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老紀，今天和大家聊聊“安史之亂”！
安祿山，本無名姓，史書上說是“雜種胡人”。他母親是突厥人的巫師，後來嫁個了姓安的胡人將領，安祿山才姓了安。我們不難想象，一個沒爹的野孩子，沒有點奸猾狡黠應該活不到成年吧。長大後的安祿山，就在邊境的互市裡作為協議買賣人價格的“牙郎”。安祿山本就體型肥胖，今天在一些市場裡“照著”整個市場生意的胖“大哥”，應該就是安祿山當年的形象。
後來，年近30歲的安祿山因為偷羊，被當時的幽州節度使張守珪給抓了。不過像許多狗血小說裡的劇情一樣，安祿山因為喊了一句話，把自己救了回來。從此，與他的終生“好搭檔”史思明步入軍旅，走上仕途。十年以後，安祿山被任命為平盧節度使、代理御史中丞，此後便可以向朝廷奏事，開始獲得唐玄宗的寵信。
安祿山畫像
安祿山被寵信並非是全是晚年玄宗皇帝的昏聵。在玄宗看來，安祿山一方面會辦事，忠心耿耿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另一方面，他是雜種胡人毫無政治背景，是制衡中原貴族的有力武器。到“安史之亂”爆發時，唐朝北方四鎮節度使，安祿山獨任三鎮，掌握近二十萬精銳邊軍。“安史之亂”改變了帝國的命運，但是也創造了牽制帝國豪族的因素。而對自東漢以來形成的豪強世族的打擊，正是為更為偉大的平民政治時代到來奏響了序章。這也是破壞力極強的“安史之亂”之於中國歷史的一個正面意義吧！
人口倉促南遷，江南經濟崛起。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世族政治的鼎盛時期是東晉和南朝。同樣是發端於黃河以北的混亂，為什麼“永嘉之亂”造就了世族政治，而“安史之亂”卻讓豪族社會崩潰呢？這裡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永嘉之亂”之前，中原大地已經動亂百年，世家大族已經有了比較完備的保護自己的方法。“永嘉之亂”後，舉族南遷的豪族，到江南仍然是豪族，仍然掌握了大量的社會資源。
而“安史之亂”是突然爆發的，此前中原成平幾十年，又是盛世，大家毫無準備。事實上安祿山的部隊佔領河北後，唐玄宗都不相信安祿山造反了。皇帝尚且如此，更何況那些貴族呢？是不是豪族完全看他們掌握了多少社會資源，那些在江南沒有任何社會資源的豪族也就不在是豪族啦。那些倉皇難逃的關隴貴族與關東貴族，來到江南也就逐漸成為了平民。自然條件優渥的江南地區，人地關係開始發生改變。
“安史之亂”以前，雖然江南地區得到了發展，但是江南依然保持了人少地多的情況。再加上自然條件好，江南沒有動力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這就造成了，唐朝的財政中心依然是關中和華北等被豪族長期經營的地區。“安史之亂”爆發後，大量北方人口湧入，江南原有的耕作方式已經不能滿足人口的需要。北方先進的農業技術得以在南方推廣，再加上優厚的自然環境，江南的經濟地位就開始逐步超過北方。
社會經濟變化，促進稅制改革。
江南經濟的崛起，為中央政府提供了除豪族控制的社會資源以外的經濟支點。那麼中央應該如何應用好這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呢？國家的財政收入無外乎對內稅收，對外掠奪。中國自古地域廣博，老祖宗們有特別能打，能搶到的地牌都搶到手了。所以只能是通過稅收的手段調節財政。
公元780年，唐朝政府進行了一次稅制改革，由原來的“租庸調製”改為“兩稅法”。簡單點說就是將原來的實物稅收、兵役、徭役改為原則上以貨幣稅收為主的徵稅方式。原來的徵稅方式使政府調配物資和人力很不方便，運輸途中人員和物資的損耗也很大。而以貴金屬為主的貨幣在調配和運輸上就方便多了。這種稅制改革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政府有錢了！
“錢”這個東西大家都喜歡，老百姓喜歡，貴族喜歡，皇帝也喜歡。不過與老百姓看法不一樣的是，在皇帝和貴族眼裡錢不僅能換取自己想要的東西還是一把打擊對手的鋒利武器。在豪族社會，皇帝雖然掌握著生殺予奪的至高權力。但是豪族們掌握了絕大部分社會資源，比如土地、人口等。在當皇帝用錢的時候，殺一兩門豪族來拿錢的方式成本太高了，弄不好就把公司搞倒閉了。
新的經濟因素出現，在加上比原來更科學的稅收制度。皇帝就有了和豪族叫板的本錢，掌握了一些重要經濟物資的豪族也就逐漸失去了政治地位。政治地位的降低，使得豪族不得不逐漸開始依附於權力。皇帝通過權力、暴力和財力可以調動更多的社會資源打壓對手、鎮壓叛亂和制裁豪族。
知識的普及，進一步促進平民社會崛起。
經濟重心的南移，稅制的改革只是為皇帝對抗豪族提供了條件。為了徹底消滅豪族對皇權的威脅，皇帝還需要一樣工具——人才。武則天時期，中央就是通過擢升關東貴族中的人才來制衡關隴貴族的。但是關東貴族也終究是貴族，當兩個貴族集團利益一致時，他們依然會拿皇權下手。隋文帝時期確立的科舉考試製度，就是皇權向民間選拔人才，打擊世家大族的一個重要嘗試。
平民財政有一個難以逾越的巨大障礙，那就是知識的普及。在西漢蔡倫改良造紙術之前，字都是刻在竹、木上或者寫在絹、帛上。竹、木不便傳播及保存，絹、帛又太貴，這就極大的限制了平民百姓學習知識的自由。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先秦的著述都是有多個版本的原因，因為那些著作根本就不是寫下來的，而是靠傳人背下來的！這樣的話知識的可靠性就又要打個折扣啦。
紙張普及以後，知識傳播的成本大為降低，但是所有書籍又都是手抄本，這個效率就可想而知啦。就算有位好心的貴族願意為老百姓抄幾本書，他窮其一生又能發行多少冊呢？不過聰明的中國人，總是有辦法的。既然印章可以刻上幾個字，那就可以刻上一頁字。於是印刷術就出現啦。宋代的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是“死字”印刷可是很早就存在的。
在唐以前以印刷為業的作坊就已經存在啦。由於當時印刷一本書，要刻很多塊版，成本還是很高，普通老百姓依然消費不起。這些“出版社”要求生存、謀發展只能靠滿足有錢的貴族們的需求。貴族們需求什麼呢？試想，一群吃穿不愁，工作和晉升毫無壓力的貴族老爺夫人們最需要什麼？精神撫慰！所以當時佛經是出版印刷業最大的剛需。
但是隨著經濟重心南移，那些沒落貴族們再想拾取往日的光輝，靠佛經是不行的。於是儒家經典開始成為出版業的發展方向，畢竟那是科舉考試的大綱。於是隨著需求的變化，技術的改進，知識傳播的成本也大為降低。老百姓看看書，學習成績好還能考個功名就成為可能。於是朝堂上那些起於青萍之末的平民才子開始增加。
經濟發展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因。
經濟發展一直是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不明白這一點就看不懂中國和世界歷史。統治者利用豪族也是看重他們手中掌握的社會和經濟資源。“安史之亂”把唐帝國從巔峰推入谷底，也把豪族帶入深淵。但是唐帝國已經沒有機會再利用這些新的社會資源了。與帝國的繁榮一同離去的是伴隨中國歷史數百年的豪族社會體系與世族政治格局。
此後一千多年，中國歷史一直都是皇權與平民政治的格局。許多影響一個時代甚至整個歷史進程的名臣名將都起於社會底層。那些累世繁榮的“世家”也以“書香門第”自居。這是中國與西方政治史最大的不同，也是中華文明的一大幸運。
我是老紀，今天就聊到這。希望我的內容對您有益。歡迎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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