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研究在新的高度迴歸“國家認同”
“新清史”作為一個學術派別或研究範式，其在學界產生的影響力度是難以估量的，其所主張的內亞、“滿洲”特性或是族性等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的邊緣問題，在經歷過“新清史”的挑戰之後，重新在新的高度迴歸的“國家認同”，已經成為清史研究的一種新視角。
一個時期以來，西方學術界不斷轉換著對中國歷史的研究視角與理念。早期的“歐洲中心觀”將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置於“衝擊—回應”的話語模式中。20世紀80年代以後，柯文則又從“中國中心觀”出發，試圖以中國自身社會與文化的內在動力重估中國歷史的發展。延至90年代中期，“新清史”又成為美國以及西方近年中國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趨勢之一，出現了一批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再次影響了中國學界。
一場著名的論辯：滿族“漢化”還是”滿洲”認同
那麼，“新清史”是如何“打動”中國學界的呢？
這要從一場辯論談起。1967年，何炳棣發表了《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提出清代是中國歷史上征服最成功的朝代，成功的關鍵在於採取了漢化政策。三十年後，1996年羅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在全美亞洲年會上發表演講，對何炳棣的“漢化”說提出質疑。她從“滿洲”中心觀出發，認為清朝能夠成功統治近三百年，主要原因並非“漢化”或“中國化”，而是清朝統治者保持了國語騎射等“滿洲”認同，並利用與亞洲內陸非漢民族之間的文化聯繫，用不同的方式統治一個包括滿族、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和漢族等的多民族帝國。她強調“清帝國”與“中國”並非同義詞，而是一個超越了“中國”的帝國，中華民族不過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並提出要重新審視清史。
何炳棣隨即撰文回應，指出羅友枝在漢化和滿族與非漢民族關係之間構建了一個錯誤的二分法，認為強調滿族對於漢族行為準則和思維方式的認同無需排斥對其他形式的認同。他通過對中國歷史上各民族漢化過程的考察，指出漢化是一個漫長、複雜、持續的進程，非漢民族的漢化擴充了漢文明的內涵，而滿族對創造一個多民族帝國作出了傑出貢獻。何炳棣的出發點在於論證滿族建立的是一個“中國”的王朝，直接抨擊了羅友枝的“超越中國”帝國模式。其論證之系統與深入，反駁之雄辯，正如定宜莊所言，迄今為止，無論在國內和國外的學者中尚無人能出其右。而二人在觀點上的針鋒相對，被美國清史學界稱之為一場著名的論辯。
不過問題在於，這場辯論的影響力度在中國與在美國及海外其他國家卻是迥異，中國學者反應相對冷淡，而美國學界卻在此基礎上引發了諸多命題的討論，構建成“新清史”寬泛的研究領域。正如歐立德(Mark Elliott)所言：“新清史”鼓動了包括“認同”、“民族主義”、“帝國”等學術討論。近年，又將“想象的共同體”、“被髮明的傳統”、“地緣實體”與“國族目的論”等所有質疑民族國家之自然性質的概念，都納入“新清史”關注的題材。此外，“新清史”也接受“族群”與“異己”的新概念，將已往認同的“事實”部分問題化，等等。
一個新鮮的視角：將“滿洲”元素納入世界歷史範疇
儘管“新清史”的諸多研究概念令人眼花繚亂，但最核心的論點還是可以集中概括為兩大方面：
一是研究對象主體的轉換。“新清史”由摒棄滿族漢化，即以漢族為中心的研究方式，轉以滿族自身為研究主體，強調清朝的“滿洲”元素及其獨特性質。他們或從滿洲及清的形成、八旗制度的內部結構及作用等，來判定清朝有別於中原王朝的朝代特徵。或主張從“滿洲史”的角度用滿文史料進行研究，強調沒有被漢化的“滿洲”認同，以及清朝對邊疆各少數民族實施不同的統治政策才是清朝統治成功的關鍵。這裡，他們引入了種族和族群特性與國家之間關係的理論，提出“新清史”有時也被稱為“中國研究中的種族轉變”等觀點。
二是研究空間的移置，主張將清朝納入世界歷史的範疇，並重新定位在一個亞洲內陸的研究空間。他們認為“可汗體制”對清朝產生了重要影響，故“滿洲政權要包含在草原帝國的範疇之中”，八旗中的遼東漢人，與八旗“滿洲”、蒙古以及東北亞的部族一樣，都認同他們與清政權之間為可汗制關係，認為正是皇權的這種複合與共主性使帝國權力得以多方面的擴張。而清朝對蒙古、西藏、東北和新疆等廣大地區的征服，其意義在於清朝由此構建了其帝國形成的歷史。
如果說“新清史”僅僅在上述研究視角與路徑上偏離了中國學界的研究習慣，那麼它帶給學人的應該是新鮮異樣感覺之後的某些理論思索，因為先前遭到激烈反對的對“滿族漢化”的質疑，已經引起一些中國學者的反思。諸如郭成康的《也談滿族漢化》，即是從清朝如何抵制漢化過程中接受漢文明，並卓有成效地維護了滿族個性的過程，討論了滿漢文化從衝突到融合並最終以漢文化為主體的雙向互動過程。定宜莊在其《由美國新清史研究引發的感想》一文中也認為，清王朝的儒化統治無論怎樣的成功，都沒能將其帶到東北、西北以及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這些觀點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新清史”的研究理念以及它所帶來的學術推動作用。
經歷“新清史”挑戰
但是，“新清史”的研究後置力度並不止於此。諸如，其移置研究空間的預設動因在於強調清朝在內陸亞洲擴張的重要性，從而把清朝對周邊的征服戰爭看做是類似近代西方帝國主義的海外殖民行為。他們使用“早期現代”的理論模式，給清代貼上早期殖民帝國的標識，認為清朝的中國是早於英國或法國率先殖民的中心，這一觀點的影響性頗為廣泛。而誇大“滿洲”元素，強調清朝統治與歷代漢族王朝的區別，強調清朝統治中的非漢族因素，對“中國”、“中國人”以及“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準則提出挑戰，並對“中華民族”及國家的認同提出質疑，這些理論傾向，已經對中國這個“國家”產生了潛在的顛覆性。
對於這樣的論點，中國學界自然無法接受，於是許多學者做出明確的回應和批駁。葛兆光從尋找質疑中國認同的研究視角和理論依據出發，認為“區域研究”、以“亞洲”或者“東亞”為研究空間單位，都是對“同一性中國歷史”的質疑。而將清朝與元朝視為征服政體是受到西方“征服王朝”理論的影響。郭成康則梳理了清朝皇帝對“中國”、“天下”等概念內涵的認識，論證了乾隆中期以後，“中國”概念的外延已推展到新疆、西藏等廣大地區。而大多中國學者在肯定了“新清史”有助於矯正以往漢族中心論的偏差，主張民族之間的相互吸納、多元統一的同時，又對“新清史”的矯枉過正提出了批評。他們認為，過分突出滿族族群特徵，是對清朝吸收融合漢族文化的史實視而不見，其背後有一個以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的既定發展框架來裁量評判中國歷史的威權傾向。否認中國認同，還來自歐美的後現代史學對現代民族國家正當性的質疑。所以，“新清史”在重新審視和重組古代中國歷史時，未必完全是根據歷史資料的判斷，有可能是來自某種理論的後設觀察。
雖然，“新清史”的上述觀點在美國學界也存在著分歧，但它對中國學界而言，無疑產生了不小的衝擊力。
不可否認，“新清史”作為一個學術派別或研究範式，其在學界產生的影響力度是難以估量的，其所主張的內亞、“滿洲”特性或是族性等已不再是清史研究中的邊緣問題，在經歷過“新清史”的挑戰之後，重新在新的高度迴歸的“國家認同”，已經成為清史研究的一種新視角。而史學研究需要一個更國際化的視野，“新清史”無疑加快了清史研究的國際化進程，對國內的清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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