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這是出自唐代盧照鄰的《長安古意》一詩，詩中很形象地描繪出唐朝都城長安街道上的景象，街道上車水馬龍，富家貴族來來往往，一片繁榮。由此可以窺見一幅只屬於大唐的盛世畫卷。而詩文描寫的那四通八達的街巷就能看出唐朝商業的發展和城市的繁榮以及與坊市制度的關聯了。
一、“市”的積澱
坊市制度早在西周時期就已經開始形成雛形，發展於漢，鞏固於魏晉，而興盛於唐朝。坊市制度是指在古代城市將居民區（坊）與商業交易區（市）嚴格分開，坊與市由官府嚴格管理和控制。
進行商業交易活動的“市”具有明確的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受國家干預和法律調控。官府嚴格規定市中商品交易的時間:必須以
“日中為市”，三百聲鼓鳴以會；過了七刻鐘後，又以三百聲鼓鳴而散。而且城中交易的場所和範圍也被官府強行控制。唐代早期
唐朝初年，由於隋末大亂導致的經濟嚴重滯後，社會生產凋敝。為了恢復國家經濟、穩定社會秩序、維護政權統治，唐朝政府開始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力。統治階級為使農業迅速恢復和發展，於是嚴格控制百姓的生產、商貿等活動，坊市制度由此而興盛。統治者使人民大眾依附固守在土地上。
市與坊規劃嚴整，官僚機構、居民住宅區和集市被嚴格管理和分開，以此來穩定農業勞動力，“市”的影響力和功能效力很小。
在唐早期，坊市制度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由於坊市的嚴格分開，對於外界的干擾和侵襲也得到了很好的隔離，保證了民眾生活的安全和穩定及解決城市治安等問題。但這種制度嚴重限制了人身自由，抑制了人們的消費需求和商業發展，隨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到了唐朝中後期，坊市制度越來越不受用，逐漸開始鬆弛和破壞。
中後期坊市制度的破壞
一直以來，唐朝的政局都十分穩定和統一，並且具有良好的國內外環境。即使是唐玄宗時期經歷了安史之亂以及由於藩鎮割據勢力猖獗、部分宦官專權而造成唐朝國力有所衰減。但由於唐朝統治者們勵精圖治，政策開明，經濟很快都到恢復和發展，國力有得到了振興，例如唐憲宗時期的“元和中興”。這為從“市”到“場”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經濟條件。
唐中後期，農業得到迅速發展。統治者對農牧業十分重視，頒佈“與民休息”的政策，輕徭薄賦，推行均田制，緩和社會階級矛盾；政府還大力發展農田水利事業。與此同時，農業生產工具不斷改進，出現了曲轅犁。在水利灌溉工具方面，筒車和水車的發明使用節約了更多的勞動力資源。
同時，農作物水稻種植及茶葉的推廣，耕作制度與技術的水平也在不斷成熟和進步，耕耙技術和壟作法的完善使農作物的產量不斷提高，這為集市——“場”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
糧食產量的提高直接促進了人口的增長，人口的增加使得更多的土地得到開墾。加上絲織技術的成熟和陶瓷業的繁榮，唐朝手工業發展到了歷史的又一個高峰期。而造船業的發展也導致了唐朝
海外貿易的興盛，使對外交通得到進一步完善。
運河的修繕溝通了南北方之間的交流，水運和陸路交通的便利性促進了人口的流動，也縮短了城鄉之間的距離，使城區與郊外的聯繫更加緊密、人流往來和物資交流得以加強 。唐朝開明的民族政策和對外開放的國家政策使得外來人口增多，市鎮繁榮發展，許多大都市開始出現，商業貿易活動頻繁，“場”也由此興起。
再加上農業和手工業的發達導致的農產品和手工藝品的過剩，在滿足了個人和家庭的需求後，人們漸漸將這些多餘的勞動產品拿到市集販賣，於是，城市的市集貿易開始發展，日益繁盛；而僅僅只是白天的交易已經無法滿足人們的商品交換和消費需求，因而市坊的時間限制開始打破——夜市便出現了。
城鎮商業的發展也帶動了農村集市貿易的興盛，農村開始出現草市、野市。小小的市再也容納不了超量的商貨和人流負荷，規模不斷擴大，形成範圍更大的集場。
在這個時期，
古代最初的銀行雛形——櫃坊也在逐漸盛行，與之附帶的“匯票”飛錢跟著出現，貨幣交換更加便利，加上邸店的發展，商品經濟發展迅速。原本作為統治和軍事中心的大城市日漸向商業化大城市轉型，城市的經濟職能開始突出，唐朝的商業大潮出現，場集開始代替東西二市。經濟社會制度的不斷變革和商業城市的發展導致了唐朝晚期分隔坊市的大牆受到嚴重摧毀，東西兩市也迅速漫延到了街區，擴展著場的範圍。從唐初到唐末，坊市制度完成了從盛到衰從“市”到“場”的華麗轉身，而長安廟會的興起就是這諸多的動力因子中的一員。
二、“場”的發展
廟會作為集市貿易的一種形式，屬於“場”的一個擴大延伸。它通常是人們在寺廟或道觀進行的有關祭祀、齋會、講道、作法等宗教活動。廟會一般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或宗教節日裡進行，它的興起與民間宗教和風俗習慣有關，尤其是佛教和道教的發展。
尊道昌佛
李唐王朝自建國以來就十分推崇道教，唐朝本就是“李”姓，皇室尊奉老子李耳為他們的先祖，開國早期還借“太上老君”使百姓信服和認可新的李氏政權，以此滿足政治需要。加上道教本就是中國古代的本土宗教，民間早已廣為流傳。其
修身養性、清靜無爭的思想也廣受人們的追崇，尤其是那些官場失意、不得志的知識分子和文人騷客，以此作為一種精神慰藉。唐朝“華夷一體”的民族政策和開發、兼容的對外政策使得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及外族人民相互交融。不管是來自內陸，還是來自國外，各個民族的人們相互來往，形成一種和睦、友好、平等、包容的民族氛圍。在這空前的盛世交流往來中，異族人民帶了他們國家的特產，傳播他們的文化，也帶來了佛教
佛教的盛行是在武則天時期，當時武皇奪位，為了使人民群眾支持她的統治，便利用佛教，假託神明，編寫《大雲經》，稱自己是彌勒轉世，從而美化統治，堅定“君權神授”在人們心中的概念，麻痺和教化勞動人民。因此在武則天在位期間，佛寺大量修建，迅速在民間崛起，被大力弘揚和流行。
由於
統治者的重視和推廣，加上自古以來民眾對神靈、祖先的敬畏之心深入骨髓，佛教和道教這兩種宗教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力量成為民間的主要信仰，興辦廟會便成為一種物質性的實踐活動，受到各個階層人民的喜愛。廟會的影響和意義
每到宗教節日或者特定的某一天，長安城的廟會便會熱鬧非凡，無數的善男信女和遊客商人彙集於此。人們燒香拜佛、祈福消災、祭祖聽道，滿足勞動人民對天地神明的精神寄託。除此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傳統民間藝術表演，比如踩高蹺、花燈會等等文娛活動，豐富多彩的廟會文化。
在廟會的這一天，大量民眾聚集在一起，漢人、胡人、高麗人、東瀛人等各民族人種匯聚，人流量巨大，商販們看到了商機，於是抓住機遇，開始擺攤售貨，貨物交易頻繁，商品交換因此昌盛。從人們用的日常生活用品到異國他鄉的奇珍異寶，商品的種類應有盡有；市集上商販雲集，行商、坐商、流動小販、攤點……集場愈加繁榮。
各地香客和商人們在同一時間段來到城中，人口膨脹，邸店和客棧的規模迅速擴大，寺廟和道觀的數量也不斷擴建，香火愈來愈旺盛，商貿交易活動急劇增長，市集貿易迅速壯大，商品經濟因此進一步發展。而這些大規模、大排場的廟會和商業活動及龐大的人流量直接刺激坊市向道、街市的轉變，場的擴展已經突破了坊市的時空限制，廟會也開始向廟市發展。
由於廟會具有時間和地點的固定性的特點，加上人口流動性高、群眾動員性和集散性好、輻射和影響力廣、社會引力強，因此官府的“
倉場”開始設在廟會上，方便與百姓進糧物交易和貨幣兌換。廟會除了帶動市和場發展、鞏固經濟貿易、推進貨物流通外，還對唐朝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起到了積極作用。廟會上的民俗表演一方面具有商業性，另一方面就是具有極大的娛樂性。藝人們通過對這些傳統藝術形式的展覽，不斷豐富唐人們的精神生活，同時也傳承了優秀的文化。
三、結語
坊市制度的破壞和崩潰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它的出現也絕非偶然，坊市制度在古代很長一段時期發揮了它的積極作用，其規範的管理體系對現代仍有一定的借鑑意義。對於廟會的發展，從古自今從未衰落。廟會已然成為中國傳統的民俗文化，是中國文化中的藝術瑰寶。
參考文獻
《中國古代經濟史》
《鄉間的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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