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軍隊一直是國家存在的根基，而兵制則是影響軍隊強弱的決定性因素。《呂氏春秋·節喪》中“以軍制立之，然後可”，體現出軍事制度的重要性。不過，中國曆朝歷代的兵制卻大不相同，每個朝代都有其特色，而不同朝代間的兵制亦存在優劣之分。
中國最原始的兵制是兵農合一制，即寓兵於農，這種兵制在西周以前就已經誕生，此後的春秋延續了這種兵制。春秋時期的兵農合一，與後世朝代的民兵又有所不同，他們是真正的的“農兵”，就連兵器用的都是農器，真正的兵器都藏在公家，臨戰時才會授予正式軍隊。《六韜·龍韜·農器》裡就記載：“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簦笠者，其甲冑幹盾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故用兵之具，盡在於人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
到戰國時期，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部分諸侯國出現全民皆兵制。春秋時期，大部分諸侯國用兵不過數萬，一場戰役的投入兵力通常不會超過十萬，但是戰國以後，為了吞併他國，各國窮兵黷武，擴充軍隊，秦楚皆帶甲百萬，其他諸侯國也有數十萬軍隊。不過，這種全民皆兵的兵制誕生於特殊時期，它對於國家和百姓的負擔極重，只能不停的以戰養戰，一旦在大規模戰役中失敗，國家往往會一蹶不振。長平之戰中趙國被坑殺四十多萬士卒，元氣大傷，再也無力與秦國爭霸，正是全民皆兵制的弊端所在。
秦朝與西漢時期都主要採取徵兵制，即徵召義務兵。漢代基本上建立起義務兵制度，但復員制度卻很不完備，許多老兵已經白髮蒼蒼卻難以復員，出現了漢樂府中所說的“十五從軍徵，八十始得歸”的現象。徵兵制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兵制，尤其是在發生大規模戰爭時，國家通常都會採取徵兵制，大量徵兵。這種兵制的動員能力很強，但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旦統治者窮兵黷武，容易造成全民皆兵的現象，極大地加重了百姓負擔。尤其是在亂世當中，軍閥們為擴充軍備，會瘋狂抓壯丁以充軍隊，有時連少年和老翁都不放過。
漢朝的主流是徵兵制，但在徵兵制下，各個皇帝具體採取的兵制又有所不同。比如漢武帝時期，西漢多次對外用兵，為減輕百姓負擔，緩和社會矛盾，漢武帝採取募兵制和謫發制。所謂募兵制就是僱傭兵制度，這種制度在宋朝發揚光大，而謫發制則是指用罪人為兵。其實，漢武帝並不是第一位採取謫發制的人，早在秦朝末年，大將章邯就採取了謫發制，以驪山刑徒為軍，用以鎮壓起義軍。
漢朝以後，由於少數民族建立起大量政權，民族間的隔閡令統治者們不敢隨意啟用非本民族的百姓為軍，因而誕生出軍戶制。所謂軍戶制，就是把軍籍與民籍分開，列入軍戶籍的人家世代都要出人當兵，而民戶則只納租調賦稅，不用服兵役，也不能參軍。這種制度的優勢在於可以平時生產，戰時打仗，不僅減輕了農民的負擔，避免妨礙農業生產，而且節省了國家的軍費財政開支。不過，軍戶制也有兩個很明顯的缺點，一個是軍備容易廢弛，一旦國家長期沒有戰事，軍隊將會喪失戰鬥力；二是軍戶制下軍隊長期被軍戶把持，軍戶中的貴族可以控制軍隊，容易造成藩鎮割據。唐朝的安史之亂極其之後長期的割據混戰，正是軍戶制弊端的體現。
到北宋時，統治者為防止藩鎮割據的局面再次出現，採取了募兵制。宋朝的募兵制在建國初期發揮出重要作用，它一方面為北宋提供了較好的兵源，另一方面限制了將領的軍權，防止五代十國藩鎮割據的局面再次發生。可是，到宋真宗以後，宋朝的募兵制弊端集中凸顯出來。在災年時，北宋政府為防止百姓造反，同時擴充軍備，將大量的災民募為士兵。可是，北宋政府募來的兵不是老弱病殘，就是潑皮無賴，他們訓練鬆弛，無組織無紀律，戰鬥力很差，且對北宋的財政負擔極重。這導致北宋將大量的財政支出用來養軍隊，但這支軍隊戰鬥力卻極差，在面對遼、金、元時敗多勝少，最終滅亡。綜合來看，北宋的兵制是最為失敗的。
至於元朝的兵制，以軍戶製為主。出自蒙古部族的軍隊，稱之為蒙古軍，出自其他部族的，稱之為探馬赤軍。元朝的軍隊基本上都是為了鎮壓漢人和南人，他們駐紮在繁榮的城市當中，軍餉完全依靠對人民的殘酷剝削，這導致元朝的軍隊腐化非常快速，尤其是上層軍官，完全喪失了戰鬥力。明朝採取的是衛所制，這種兵制與軍戶制大體相同，軍戶依舊是世襲的。
清代前中期以八旗軍和綠營兵為主。總體來講，清朝前中期發生戰事時，對外遠征主要用八旗軍，鎮壓內亂則用綠營兵。三藩之亂時，八旗軍已經戰力下滑，太平天國時期，綠營軍也不堪大用，清政府只能依靠地方團練形成的軍隊，如湘軍、淮軍等。
對於清朝的軍隊，許多人都沒有好感，尤其是清朝末年，清軍的戰鬥力不堪入目，導致中國遭受列強入侵，喪權辱國。然而，客觀地講，從清朝整體歷史來看，清朝的募兵制最為成功。清朝的募兵制使得普通百姓基本上沒有兵役負擔，保證了農業生產，同時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當然，募兵制本身的弊端在清代依舊沒有得到消除，軍隊戰鬥力差、兵痞橫行、士兵吃空餉的現象層出不窮，最終導致軍隊戰鬥力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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