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國曆經了近代史以來各種戰爭，戰亂，終於迎來了一個新時代。和平建設自己國家，並且使之繁榮昌盛的大時代拉開了帷幕。
同樣，也是經歷了黑暗中潛伏和戰爭洗禮的中共情報保衛系統重新出發，繼往開來的一年。長期執掌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傑出領導人之一李克農曾組織撰寫了中共情報工作官方歷史（不公開內部史檔），對於1950年對情報保衛工作的新考慮是這樣認為的“促進新中國情報工作的政治和業務發展”。
李克農上將
老資格的情報領導者們開始對誕生於戰爭年代的中央社會部的政策和業務構架重新進行了審視和評估，使之適應新環境的需要。這其中，最隱秘的部分，即向國外派遣情報人員成為了需要解決的眾多敏感問題中比較迫切的一個。
這項任務已經不能是單純由革命政治組織（中共或者曾經的共產國際組織聯合）派遣。從事實和法理上它的背後站著的已經是取得全國政權，並且對全國所有行政區開始進行管理、治理，對世界上所有國家堅持宣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
陳龍，建國初期公安部副部長，提出了偵察工作應“立足國內，著眼海外”
1950年4月，召開情報工作會議對國家最初的一些情報政策達成了一致意見。會前，在1月底召開的第4次東北公安工作會議上，對於大力開展境外情報工作曾指出：“必須建立反姦情報派遣工作。因此東北公安部、遼東、遼西省廳、瀋陽、旅大公安局，應物色具有派遣條件的我之幹部或可靠關係，以及個別向我秘密自首並能掌握而有適於派遣的黨特分子，加以秘密訓練，派遣出去。其工作任務：主要是以設法打入蔣、美、英、朝、日本特務機關內部，偵察其敵特活動情況、陰謀計劃和向我區派遣人員的線索等情報。但這種派遣，必須精幹隱蔽，長期打算，單線領導，不要濫竽充數，不準發展關係。但對其中利用分子，應時刻警惕，防範敵人的反間陰謀。”
1950年4月1日，周恩來指出，情報工作要從單純的軍事情報向軍事和政治情報轉變，還需要增加經濟情報，科技情報還沒有搞，要開闢國外的情報工作。情報工作的目的不是為了輸出革命，完全是為了主動防禦。
1950年的有關其他國家情報機關資料
同年10月，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與副部長羅奇清和政保局局長陳龍談話時指出：“中國進行國外情報工作的原則和帝國主義分子不同，我們的目的是瞭解敵人針對我方的陰謀。我們的目的是防禦，是積極防禦。只有瞭解對方，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
未雨綢繆，國外情報工作的開展，首先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在朝美軍的番號、駐地、部署都獲得過重要情報。1951年，因為日、美反動派對日共進行整肅，日共領袖崗野進和德田球一的人身安全處於極危險之中。中共承擔了國際主義神聖義務，由情報保衛部門完成了護送這兩位日共領袖經秘密途徑來華，加以保護。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年後，百廢待興，情報保衛工作的重新編制需要時日。
195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電報中指出：“各地情報部門業務幹部量少質差，主動不夠，尚影響工作開展。”李克農則奉命要求在多方面做出改進。這些最終促成了1955年中調部的成立。
中調部的日常工作由李克農與楊尚昆聯繫，重大事情則要請示鄧小平。當然為了保密需要，《楊尚昆日記》也並不能對隱秘的部分自行公開，如1956至1958年的記錄就不太完整。但我們仔細研讀，我們依然可以發現，從1959年始，《楊尚昆日記》中記載了楊尚昆和孔原頻繁定期會面的記載。
1962年11月，在李克農上將去世9個月後，孔原正式接任中調部部長。
2001年，《楊尚昆日記》出版之前，國外對情報安全進行學術研究的機構（包括其他國家的情報機構）及境內外學術界對於中國這個最神秘的機構“中調部”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對於它，情報史專家們只能猜測。楊尚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4年中一直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有了他日記中提供的信息，終於可以勾勒出一個大概的時間輪廓。
關於中調部組織結構的情況今天依舊很含糊，目前來說，知道有個秘書處，下屬幾個局而已。其中，從新華社發佈的肖赤的訃告中瞭解到中調部曾經有一個管理局，肖赤曾經擔任局長。
肖赤
中調部還有一個對臺辦公室，在楊蔭東的簡介中有所透露。
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對臺工作組和對臺辦公室，
“對臺辦設在中央調查部，主任由周總理辦公室主任兼，楊蔭東負責具體工作。”中調部所取得的情報，包括其分析都直接呈送給中共最高層。如《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中曾提到毛澤東閱讀中調部1965年7月30日編印的第872號《調查通報》，即關於一位臺灣人士談李宗仁回國的問題。決策者有時也會有選擇地把一些情報擴大閱讀範圍，不過仍限於高層。1958年11月4日美國議會選舉剛剛結束（這次選舉中，共和黨失去很多席位），毛澤東便批示把中調部對美國議會選舉及其結果的分析在八屆六中全會印發。這次全會由毛澤東主持，出席會議的有166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以及“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毛澤東給中調部的分析加了一個標題《美國政治氣氛向好的方面發展》，他還加了個人評語，稱這個分析“很有意思”。
中調部總體框架建立之後，其日常活動和政策必須十分慎重和隱秘。《楊尚昆日記》道：“這樣的工作很不好搞，必須仔細、仔細又仔細，而且注意經常提請中央決定。”
1955年12月，由中調部主持召開的第二次政治情報工作會議，周恩來接見與會代表並發表講話，讚揚他們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進而強調：“這樣一條路線的重要環節就是怎樣爭取國際和平。爭取和平，越持久越好。我們要利用這個和平時間，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使我們的國家更強大、更富強。”後來也召開過同樣的會議。如1959年2～3月，中調部召開了全國情報工作會議，2月26日，鄧小平、彭真和楊尚昆接見了調查部工作會議的外國工作同志。
保密是中調部建設中重中之重的關鍵，上世紀50年代，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內部出版的《國家機關黨派團體負責人名單彙編》中，就沒有提到中調部的名字，也沒有提到其主要領導人。其他信息就比較詳盡了，列出了中央和省一級政府機構、政黨（中共和民主黨派）、群眾團體、主要大學和研究機構等的名稱和主要領導。在黨的內部交流材料中，如果材料的閱讀者超出了“知密範圍”但又必須提到中調部時，則使用暗語。1965年9月27日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布的一份文件中，其他黨委使用的是明確的名稱，而中調部則代之以“在西苑的機關黨委”。西苑是指中調部所在地北京海淀區西苑100號。
建國後首任政務院情報總署署長鄒大鵬
中調部的保密工作總體相當成功。上世紀60年代境外的《中國共產主義傳記詞典》（羅納德·W·克萊恩和安妮·B·克拉克編，該詞典主要以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公開信息資料為基礎編成）中，認為李克農和鄒大鵬是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孔原被說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最重要的外貿專家之一”。
說個題外話，今天有一批革命者的後代們中，有一個俗稱為“西苑子弟”的，就是情報工作者們（領導）的後代。
吳冷西
在香港，中調部駐港人員有時會在中國大型貿易公司名義上擔任一些職務。鑑於其工作性質是“調查”，他們用得最多的掩護身份可能是記者。用記者身份作為掩護在中調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就已經存在，成立於1948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在它的章程中已經認可了這種做法。吳冷西有過這樣的話，
“在許多其他分社，新華社記者均接受調查部及使館調查組指定的一定任務。幾年來，這方面的工作是必要的，有成績的，應當加以總結。一方面新華社記者如果充分運用職業上的便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協助調查部的工作，因為記者有很大可能通過自己的活動取得有價值的情報，這和調查部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在另一方面，記者不同於秘密情報人員，他的活動基本上是採取公開的、合法的形式。在給予情報任務時，應當充分利用記者活動的這一特點，而不宜把他當作秘密情報人員使用。記者必須和專業調查人員在方式方法上區別開來。某些工作方式，例如出面聯繫對象等，由記者出面就不合適，因如一旦洩露不僅不能立足，而且勢將給新華社的國際影響帶來損失”。如果發現新華社記者從事“與他們身份不符的活動”，外國政府或殖民地政府會用各種方式予以報復。在香港，因為新華社的特殊地位，這種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過。比如，公安部在1960年披露的一份內部材料中就提到港英當局“今年以來，因懷疑是我地下工作人員逮捕了4個人。目前被偵察監視的有87人，其中包括梁威林、祁峰等同志和費彝民等人” 。1963年，新華社駐布拉格辦事處（這是新華社在歐洲建立的第一個駐外機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早一年）被捷克當局勒令關閉，因為“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
曾有位英國作家把新華社的情報活動描述為是“謹慎的，常常是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進行，而且總是低調”，他甚至援引倫敦一位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的話稱：“中國在英國沒有任何情報網絡。”
新華社駐倫敦記者站正式建於1956年7月，駐開羅記者站建於1956年12月，駐巴黎記者站建於1957年7月（這是中國第一次在沒有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設記者站）。在日本，新華社的記者站直到1964年9月才建立。有人可能認為，中調部和新華社之間十分密切，為了避免這種誤解，吳冷西曾建議在新華社與中調部之間建立某種管理機制，他指出：“中央調查部過去在記者中的工作部署和經驗我們均不詳知，建議中央調查部考慮總結這一方面的工作，就如何運用記者的便利條件充實調查工作得出有益的經驗，同時就記者工作中哪些調查方式是不宜運用的作出規定，這對於記者今後加強和提高這方面的工作，同時避免可能遭到的損失，是有必要的。”
1961年秋，楊尚昆在與孔原等研究後決定再召開一次全國情報工作會議，與會人員來自中調部、公安部、外交部、解放軍軍事情報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和華僑事務委員會等。
1961年10月20日，楊尚昆和與會代表們商討了如何整頓情報工作的問題和各系統的分工、合作問題。
中調部和外交部之間關係的相當模糊。儘管作為中共情報保衛事業的創建人的周恩來和李克農在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分別擔任著外交部部長、副部長。並且，在周恩來去世前，一直直接執掌著中國外交。但在上個世紀70年代，外國研究者對中國和蘇聯的情報機構進行比較之後做出的估計是：“中國謹慎得多”，“只安排大使館少數主要官員進行這項工作，而且不是在每個國家首都都開展”。
另外，一所不太著名，卻對中國安全很重要的學校也慢慢孵化而出。在海外從事情報工作毫無疑問需要懂外語，而且對情報進行分析也要懂外語。
1955年，中調部建立初，就接手了一個教育機構，即外交知識和外交事務培訓班，這個班是李克農根據周恩來和他的助手閻寶航的要求，於1949～1950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批駐外大使和高級外交官開辦的。第一批學員大多任職於外交部，有些人後來擔任了中調部的領導（電視劇《東方》《換了人間》《外交風雲》等，都對這個班有所提及）。20世紀50年代，這所學校名為“外事幹部學校”，1961年更名為“外交學院分院”，並第一次擴大規模。1964年春，中共中央宣佈，未來幾年急需大量懂外語的幹部，“以便利用世界先進科技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提高情報人員的質量和數量，因此，中調部再次擴大規模，“把現有的幹部學校改為一所外語學院”的建議也得到批准。1965年，國際關係學院成立。
風雨歷程，在保衛新中國的征途中，多少“無名英雄”默默潛行，履行對國家的“忠誠！”
你們的名字無人知曉，你們的功勳光輝千秋。
（其實，還是多年前的文字資料整理，發過，被刪。再重新整理一下，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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