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責”也要“負責”（人民觀點）
——為基層減負，為實幹撐腰
通過強化責任追究，約束不作為、整治亂作為，從而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這才是問責的價值指向
以法紀為準繩嚴肅問責，以事實為依據規範問責，以問題為靶心精準問責，以容錯為原則慎重問責，才能起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功效，才能克服“多幹多錯、不幹不錯”的心態，才能激發擔當盡責、奮發有為的精神
“正確對待被問責的幹部，對影響期滿、表現好的幹部，符合有關條件的，該使用的要使用”“保障黨員權利，及時為幹部澄清正名，嚴肅查處誣告陷害行為”“改進談話和函詢工作方法，有效減輕幹部不必要的心理負擔”……中辦近日發出的《關於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專門拿出一個部分，強調完善問責制度和激勵關懷機制，著力解決幹部不敢擔當作為的問題。這既是對“問責”的正本清源，也是對“負責”的鮮明號召。
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依規治黨、依法治國，問責是一個有力抓手。黨的十八大以來，從強化問責工作、落實“兩個責任”的改革創新，到鞏固實踐成果、紮緊制度籠子的立規創舉，我們黨把問責作為管黨治黨利器，先後對山西塌方式腐敗、湖南衡陽破壞選舉案、四川南充和遼寧拉票賄選案、陝西秦嶺北麓違建別墅問題等嚴肅問責，問責不主動、追責不給力的現象大為減少，失責必問、問責必嚴成為常態，有力推動了管黨治黨從寬鬆軟走向嚴緊硬，也讓“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逐漸成為普遍共識。
與此同時，由於對中央精神和黨內法規學習不透徹、領會不深刻，問責泛化簡單化的現象時有發生。比如，4分鐘內因沒能及時接聽脫貧攻堅巡查組電話，扶貧幹部被公開通報“給予黨內警告處分”；扶貧手冊中寫錯兩個標點符號，被通報批評……這些執紀簡單化、問責粗線條甚至亂問責、錯問責、問錯責的問題，雖然事後相關處理被撤銷，卻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特別是，類似“躺著中槍”的職能式問責、“剛播種就要收穫”的計時式問責、只為輿情降溫的滅火式問責、對困難不聞不問的機械式問責，不僅會挫傷基層幹部的積極性，也無形之中削弱了問責的權威性。
問責只是手段，負責才是目的。通過強化責任追究，約束不作為、整治亂作為，從而喚醒責任意識、激發擔當精神，這才是問責的價值指向。正因如此，《通知》指出，“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實事求是、依規依紀依法嚴肅問責、規範問責、精準問責、慎重問責，真正起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效果。”如果說，問責是一把戒尺，那麼用好這把尺子既要講規則，也要講藝術，既要講政策，也要有溫度。從此前要求運用好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到這次要求“嚴肅、規範、精準、慎重”問責，都體現了嚴管和厚愛、約束和激勵的辯證統一，既是對黨和國家事業的真誠擔當，也是對黨員幹部的真正負責。
換句話說，問責也是一把手術刀，其威力不僅在於刃之鋒利，更在於術之高超。認真領會貫徹《通知》精神，以法紀為準繩嚴肅問責，以事實為依據規範問責，以問題為靶心精準問責，以容錯為原則慎重問責，才能起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功效，才能克服“多幹多錯、不幹不錯”的心態，才能激發擔當盡責、奮發有為的精神。“為擔當者擔當，為負責者負責。”由此可以理解，為何《通知》明確要求，把“三個區分開來”的要求具體化，正確把握幹部在工作中出現失誤錯誤的性質和影響，切實保護幹部幹事創業的積極性。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幹部就要有擔當，有多大擔當才能幹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我們的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是為黨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來為黨分憂、為國幹事、為民謀利。堅持權責一致、嚴格問責，堅持層層負責、人人擔當，為基層幹部擔當作為撐腰，為幹事創業者設置“減壓閥”，我們就能為基層治理注入源源不斷的正能量。
然而現實中還存在著哪些問責亂象？其背後又暴露了什麼問題？
1
“湊數式”問責
問責是推動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要求，也是解決管黨治黨問題的現實需要。然而，少數地方或部門為了完成年度問責指標，搞起了“湊數式”問責，把問責泛化、擴大化。
一位縣級幹部介紹，在中部某區城區一個拆遷項目中，有個別區幹部工作方法粗暴簡單，在群眾未簽訂合同的情況下命令強行拆掉房屋。事後被拆遷群眾在某重要會議期間越級上訪，結果上訪群眾所在鎮、村兩級相關負責人也被問責通報。
這名幹部說，被問責的幹部辯解也沒用，“畢竟是你轄區的人嘛！”他不禁感慨：缺乏全面分析的籠統問責，最後容易變成“找背鍋人易，找負責人難”。
而有的部門擴大問責範圍，把不屬於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追究的事項統計在內，對“八項規定”執行採取“沾邊政策”，不管問題大小都往問責方向去靠，導致人人惶恐。可見，“湊數式”問責，不僅讓問責逐步走形變味，甚至影響整個地區或部門的向心力。
我們不禁要問，是不是辦案數量越多、處罰越多，就等於工作越有力？
就問責本身而言，其實際上是一種權力運行越軌後的糾偏機制。通俗地說，只有出現了問題，才會有跟進的問責。如果一個地方黨風政風優良，領導幹部遵紀守法，問責案件數量低原本是合情合理之事，這與執紀者因為不作為而導致“零辦案”的現象，應該區別看待。
但是某些部門和領導幹部，把“問責數量”視作管黨治黨的成效，動輒下達指標，靠“走量”來彰顯“積極作為”，沒把重點放在問責的質量和效果上，這本身就是形式主義、做表面功夫，值得警惕。
2
“看人下菜式”問責
還有一些部門和領導幹部，在實施問責過程中避重就輕，對真正的問題或強勢部門退避三舍，以“捏軟柿子”的心態“以大壓小”，拿基層幹部的小錯誤小問題“開刀”。
還記得去年的“上班喝牛奶被問責”事件，引發網友熱議。2017年2月8日，一份問責通知單顯示，在湖南省郴州技術產業開發區園，一名辦公室工作人員在上班期間喝牛奶，被園區紀工委暗訪時候查到，隨後該名辦公室人員收到了一份問責通知單。
《園區紀工委交辦意見單》
事件一經報道，網友紛紛表示不理解，認為嚴格要求可以，但不是喝牛奶這個方面，這不是實事求是地客觀看待工作和生活的關係。還有人表示，問責也需要有實質內容，不能沒事找事，這樣會適得其反。
“看人下菜式”問責在基層並不少見。比如貴陽一護士下班打麻將被扣發績效工資；福建兩名教師因在佔道經營的攤點買菜被通報；武漢4名政務中心的工作人員因上班時間與同事用武漢話交流被罰款；山西某學校教師放假後到酒店AA制聚餐，被通報批評……
如此問責，再嚴厲也無益於問題的解決，只會讓被問責幹部內心有結，更讓群眾感到疑惑。
這種小題大做，問題到底出在哪裡？自行立規對員工進行問責，是否影射出一些部門的官僚主義作風?我們常說好經不能念歪，現在看來，一些地方和單位自行立規，算不算好經也得打個問號。不念歪好經，更不能出臺劣經，如何在與民意的共振中尋求平衡點，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3
“一刀切式”問責
談起“一刀切”，腦海中很容易想到的一個形容詞就是：簡單粗暴。
在環境整治的過程中，尤其是一些基層或落後地區的環境整治，還存在著治理手段單一、方法簡單粗暴的問題，不分青紅皂白、不論具體是非、眉毛鬍子一把抓。
比如有些明明合規合法的企業，卻因為地方以產業劃線、以區域設界，搞“一刀切”，在督察組到來之後被斷電停產，以表明地方治汙的“堅決”態度。新華社曾報道，某省不論企業是否環保達標，一律實行錯峰停產，有的達標企業因此被關停4個月。
地方治汙“一刀切”看似令行禁止、從嚴從快，好像是在積極落實中央環保政策，實則仍是一種簡單粗暴的行政化思維，看似雷厲風行實則是懶政，暴露出了權力的任性。當今之計，首先是要進一步強化精準治理。既要下猛藥治沉痾，也要以“繡花”的精細講究方式方法。
不可否認的是，基層實際是紛繁複雜的，幹部面臨的情況是千變萬化的。比如嚴禁秸稈焚燒工作，要求幹部主動把責任擔起來，但要做到每個角落都能24小時盯得住，時時刻刻萬無一失，並不現實，而且還有自然原因等不可抗力的因素。
此時，就應多看看幹部具體做了什麼，有沒有主動付出應有的努力、及時擔起該擔的責任，不要陷入“本本主義”。
問責是管黨治黨的手段，是手段就得講究運用水平！某地在處理一起火災事故時，專門召開兩次市紀委常委會議，研究對一名村幹部的問責。有人點評道，紀律面前，政治生命平等，這才是對幹部負責的態度。
一事當前，該不該問責、誰該被問責、怎樣問責、問責到何種程度；是政策問題還是領導問題、是佈置問題還是落實問題、過失在哪個環節、怠政在哪個層次，都要清清楚楚，讓被問責的幹部心服口服，從而起到“問責一個、警醒一片”的效果。
若只強調問責，沒有容錯作為補充，造成的惡果只能是壓抑黨員幹部幹事創業的積極性。黨員幹部擔心犯錯，不敢有所作為，長此以往惰性就會增加，就會在工作中背離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就會出現不作為、慢作為現象。
誠然，對問題幹部進行相應問責必不可少，但也要依照“三個區分開來”給予糾錯的機會，形成嚴格問責、容錯糾錯和澄清保護的協同機制。各級紀檢監察干部，是維護政治生態健康的“醫生”，需把治病救人放在重要位置，既要防止“肌膚之疾”化為“骨髓之痛”，又要保證問題幹部康復之後，以新作為新氣象為百姓服務。
（來源：人民論壇雜誌、人民日報、新華每日電訊、新京報）
發佈單位：中國工商出版社 數字出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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