同出有銘磬匣3具，彩繪磬槌兩件。演奏時，需由1人雙手執磬槌，跽地而擊。
作為漢東諸國最強的隨國，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為西周王朝監視南方不聽話的楚國。楚國向來不服西周，所以隨國帶著唐國、鄧國、鄖國等小國，作為西周王朝在南方的戰略屏障，阻止楚國勢力北上。隨州相傳是神農耕耨之處，被稱為“神農故里”，隨州北面是桐柏山，西南面是大洪山，其間是丘陵坡地。夾在兩山之間的狹長平原，在商周時代，是通往南方的要道，軍事意義非常重大。
周室東遷以後，隨國成了楚人擴張的主要障礙。兩國之間經過數場戰爭，楚國逐漸強大，但也一口吃不下隨國，只能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盯著。但是當楚國變強後，隨國根本無力阻止楚國。在混亂的春秋年代，隨國逐漸淪為楚國的附庸，反而成了楚國北上掠地的基地。到了戰國時期，諸國兼併日益慘烈，作為小國的隨國，無力改變命運，最終被楚國吃掉。
曾侯乙是周朝開國重臣南宮适之後，建立曾國屬於西周王朝經營南方大策略的重要部分，實現了周王朝對江漢地區的有效控制。
曾侯乙的曾國是周王朝正統的代表，自然重視當時貴族教育“六藝”之“樂”，也格外維護當時堪稱周朝治國基礎的禮樂制度。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和曾侯乙編磬等大型禮樂重器，折射了華夏先祖們，曾創造出的輝煌的禮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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