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剛剛打響，清軍就被英軍的堅船利炮吊著打，那種場面，就像是黃飛鴻在“男兒當自強”這首BGM都沒有開的情況下，就輕易暴揍了美國西部劫匪。
1840年4月，兩廣總督林則徐仿照西式船艦的樣子建造了兩艘戰船，“底用銅包，篷如洋式”。但是貌似這兩艘船隻是個花架子，並沒有什麼實際戰鬥力。不然我們無法解釋為何兩個月之後林則徐在廣東操練水軍時，有大號米艇20只、拖風船26只，卻不見這兩艘船的參與。
林則徐後來卸任時還在強調：“剿夷而不謀船炮水軍，是自取敗也”。可是他沒想到，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的水軍還是那些米艇、拖風、紅單、快蟹、撈繪等小船，一點也沒有進步。
不過，雖然我們水軍依然很落後，但我們的槍炮也很差勁啊！第二次鴉片戰爭之時，清軍用的還是鳥槍、抬炮那些可以進中世紀博物館展覽的火器。八里橋一戰，英法聯軍依然在沒有開BGM的情況下就把清軍打的全軍覆沒。
兩次鴉片戰爭之間，我們到底在幹些什麼？
一、仿製西方戰船
平時連件新衣服都捨不得置換的道光帝，一想到在鴉片戰爭中耗資3000萬兩，結果還要賠款2100萬銀圓，就氣得七竅生煙。
道光帝痛定思痛，對全國官員發出指示：“從前所設水師船隻幾同具文, 且今昔情形不同, 必須因地制宜, 量為變通。所有戰船大小廣狹及船上所列槍炮器械應增應減, 無庸泥守舊制, 不拘何項名色, 總以製造精良, 臨時適用為貴”。
廣東是沿海首要之區，因此道光帝還特別警告廣東的靖逆將軍奕山，“如木料不能堅實，製造不能如法，將來經朕派員查出，惟奕山等是問。”恐嚇之後，道光帝囑咐奕山，可以僱傭外國造船專家，併購買外國艦船。
廣東的官員和士紳們開始熱火朝天地幹了起來——
水師提督吳建勳，仿造西方艦船樣式建了一艘戰船。但是它的各項指標都不盡人意，比如寬僅二丈九尺，也就比清軍之前的戰船寬了一點點；
廣州府知府易長華，承造師船，也就比米挺稍微大了一點點。雖然可以勉強出海，但是木料板片，既不整齊，也不堅固，根本無法禦敵；
批驗所大使長慶，製造了一艘水輪戰船，船身長六丈七尺，只有英軍大型艦船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炮也不過才十二位，跟以前的清軍炮艇差不多；
紳士許祥光，造船兩艘捐給官府。船上左右設槳六十四枝，雖然輕捷便利，但是如果開到海上，就無法蕩槳；
對於以上各位同志所造之船，奕山給了一個很正確的評價：僅可備內河緝捕之用。
唯一比較引人注目的就是大行商、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所造之船。他僱傭外國造船專家，購買外國優質木料，仿造美國戰船樣式，造出兩艘新式戰船。
奕山對戰船規格有詳盡的描述: “船身長十三丈三尺六寸，底骨長十丈零八尺，面寬二丈九尺四寸，高深二丈一尺五寸。”已經遠遠超過當時清軍的所有戰船。不僅如此，潘仕成還給戰船的火炮製造了炮架，使大炮固定下來，大炮射擊命中率得到提高。
當時很多的廣東官員都對潘仕成所造之船讚不絕口，認為足以跟洋人一戰。但是他的戰船跟西方的戰船依然有相當大的差距，能不能決一雌雄還很難說。因為據我所知，潘仕成曾經從菲律賓買過西洋炮彈，但從未購買過西洋大炮，因此船上的火炮貌似還是晚明紅夷大炮的式樣。
更何況潘仕成所造之船造價高達一萬七千至一萬九千兩，如果要照著造個三十四艘，對於已經陷入財政危機的清政府來說是一筆相當大的開支。黃恩彤曾說，“潘觀察所造之船，堅厚長大，裝炮亦多，窮中國工力物力，不能復加於此，而以當夷船，亦恐難制勝”。
這就是為什麼潘仕成所造之船儘管已經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戰船，但是最後卻沒有得到有效的應用。潘仕成一腔熱血，最後被現實擊的粉碎，1843年之後，他就很少再從事引進武器方面的工作了。
除了廣東，其他沿海各省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造船運動。但是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後都不了了之。於是，到了英法聯軍再度跨海而來之時，清政府的水師只能龜縮在內河裡不敢出來。
二、道光帝的無力感
清政府雖然對“堅船”感興趣，但是對“利炮”，以及洋槍沒有太大關注。官員們只看到英軍艦船上火炮的數量很多，卻沒有重視英軍火炮的威力之強。根據茅海建教授的說法，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與英法聯軍交戰的京津大沽一帶清軍部隊中，少見購買、使用洋槍的記載。
對此，道光帝應該負主要責任。
1842年12月，奕山奏報廣東士紳潘世榮試造火輪船一艘，但是行駛不甚靈便，提出“將來僱覓夷匠仿式製造，或購買夷人造成之船”。不料道光帝當即諭批：“火輪船式，該省所造既不適用，著毋庸僱覓夷匠製造，亦毋庸購買。”他完全忘了之前自己對奕山說可以購買外國船隻的話。
道光帝這種不鼓勵仿製和購買西方戰船的思想，也影響到了地方官員仿製和購買洋槍洋炮的熱情。
1843年，兩廣總督耆英向道光帝進呈外國雙筒步槍和六眼小槍各一支，並建議仿製。道光帝察看之後，點頭稱讚，“絕頂之妙品”，“靈捷之至”。但是他卻不同意仿製，說什麼如果仿製，“必成望洋之嘆”。
我的理解是，道光帝已經從做工精緻的洋槍中看到了中西之間軍工製造水平的巨大差距，他心裡很清楚，中國的手工作坊或工場根本沒有能力仿製。如果硬要仿製，造出來的槍炮肯定粗製濫造，這樣還不如不造。
道光帝認為仿製“必成望洋之嘆”不是在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當時已經進入工業革命的英國，其武器製造大多采用了工廠的機械化生產，製造工藝拉開大清帝國八條大街。以火炮製造為例，英國使用全金屬車床切削鑄造火炮，製造出來的火炮炮身均勻、對稱、光潔，各種尺寸比例和火門的設計科學合理，射擊精確度高。
再以洋槍洋炮所需要的彈藥為例，雖然中英兩國都用黑色火藥，但是實際上的爆炸力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中國手工作坊或工場生產的火藥，無法提純硝和硫，粉碎和拌和也只能靠石碾等工藝，這就導致火藥中的硝、硫、炭比例中含硝量過高，容易發潮，難以久貯，爆炸效力低。反觀英國，他們用一整套工業流水線生產火藥，提純、粉碎、拌和、壓制、烘乾等工藝全部用機械化生產，其所生產出來的火藥堅固、密實、均勻，有一定的幾何形狀，能保持良好待發的乾燥狀態，大大延長火藥的貯藏期。
雖然道光帝還不知道什麼叫工業革命，什麼叫機械化生產等等，但是他肯定已經本能地意識到中英兩國軍工生產存在的代差。
我感受到一種末日帝國皇帝深深的無力感。
繼任道光的咸豐帝，則更是抱著佛繫心態。1858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蔭向他建議重新刊印《海國圖志》，“使親王大臣家置一編，並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學，以知夷難御，而非竟無法之可御”。咸豐帝卻把這個建議當成了耳邊風。
三、抄作業不能三心二意
我們再來看看其他後進國家是如何學習強兵之道的。
首先是與英國一直相愛相殺的法國。早在18世紀初，法國政府就開始了系統地“盜取”英國技術的活動，派出大量人員去英國考察、報告並僱走技術熟練的工匠。雖然英國政府很警覺，但是某些企業主卻很麻木，隨意就讓法國人參觀他們的工廠。於是，對軍工製造至關重要的金屬製造技術，對保持海軍優勢起到關鍵作用的計時技術，都被法國人成功“盜取”。
1794年，法國人開辦了中央土木工程學校，目的是培養工程兵和炮兵軍官，因為工程兵和炮兵都是關係到技術知識的兵種。政府還聘請了很多頂尖的科學家和數學家來學校任教，教給學生數學、基礎科學和技術能力。這所學校給法軍輸送了大批軍官，極大地提高了法軍的戰鬥力。
所以當我們再來看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八里橋之戰，法軍的火炮射擊精度與英軍不相上下，令清軍將領每次都驚呼敵方“火炮兇猛，不能駐足”。而在法軍火炮射擊技術高超的背後，是他們長期以來對數學和彈道原理的研究。清軍的火炮不僅質量差，士兵的火炮射擊也全憑經驗，一切跟著感覺走。
法國人還設立了各種各種工藝職業學校，舉凡化學、紡織、鐘錶等等無一不包。依靠正規教育傳播技術，尤其是軍事技術，使法軍的軍事力量始終處在一個較高的水平。德國、美國等西方國家也都奮起直追，一邊“盜取”他國技術，一邊發展軍事教育。
跟法國人認真抄作業比起來，清政府抄作業就顯得很不認真。他們連最簡單的山寨，都是三心二意，一會仿製西方戰船，一會又閉門造車。結果造出的所謂堅船，有的無法出海，有的即使能出海，也不能馳騁洋麵。
清政府不鼓勵仿製西方武器的結果，就是地方官員們只好土法煉鋼，沒有現代軍事人才，沒有現代軍工工廠，沒有熟練產業工人，結果自然是一無所成。比如曾國藩，他也曾找了一批木匠、鐵匠和書呆子鼓搗戰船，結果鼓搗來鼓搗去，只造出一堆說翻船就翻船的廢物。
意識到土法煉鋼這條路走不通後，曾國藩立即轉變思路，開始購買西式戰船，並進一步提出要自己開設船廠。於是他購買下外國的軍火工廠，組成江南製造總局，又僱傭外國專家和熟練工匠，配置幾百華工協助和學習。一年後，江南製造總局造出了中國近代的第一艘機器動力兵船，當時曾國藩笑逐顏開，在日記裡寫“殊可喜也！”
曾國藩開啟了洋務運動，雖然這場現代化的努力最終沒能救中國。但我們要知道，它比兩次鴉片戰爭之間失敗的仿製和閉門的造車已經進步了一大截。
如果說，洋務運動是抄作業沒抄好，那麼洋務運動之前的清政府就是連作業都沒有拿來認真抄。
1、魏源《魏源全集·製造出洋戰船疏》，嶽麓書社，2004年
2、郭展鵬《行商潘仕成與鴉片戰爭的武器製造》，廣州城市職業學院學報，2014年
3、茅海建《天朝的崩潰》，三聯書店，2011年
4、(美國)戴維·S·蘭德斯《國富國窮》，新華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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