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接見中醫研究院第一任院長魯之俊
毛澤東與中醫因緣甚深。延安時期他就力排眾議主張正確對待祖國的醫學遺產；新中國成立後他更是“中西醫結合”醫療衛生方針的制定者。
對於中醫和中醫學，解放前夕就有人持反對和排斥的態度，而身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澤東早從延安時期就力排眾議地主張正確對待祖國的醫學遺產，新中國成立以後他更是“中西醫結合”醫療衛生方針的制定者。毛澤東與中醫的歷史淵源決定了他直至晚年仍然支持針灸麻醉並取得震憾西方的奇蹟。
對張仲景《傷寒雜病論》有濃厚興趣
全國解放以後，毛澤東更加重視中西醫結合的問題。可是，毛澤東身邊負責保健工作的卻大多是西醫，只有戰爭年代跟隨他出生入死的傅連璋懂一些中醫。傅連璋調到衛生部以後，毛澤東對身邊新調來的醫生也多次談起他對中醫的看法。讓新醫生感到驚奇的是，毛澤東本人雖然不喜歡凡病求助於醫生，可他對中醫學的理論居然頗有獨特的見地。
一次，他對身邊醫生說：“中國的龐大人口應該歸功於中醫的發達。說到中醫，你可以想想看，中國幾千年歷史，經過連續不斷的天災人禍，戰爭屠殺，到現在人口怕有五億多了吧？有這麼多的人口，是西醫的功勞嗎？西醫到中國，不過上百年，幾千年來，老百姓就是靠中醫。為什麼現在還有人把中醫一筆抹煞呢！從前我也沒有想到中醫對中國人民有這麼大的作用。身邊的醫生沒想到毛澤東不僅在公開場合提倡中醫，而且作為共和國的主席，每天日理萬機，還要抽出時間研讀中醫學的理論。
毛澤東對身邊的醫生說：“陰陽五行是不好懂。可能是代表人體的生理和病理狀態。我主張中西醫結合，首先要讓一些有根底的西醫學習中醫。老的中醫也應該學習解剖學、細菌學和病理學之類。要能用現代科學闡明理論，也應該把一些古典中醫書籍譯成現代語言，或者加以註譯和說明，經過一段時間，總可以形成中西醫結合起來的新醫學，對世界也有貢獻嘛。”
山東名醫的一劑草藥
1959年夏天，毛澤東到青島休息期間，由於7月陰雨，毛澤東在海水裡游泳時患了感冒。身邊醫生和青島當地西醫用盡了辦法，可就是久治不愈。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舒同提議請中醫為他診治，說這位老中醫在濟南相當出名，但毛澤東仍然將信將疑。後來在舒同的堅持下，毛澤東同意請這位名叫劉惠民的著名中醫來青島。劉惠民為毛澤東診脈後，確診是“風寒內聚，”而不是此前西醫認為的“外溼侵擾”。
如按劉惠民的意見，毛澤東最好“解表驅寒”，服下中藥以後還要蓋上被子發汗。這讓毛澤東身邊的醫生護士們很為難。一是毛澤東解放後沒有服過中藥，如他本人同意服藥還需接受藥物的檢查，程序比較繁雜；二是當時正值七月炎熱天氣，毛澤東是否同意睡眠時蓋上被子，也是一個難題。經請示毛澤東，他同意試一試。
劉惠民開出了處方以後，幾味中草藥很快就配齊了。經電話請示北京中南海保健局，因是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舒同介紹的中醫，在政治上應該沒有問題。可是煎成的中藥還是要在毛澤東服用之前進行必要的檢測，因為中藥不同西藥。毛澤東在服藥以後遵醫囑蓋上毛巾被入睡了。當夜果然出了汗，但症狀不明顯，次日毛澤東主動要求再服中藥。第三日毛澤東的病情果然轉輕了，只是身體感到無力，劉惠民再次診脈後告訴毛澤東：“主席的病已經好了，不舒服只是多日下海游泳過累造成的。”他建議煎服西洋參湯汁即可。
毛澤東病癒後接見了劉惠民醫生，與他談起了中草藥治療感冒的問題，其中談到了劉藥方中有一味“酸棗仁”。劉惠民講了酸棗仁的作用。他說：“酸棗仁生吃可以提神，炒熟藥用即可安神。這次醫治主席的感冒，採取的是生、熟搗碎入藥的辦法，因此它能平衡中樞神經。感冒治癒以後睡眠肯定也會好些的。”舒同說：“這正是劉大夫的高明之處呀。”
毛澤東回京以後，多次對身邊保健人員談起劉惠民。當年冬天，毛澤東前往蘇聯參加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指定劉惠民為隨團醫務人員。
1954年，毛澤東對衛生部作出批示說：“中藥應當很好地保護與發展。我國的中藥有幾千年歷史，是祖國極寶貴的財產，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將是我們的罪過；中醫書籍應進行整理。如不整理，就會絕版。”1958年10月毛澤東在對衛生部黨組《關於西醫學中醫離職學習班的總結報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在毛澤東的親自督促下，北京成立了中醫研究院。北京城裡出現了浦輔周、施今墨等“四大名醫”，中醫可與西醫同院同診，對一些著名中醫請進醫院並給予專家待遇。各地紛紛效法北京，中醫的地位和威望因有毛澤東的多次批示而與日俱增。
毛澤東一次宴請黨外人士，席間就有一些知名人士，包括著名中醫施今墨和西醫黃家駟、林巧稚等人。毛澤東席間問施今墨：“我在年輕時就聽說過施今墨的名字，那時你還沒到北京，現在和你同席的都是著名的西醫專家，古來就講同行是冤家啊？”施今墨卻說：“我們不是冤家，現在的西醫很尊重我們中醫，請主席放心。”黃家駟也說：“主席，我們西醫是尊敬中醫的，我們現在團結得很好嘛。”毛澤東當即舉杯說：“那好，我今天真正看到了中西醫相結合的典範。”
鍾愛針灸之術
毛澤東不僅重視中醫學的理論，而且對中醫的針灸也很感興趣。
1955年冬天，毛澤東在杭州休息。3月下旬，收到著名針灸專家朱璉從北京掛號寄來的新書《新針灸學》。時任衛生部副部長的朱璉，早年在北京與毛澤東曾有過幾次見面，談過針灸學在中醫論症施治時的作用。朱璉也在毛澤東生病時親自為他作過針灸。這次毛澤東接到朱璉的新作，撥冗在西湖畔的劉莊將《新針灸學》基本讀閱了。
到了4月，毛澤東親自在劉莊接見朱璉，並設宴款待這位當時中國最有名的針灸專家。席間，毛澤東和朱璉談到了《新針灸學》的讀後感，說：“你在《新針灸學》中所談的針灸和中醫理論的發展關係我是贊同的。因為針灸術就是中醫學最生動的體現。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動學說的理論，對針灸治病的神秘提供瞭解釋的鑰匙。反過來針灸又能夠給它提供豐富的實際材料。如進一步研究，一定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豐富與充實現代的醫學。研究針灸，對醫學理論的改革將發生極大的作用，是嗎？”
朱璉沒想到，國事繁忙的毛澤東不僅把她的著作仔細閱過，而且對她書中的一些學術觀點表示認同。作為當時的衛生領導機構成員和著名中醫，她贊同毛澤東關於中醫學理論需要改革的意見。在有人舉杯敬酒的時候，毛澤東當著朱璉的面高舉酒杯，把“祝世界大團結萬歲”改為“今天我們都要祝新針灸萬歲”。毛澤東說：“我說祝我們中國的新針灸萬歲，就是說針灸並不是人們眼裡的土東西，而是我國寶貴的中醫遺產。我還要說，我們中國的針灸是科學的，將來世界各國都要應用它。因此我再次祝賀《新針灸學》的出版。我希望你們儘快把朱璉的《新針灸學》譯成外文，讓全世界也應用我們中國的針灸。”
上世紀60年代，朱璉的《新針灸學》先在東南亞出版，後在北美和西歐面世，各種版本和各種語言的傳播，讓世界醫學界終於見識了中國古老的醫學正盛開著爛漫之花。
晚年時請中醫治癒眼疾
毛澤東晚年再次以針灸之術解決眼疾之痛。70歲以後的毛澤東，視力開始嚴重下降。特別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患有嚴重的老年白內障，到了1974年他的雙眼幾近於失明。喜歡看書的毛澤東最後只能靠秘書代讀，一些重要的文件也無法閱視了。
中央為徹底醫治毛澤東的眼疾曾想盡了辦法。勿庸置疑請西醫眼科作手術摘除白內障是當時的首選，然毛澤東已是暮年，手術有一些不妥之處。為安全地進行白內障摘除術，最後將幾種醫療方案都擺在毛澤東面前，請他決定究竟是請西醫還是請中醫。誰也沒想到，毛澤東最後同意由北京中醫研究院以中醫針刺麻醉的方法。
中共中央對此反覆慎重研究，最後同意請著名眼科中醫唐由之大夫，為毛澤東以傳統的中醫“金針撥障法”實施手術。唐由之在接受任務後，在一年的時間裡先後擬定多種手術方案。毛澤東所以同意以針撥術醫治眼病，因為他對中醫的深信不疑。正如他曾經所說：“已經有二千多年曆史的針灸是祖國寶貴的醫學遺產。我沒有必要捨棄自己祖先留下的針灸而求治於西方洋醫。”唐由之受其鼓舞，終於在1975年7月23日，成功地為毛澤東進行了針撥手術。手術短短几天后，毛澤東就能夠以目視物了。拆除紗布的那天，毛澤東高興地緊握唐由之的雙手，說：“唐由之，你勝利了。中醫勝利了。”唐由之說：“主席，您也勝利了，因為您要我們用中醫中藥的知識和西醫西藥的知識結合起來，今天給主席做的白內障手術，就是在這種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
毛澤東以針灸麻醉手術的方式治癒眼疾震動了海內外。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首次訪華時，就在外交訪問日程中確定了親自前去北京醫院參觀針灸麻醉手術的項目。尼克松觀看北京醫院針刺麻醉兩天後，美國《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以《中國以針灸作手術麻醉讓尼克松大為敬佩》為題，報道了他們身臨其境觀看中國醫生在做大手術時，不用西藥而靠中國祖傳銀針麻醉的真實景況。“中醫從前在美國人眼裡是落後的邪術，而今天在人民中國的首都一家大醫院裡，竟然有人用一根小小銀針刺激患者的神經，從而進行開腦和開胸的手術。須知這兩項難度極高的大手術，即便在我們美國也不敢輕視，然而中國人竟以他們的祖傳醫術順利而輕鬆地完成了。這不能不說是中國醫學的奇蹟。難怪毛澤東多年前就力主中醫可以和西醫相結合就可以解決中國的醫療難題，這是因為中國的國醫確有其獨特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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