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猶如一座聳峙的雄峰，以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屹立在中國古代文學的聖殿中，開啟了自南宋至近代長達八百年之久的一派“宗唐”詩風，直接體現著唐代深厚宏闊的時代精神。
而儒家詩教及詩論對於唐代詩論及詩歌創作的影響非常巨大，唐人論詩必稱六義、重比興，以風雅為旨歸；並多舉古詩諷喻之義，其創作思想之明確，實非其他時代的詩人所可比擬。
所以唐人對儒家詩論的接受，是與唐詩的發展歷史緊密聯繫著的，唐人從實踐的角度出發接受並發展儒家詩論，並做出重要的發展，促使了中國古代詩學思想的成熟。
一、唐朝立國之初，吸取了自六朝以來因綺麗萎靡的詩風而造成的世風日下局面的教訓，開始重視雅正詩風的塑造，這是唐代詩教產生的政治基礎
詩教最早起源於詩經，又名詩三百。《詩經》大體描述了上至西周下至春秋中期幾百年間的社會風貌以及下層廣大民眾的思想情感。
詩教是我國獨有的詩詞文化傳統，它在傳承中華民族精神方面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在歷史長河中，詩教因各時代不同的社會需求而呈現出明顯的差異。
隋立國之初，隋文帝為了鞏固統治，出於政治需要而下詔改革文風，改革的重點便是反對齊梁以來綺麗頹靡的文風；而在民間，學者王通著述論詩，主張詩歌的政教之用。
雖然這些改革與主張並沒有為當時的詩歌創作指明道路、提供有力的創作借鑑，但卻真實地反映出當時人們想要擺脫齊梁頹靡文風、尋求新的詩歌發展道路的迫切需求。
唐初，統治階層在總結反思前朝短命速亡的經驗教訓時，清醒地認識到文學風氣對一個王朝治亂興衰的巨大影響。
為了扭轉自六朝以來因綺麗萎靡的詩風而造成的風教衰落、世風日下的局面，從皇帝到主要朝臣都大力倡導儒家的“政教與詩教”傳統，重視雅正詩風對社會風氣的教化改良作用。
如唐太宗在《帝京篇序》中就曾說過:
“故觀文教於六經，閱武功於七德，臺榭取其避燥溼，金石尚其諧神人，皆節之於中和，不繫於淫放……逝實求華，以人從欲，亂於大道，君子恥之。”
可見唐初統治者已經認識到文學用於淫樂對社稷的危害，因而反對縱慾和淫放，主張節制與中和的文學政教觀，以避免亡國之災。
正是由於統治者的支持，雅正詩風開始迅速普及開來。而這些紮根現實，立意深遠的詩作又反向刺激了詩人和文人的創作熱情，結合初唐時期欣欣向榮的社會風氣和現實基礎，大量優秀的雅正詩作問世，正式確立了詩教在唐朝文化思想界的地位。
二、唐代是一個詩歌高度發達的時代，有詩作傳世的詩人隊伍極其龐大，而唐代詩教發揮作用的方式也大都是藉助這些詩人來完成的。
盛唐期間國力強盛，詩人出路通達，幾乎每個知識分子都以極大的熱情，以各種方式表達著自己渴望實現多年以來“達則兼濟天下”的文人夢想。其
中，許多詩家就以進取的心態和昂揚的精神或通過理論著述，或直接在詩歌的創作實踐中表達著自己對政治民生的關心和建功立業的強烈願望，闡述著文學與政治的密切關係。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兩位盛唐詩歌的代表人物----李白與杜甫。
作為盛唐詩壇雙峰之一的李白在他的詩歌創作實踐中就特別重視對《詩經》傳統的繼承與發揚。他的《古風(其一)》最能體現其推崇《詩經》古樸雅正的詩學風格和“以復古為革新”的理論主張: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言及李白，世人多愛給其加上“浪漫主義”、“豪放飄逸”的標籤，似乎於詩界而言，李白就該是個高高在上的詩家“謫仙”。
然而開元末期奸臣壟權、政治昏暗、藩鎮割據、時局動盪等種種社會亂象卻不能不牽動這位“謫仙”敏感的神經，從而發出不同於盛世蹈厲之音的憂慮的呼號。
早在入長安仕官之前，李白便對奸邪當道、賢能之士不得其門的黑暗時局表達過相當強烈的不滿，李白作樂府詩《遠別離》意在貶斥權臣弄權，勸誡君主應當緊握權柄。
其核心主旨一在於“諷”，一在於“補”。詩人將擅權亂政的奸佞邪祟們比作“猩猩”、“鬼”與“老鼠”，其“諷喻”的用心直露無疑。
此外，詩人還借“帝子”之口道出自己對於君權旁落的擔憂，儘管作者直言“我縱言之將何補”的辛酸無奈，但其內心無疑還是希望自己的金玉良言能夠上達天聽，希望能夠有補於事的。其勸誡皇帝莫失權柄、期望朝綱得以重整的良苦用心，又帶有儒家詩教思想“功利性”的特點。
雖然李白在《遠別離》中以“諷喻”的手法表現出對時事的關心，算是對儒家詩教傳統思想的一次繼承，但這樣的詩在他的作品中畢竟為數不多，而且他也並未對詩教的“美刺傳統”有所突破。
而在他之後，杜甫及中唐新樂府詩人們才真正讓傳統的詩教思想煥發新的生機，讓其與現實主義詩歌水乳交融，蔚為大觀。
所以，唐代詩教發揮作用的方式其實大多都是靠著著名詩人的著作和平生事蹟來完成的。大量著名詩人將社會現實和想要提倡的道德精神熔鑄於詩作之中，再借助自身的名氣對外傳播，使得整個唐朝社會都能關注到詩中的社會現實和所想要提倡的道德精神，這就給唐代的社會風氣起到了極大的矯正作用。
三、唐代的詩教並非一成不變，從初唐到盛唐再到中晚唐，詩教傾向有著明顯的轉變，這也體現了唐代詩教反映現實的優點。
唐代作為我國古代詩歌藝術成就最為突出的時期，各具才情的詩人爭奇鬥豔，各種詩歌流派交相輝映，詩歌理論與創作均在此時有了長足的發展與進步。而唐代從立國之初開始，關於詩歌抒情性與功利性的探討就從未停止。
實際上，這兩種文學思想交替更迭的現象程始終伴隨中國古代文學思潮發展的過程，而唐代正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時期。
步入盛唐之後，隨著國力的強盛、社會經濟的長足發展，詩人們漸漸沿著李白的追求抒寫個人壯烈情思、表現時代精神面貌、標舉“興寄”、“風骨”的創作道路越走越遠了。
時局政治的穩定、軍事力量的強盛使得詩人們更多地醉心表現對功業的追求，表達昂揚恢弘的氣度。而注重現實教化功用的詩教思想則顯得不合時宜，自然而然地無人問津。
隨著開元天寶年間政治的腐朽、社會矛盾的激化，以元結的《篋中集》為代表，作家們開始了對民生疾苦、現實矛盾的抒寫與反映。而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關注民生、表現時事的功利性詩歌思想成為時代的主旋律。
偉大詩人杜甫就創作了大量現實主義詩作，，並以融情於事、即事作詩的創作打破了傳統詩教的框架，推動了詩教思想的發展與變革。這種新變在其後的新樂府詩人的創作中得到進一步的彰顯。充分體現了詩教思想的內涵，即：
“裨時補闕、濟世救民“
中國古代文人詩歌創作的興盛，自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六朝才性觀念的興起，促成了群體藝術創作風氣的勃興，是很重要的一點。
但在這過程中，傳統詩教對詩歌的重視，以及很早就形成的“言志”與“六義”等觀念，有力地支撐了詩歌藝術活動，而詩教觀念也就很自然地成為唐代詩人進行詩歌創作的合理解釋，當然也成了他們的詩歌批評的基本原則。
唐代詩歌藝術，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理解為唐人對儒家詩教觀念的自覺實踐。唐以後，各種詩論蜂起，可以視為文人詩自身創作理論與批評系統的重建時期，所以相對來說，儒家詩論的影響有所減少，常常處於一種冠冕的地位。
由此可見，詩教並非是一個一成不變的存在，在唐朝統治者和唐朝詩人的努力下，唐代的詩教一直都在圍繞著社會現實做出各種各樣的改變。從初唐的昂揚到盛唐的大氣再到中晚唐的諷喻，這些都是唐代詩教結合社會現實所做出的改變。
而在唐代之外，其他朝代的詩教其實也大多有這種趨勢，只不過往往都會因為政治打壓或者對殘忍現實的失望而趨於衰落。
所以，不管是唐代的詩教還是前代的傳統詩教，它們都在很大程度上都對當時的社會風氣起到了極大的指導和矯正作用，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考文獻：
《新唐書》
《舊唐書》
《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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