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漢交匯、龜蛇鎖大江、三城鼎立是武漢，百湖溼地、江湖合奏也是武漢，但一直到明代中期的漫漫歷史中，書籍上找不到“武漢”一詞，使得不少人認為20世紀後三鎮合一才有“武漢”，果真如此嗎？帶著疑問，去探尋“武漢”的來源。
西安、北京、廣州、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建城之始，都強調空間繼承性、時間延續性和建制沿革性，所以以哪一座歷史上的城池作為建城之始、城市之根，不單隻看歷史最早，必須要遵循空間繼承、時間延續、建制沿革這一邏輯，傳統武漢三鎮地域範圍內，符合的這邏輯的最早的城，是郤月城。
如果分開來看，漢陽是郤月城，武昌則為夏口城，它們才是武漢城市之根、建城之始，下面，一起來看“武漢”由詞語成為地名的過程，感受“武漢”一詞在成為地名時所包含的歷史文化。
從郤月城到漢陽府城
郤月城是漢陽第一座城堡，也是傳統三鎮地域範圍內最早見於史籍的城堡，《水經注》說：“沔左有郤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陵縣也，後乃沙羨縣治，昔魏將黃祖所守”，“沔”即沔水，很長時間中，漢水有數條入江河道，沔水為漢水入江的一條河道，不過當時流經龜山南側的河道恐非是沔水，黃祖也並非“魏將”，而是荊州刺史劉表的大將，其時為江夏太守，酈道元不曾踏足江漢地區，《水經注》只能作為參考。
郤月城最初是一座半月形的軍事堡壘，而半月形稱為偃月，固有偃月壘一名，又因古代有半月形的防守陣形稱為卻月陣，所以郤月城後來被稱為卻月城；《元和郡縣誌》說：“郤月故城在漢陽縣北三里，週迴一百八十步，高六尺”，可見規模不大，但因背靠龜山（龜山原名大別山），與其西邊的馬騎城構成犄角之勢，加上劉表之子劉琦在大別山東端的北麓所築城堡，郤月城在軍事上有重要的屏障作用，沙羨縣曾把縣治移到這裡。
月湖與龜山
197年，黃祖在沙羨敗於孫策，於是退兵到郤月城，以此為水師基地訓練水師；199年，孫策攻破郤月城，在呂蒙徹底打敗黃祖水師後，郤月城被孫權所屠，其東邊的城也被孫權一方佔有，後來山上修有魯肅衣冠冢，大別山又稱魯山，這座城也隨之稱為魯山城，由孫渙守魯山城，還依山傍江修築了鐵門關。
上世紀重建的鐵門關
南北朝時，齊竟陵太守房僧寄曾佔據魯山城與蕭衍對抗，《南史》說：“（蕭衍）自襄陽趨建業，鄧元起會大軍於夏口，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因漢口城為蕭衍所築，因此被稱為蕭公城，位於龜山西北約十里。
以上的城堡，是漢陽城發展的起點，隋大業二年，改漢津縣為漢陽縣，當時的漢陽符合南水北的地名習慣（後來漢水主流雖然由龜山以北入江，但漢陽之名並未改變）；唐武德四年（621年），漢陽縣在龜山南側的鳳棲山修築漢陽城，漢陽縣治移駐於此。
宋漢陽軍、元漢陽府及兩朝的漢陽縣均以漢陽城為駐地，明清漢陽府、漢陽縣也治漢陽城，它既是縣城，也是府城，漢陽縣城、府城即後來的漢陽城區，加上龜山、梅子山及附近湖泊與鄉里，即是老漢陽地域範圍。
從夏口城到武昌城
與漢陽隔江對望的武昌，建城時間則非常明確，是為公元 223 年，孫權在長江邊上蛇山頭築城，因對面正好是夏水（即漢水入江河道中的一水道）入江口，故得名夏口城。
蛇山早期稱為黃鵠山、江夏山，所以孫權築夏口城時才會說“城江夏山”，孫權將統治中心由公安移至鄂縣後，取“以武而昌”之意，把鄂縣改為武昌（今鄂州市），為了拱衛武昌，才在江夏山築夏口城，《水經注》說：“（夏口城）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流，上則遊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
上世紀遷址重建的黃鶴樓
南北朝時，劉宋設置郢州，夏口城為其治所，夏口城因此改稱郢城；蕭衍部將圍攻郢城時，在郢城東北幾里外築曹公城；隋時郢州又被改為鄂州，郢城開始被稱為鄂州城，軍事嘹望塔後來轉變為黃鶴樓，也即“城西臨大江，西南角因磯為樓，名黃鶴樓”，因唐朝詩人的佳作，黃鶴樓聞名天下。
夏口城起初“週迴不過二三里”，歷代城牆也是夯土牆，牛僧孺（“牛李黨爭”中的牛）做武昌軍節度使後就著手擴建鄂州城，將夯土板築城牆改造為磚砌城牆，這是武漢地區最早為磚砌城牆的城，新鄂州城由蛇山擴大到鳳凰山、螃蟹岬，涵蓋了老武昌城北片。
武昌火車站
元代的鄂州城，是湖廣行省駐地，也是武昌路、江夏縣的治所，它在一方的軍政、文教地位已經夯實；朱元璋把朱楨封為楚王，駐於鄂州城，江夏侯周德興輔佐楚王時擴展了鄂州城，新城跨越蛇山南北，開九座城門，是湖廣軍政駐地、江夏縣治駐地，由於武昌府治也在此，所以鄂州城被稱為武昌府城，這時武昌府城是上武昌，武昌縣城（在今鄂州）為下武昌。
清朝建立後，繼承了明朝的建置，直到1912年，江夏縣改為武昌縣，原武昌縣改為鄂城縣，今武昌之武昌城得以“實至名歸”了。
後起的漢口
“漢口”一詞始見於《南史》，即上面已經提到的漢口城，但當時的漢口城在今漢陽，而不是漢口，漢口是後起的城，明代完成淤積形成大片陸地；明成化初年，漢水入江主流在今漢江入江河道，而武昌部分失去金沙洲，原白沙洲並岸，漢陽部分劉公洲並岸，鸚鵡洲尾江灣逐漸淤積，兩府城失去江港優勢，商貿活動逐漸轉移到了漢水兩岸。
漢口是作為天然的優良港口而興起的，最先包括漢水入江口的南北兩岸，但隨著它與漢陽在地緣實現分離，漢水北岸歸為漢口，南岸則留在漢陽；到了清初，原來持續1000多年的“雙城時代”已經轉變為“三鎮鼎立時代”，清康乾時期的《漢陽府志》說道：“夫漢鎮非都會，非郡邑，而人煙數十里，行戶數千家，典鋪數十座，船舶數千萬，九州諸大名鎮皆有讓焉”。
江漢關
可見，那時的漢口仍然只是個鎮，由漢陽縣所轄，很長時間裡沒有城牆，沒有獨立建制，正因為如此，1861年清政府被迫在內陸開埠時，漢口成為了通商口岸；為了防止捻軍進攻漢口，1864 年漢陽知府鍾謙均攜漢陽知縣孫福海修築漢口城牆，開玉帶、便民、居仁、由義、循禮、大智、通濟七門。
張之洞督鄂時，於1898年在漢口設立夏口廳，漢口才有獨立建制，後來的1904 年，在漢口修築張公堤；1912年，夏口廳改為夏口縣，1929年正式撤銷夏口縣，在此之前的1926年20月26日，漢口市誕生了。
漢口火車站
1927年4月16日，武昌、漢口、漢陽建立統一的武漢市，兩年後撤銷，此後漢口曾被設為特別市或直轄市；新中國成立後，漢口分化成江漢、江岸、礄口三區，唯有火車站保留有“漢口”之名。
“武漢”從哪裡來
早先，這裡河流縱橫，沼澤與湖泊密佈，港汊塘堰相通，大水時一片澤國，秦漢時期這裡才初步完成淤積，因此先秦時期傳統武漢三鎮地域範圍內人文演繹亦相對沉寂徘徊，東漢末年開始鵲起的步伐。
三國時期，魯山城和夏口城夾江對峙，構成成犄角，守江南必須守江北，否則丟了江北，江南也很難守住，反之亦然，所以南北城池之間形成了戰略依存關係；到了元代，漢陽府與武昌路隔江對望，武昌聯上漢陽的稱呼，正是“武漢”一詞的來源，當然最先只是口頭上稱呼，未見於文字記載。
晴川閣
明萬曆元年，“全楚督學”、漢陽知府程金主持了晴川閣第二次重修，乃請姚宏謨寫《重修晴川閣記》，姚宏謨在《重修晴川閣記》中說“……倏來旋往，則武漢之勝蹟，莫得而恣其觀遊焉”，這是“武漢”一詞第一次在書籍中出現，是年為1573年，“武漢”當指武昌府城與漢陽府城。
明崇禎年間，曾逗留於武昌府和漢陽府的文人阮漢聞著有《武漢紀遊》，這是“武漢”一詞首次用於書名；清道光年間，範鍇的《漢口叢談》寫道“遂陷武漢等郡”，二十年後曾國藩寫給咸豐皇帝的奏摺中也用了“武漢”一詞，他說：“東南形勢，則金陵為險；天下大事，則武漢為重”；胡林翼任湖北巡撫時，其文牘中多次出現“武漢”。
綜上，“武漢”一詞最初來源於隔江對望的武昌與漢陽兩府的聯稱，指代著武昌府和漢陽府（或兩府城），後來“雙城對望”發展成“三鎮鼎立”，但漢口仍為漢陽縣所轄，建置上無法與武昌、漢陽兩府對等，直到清末民初，漢口以經濟實力後來居上，武漢逐漸指代武昌、漢陽、漢口，即使它們未在行政建制上統一，武漢也成為“三鎮”的共同大地名了。
1926年秋，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三鎮，次年合武昌城區、漢陽城區和漢口（夏口廳）為一市，定名武漢，作為臨時京兆區，隨後成立市政廳，武漢作為地名與市名得以明確界定，這也是三鎮首次的統一建制；兩年後，三鎮又分治，武昌為湖北省會，漢陽為漢陽縣，漢口為“行政院”直轄，但武漢作為一個地方的名稱已經得到公認了。
1949年5月，解放後的三鎮成立了武漢市政府，後來，近郊區和武昌縣、漢陽縣、黃陂縣、新洲縣加入武漢三鎮，融合成現代武漢。
從郤月城與夏口城夾江對峙，到武昌與漢陽兩府相互依存，從三鎮鼎立到現代大武漢，2000年的更迭與沉浮，100年前的風雲際會，100年中的潮落潮起，練就武漢處變不驚、隱忍坦然、熱情闊達、敢為人先的城市性格，它也正以這樣的姿態，闊步走向未來。
- 《武漢通史》，作者：皮明庥（主編）
- 《“勢”之使然：武漢城市盛衰的歷史解讀》，作者：塗文學
- 《武漢建市的歷史意義與現實觀照》，作者：方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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