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曾夜遊大慈寺，讚譽其唐代壁畫“精妙冠世”
1946年4月27日，故宮峨眉辦事處公函要求文物返回時協助保護 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運送故宮文物的汽車
大慈寺有1600多年曆史，被譽為“震旦第一叢林”
高樓環繞，大慈寺鬧中取靜
龔靜染/文 餘茂智/圖
1939年6月11日，日寇27架飛機轟炸成都，炸死226人，傷432人，繁華地段數十條街道被毀。親歷了這場慘烈的無差別轟炸的那志良，在《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中記載：“西面是一片火光，走出大慈寺一看，肩擔抬著受傷的人，一個跟著一個地往醫院裡去。呻吟之聲，不絕於耳。又聽說春熙路一帶已經炸光了，大火仍燃燒著。”他慶幸的是，此時所有故宮文物已經全部遷離大慈寺。自1938年5月下旬起，至1939年6月止，故宮的6595箱文物，在此存放了13個月。冥冥之中，千年古剎保佑著中華文化瑰寶。
密令保駕 “重要器物”入駐
在大慈寺儲存南遷文物，是故宮博物院馬衡院長親自到成都選定的。1938年的4月24日，文物還在途中，四川省政府就密令“四川省會警察局”秘密查看文物藏身地點，“本府近因重要器物需地屯儲，茲查有大慈寺之大雄殿及藏經樓上下兩處房屋寬敞，適宜堪以借用。”（四川省檔案館民國檔案《四川省政府密令秘字第4358號》）
當時文物南遷屬秘密行動，故省府用密令，也不明示為故宮文物，而稱作“重要器物”。而寺院不清楚是什麼“重要器物”，雖然答應借用，但原先佔有的幾間房屋卻不願騰讓出來。為此，省政府飭令警察局不要遷就，要求該寺立即“騰出房舍，俾便大慈寺軍隊移駐。”但寺廟方做事拖沓，一直沒有積極響應，而故宮文物已經馬上就要運抵成都。4月26日，四川省政府以“待用孔急，未便任其違延，致誤要公”為由，要求警察局“立派要員前往交涉，勒令立即騰出。”（四川省檔案館民國檔案《四川省政府訓令二十七年秘字第4050號》）
歐陽道達在《故宮文物避寇記》中談到了大慈寺的儲藏情況：由陝遷成都文物，在大慈寺分設三庫儲存：大雄寶殿編第一庫，較乾燥，以存圖書、文獻兩館文物箱件及前秘書處之皮、絲等字號畏潮箱件；藏經樓下編第二庫，較潮溼，以存古物館及前秘書處之瓷、銅、玉器不畏潮箱件；藏經樓上編第三庫，最高爽，不宜載重，以選存較輕箱件。
保證安全 約法七條
故宮文物搬進了大慈寺後，又面臨新情況，因為寺廟是燒香拜佛之地，極易引發火災，這不得不讓人時刻警惕。1938年9月21日，故宮博物院專門致函四川省政府（《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公函蓉字第115號》）：案查本院存陝文物，奉令移蓉，業承貴府代覓東門內大慈寺為庫房，並經陸續運入保存各在案；茲查該寺存放本院文物之藏經樓，後面與僧人宿舍毗連，誠恐僧人不慎，發生意外，責任甚重。迭經本院派員會同貴府秘書處交際股飭該寺將此項宿舍遷移，以免發生危險。嗣據該寺僧人聲稱，寺中房屋有限，實屬無處可遷，懇求格外體念寺中困難，仍準僧人居住，對於火燭，必當謹慎等情。本院以該僧人所稱各節，尚屬實情，未便過於勉強，除會同貴府秘書處交際股實地查勘，將所有木板隔斷，一律改砌磚牆外，茲經擬定僧人應遵守事項七條，相應甬送。
這件公函還專門附錄了這7條遵守事項，並請四川省政府“轉飭大慈寺僧人”，全文如下：一、室內應嚴禁吸菸；二、晚間只限用清油燈，不得使用洋油，或裝設電燈；三、室內不得設置火盆；四、室內不得存放一切易於引火之物；五、廚房應派人監守，晚間並須將爐火完全熄滅；六、庫房附近不得焚燒任何物品；七、庫房附近不得堆積乾草及一切易燃燒之物。
“重要器物”入駐大慈寺後讓裡面的和尚頗感不便，於是住持果澈和尚以房屋被借為由，“呈請酌給生活費”。故宮博物院也考慮到實際情況，一次性給了1000元作為補助。
在安全方面，以前大慈寺的天王殿和山門有一隊成都警備司令部163師部的駐兵，故宮文物運進後就讓他們轉駐文殊院，而是讓四川警備司令部“派有排長一名率士兵兩班，來院保護”。故宮博物院也為駐守士兵發給一些補助，從1938年11月開始，“由本院按月發給津貼伙食費五十元以資獎勵。”（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致四川省政府的公函蓉字第121號）
這時，四川公路局又要徵收文物車“載鹽通行費”，這就讓故宮博物院不能承受了。1939年6月27日，故宮博物院只好請四川省政府出面要求免收。雖然四川省政府發函通知四川公路局免去此項收費，但也可以看出故宮文物南遷過程中遭遇的種種艱難。
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裡
從陝西遷運的故宮文物，歷經艱險，總算從漢中運到了成都。文物從漢中運到成都花了7個月時間，而從褒城入川的文物，前後斷斷續續總共耗時一年多，有一部分沒有在成都停留，直接運到了峨眉。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進入1939年後，抗戰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實際上，就在故宮文物從漢中文廟運走一個月，文廟就被日本人炸燬，文物倖免於難，但這次轟炸讓南遷四川的故宮文物蒙上了巨大的陰影。
文物運到大慈寺後，大家仍然沒有安全感，日本人的空襲隨時威脅著成都。1938年11月8日，18架日機首次空襲成都，轟炸外北機場及外南機場，在南門炸死衛兵1人，炸傷3人。這一炸，人心惶惶。故宮博物院想到，如果把所有的文物都集中於大慈寺，一旦目標暴露，就會非常危險，所以就有人提出“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裡”，最好是在離成都幾十裡外的新津再找一個儲存的地方，分藏文物。
1939年1月30日，故宮博物院給四川省政府發去了渝二字第11號公函，請求轉令新津縣政府商借玉清道院（今新津縣純陽觀）存儲文物並協助辦理。2月6日，四川省政府函覆照辦，道院的修繕工作很快就開始進行。
但不到半月，情況又發生了變化。1939年3月10日，故宮博物院召開第三屆第二次常務理事會會議，決定停止新津玉清道院的修繕，所有文物遷往“嘉定一帶覓洞存放。限一個半月辦竣。”
此時，抗戰局勢更為嚴峻，日軍瘋狂轟炸重慶。1939年4月，馬衡接到“行政院”命令，要求水路到重慶的文物需三個星期內運離重慶，而存在成都的文物限5月底運往峨眉。當時的情況是陝西運到成都的文物還有一小部分未運完，只有直接運到峨眉，“是時運到成都文物，計已入庫者，六五九五箱，又行提出復行峨眉；其餘六九一箱，則隨運到而隨轉，不再入庫。成都已成為一轉運站矣。”（歐陽道達《故宮文物避寇記》）
日寇轟炸 轉運峨眉
要轉運峨眉，打前站的工作必須馬不停蹄。首先是護衛工作。1939年4月28日，故宮博物院給四川省政府發去公函，請求沿路的安全護衛保護；5月1日，四川省政府為了落實故宮文物的安全問題，給從成都到峨眉沿途的華陽、雙流、新津、彭山、眉山、青神、夾江、峨眉等縣發出訓令，要求他們執行保護任務。
既然決定再遷，選址成為最為迫切的事情。歐陽道達在《故宮文物避寇記》一書中談到了選址的考慮：除覓定樂山安谷鄉祠宇七所為移儲原存渝文物外，並以峨眉山為普賢道場，向多業林，足以移儲原存成都文物，亦同時前往履勘。迨勘選結果，感遷儲山上諸寺，搬運困難；山麓諸寺，房屋稠密，陰溼尤甚，且四川大學已擬佔用。其最適宜之地，當屬峨眉縣東門附郭之大佛寺及西門附郭之武廟。存蓉文物，可全數移存。且鄰近寺觀尚多，可無不敷應用之虞。
在選址中，有一個人的出現非常重要，而且對故宮文物後來八年的作用也非常大，這個人就是樂山安谷鄉鄉長劉釗。劉釗略通文墨，是袍哥人家，作為一方實力人物，他對故宮文物遷到當地非常支持。在選址安谷時，劉釗前後張羅，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後被聘為故宮博物院樂山辦事處顧問，他確實是故宮文物保護中的一位功臣。
故宮文物從成都運到峨眉是從1939年5月17日開始的，採用的是分程接運的辦法，在彭山縣設立轉運站，使用的汽車“以中國聯運社車輛為主，而輔以新綏汽車公司車輛。計運三三批，用車一三四輛，裝文物三○二三箱。”（歐陽道達《故宮文物避寇記》）這段運輸只用了一個月時間，比較順暢，可見成都—峨眉段路況明顯好於漢中—成都段。
1939年6月24日，文物全部從成都大慈寺運到了峨眉，但陝西方面還在源源不斷地轉運之中，於是故宮博物院再給四川省政府去了一封公函（蓉字第306號），告知由陝運到四川的文物不再停留成都，並歸還租用的大慈寺庫房。
到1939年7月11日，7000多箱珍貴文物終於一路顛簸全部到達峨眉，存放在峨眉縣城東門外大佛寺（現峨眉二小校）和西門外武廟（現峨眉一中校）。國寶剛轉走，成都就被轟炸，1939年6月11日，日本海軍第二聯合航空隊出動飛機轟炸成都，在成都投彈111枚，轟炸了鹽市口、東大街、東御街等一帶，炸死無辜百姓226人，損壞房屋6075家，被炸的地方離大慈寺最近的不足500米。無論是在漢中還是成都，故宮文物都在危急之時化險為夷，彷彿在冥冥中有神相助。
峨眉大佛寺香火很盛，平時香客遊人不少，為了減少影響，就專門修了一條路，直接通到寺廟的背後，在那裡開了個大門，方便汽車出入。而武廟實際是個空廟，住了些討飯的窮人，故宮博物院發了一些錢，讓他們搬出，這才將文物放了進去。至此，長達一年多的遷徙才宣告結束，並一直到抗戰勝利後復原。
關於故宮南遷北路從寶雞到峨眉這一段的經歷，那志良在《故宮博物院三十年之經過》中寫道：在二十八年上半年這一時期，川陝段的運輸，路線拉得太長了。北起陝西褒城，南達四川峨眉，全線長達七百多公里，有褒城、廣元、成都、彭山、峨眉五個站，統由駐蓉辦事處管理，而職員僅有六人。除主任外，每人各守一個崗位，辦理一切發箱、收箱、裝車、卸車及一切事務上的職務，各人工作的緊張，是可以想見的。
在故宮文物南遷的三條運輸線中，北線是路途最漫長的，路途條件也是最為艱險的。從寶雞到峨眉，實際是穿越了傳統意義上的由北向南的入蜀路線，“蜀道難”在北線遷移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本文節選自《西遷東還：抗戰後方人物的命運與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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