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本期书扬文化很荣幸地采访了时任聊城大学校长的蔡先金先生，并对高等教学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提问，虽然现在蔡先金先生已经调入其他部门，但在蔡先金先生任职聊城大学的几年期间，对于聊城大学的高等教育的教学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书扬文化将陆续刊登对于蔡先金先生的采访，希望能对小伙伴们有用。。。。
书扬文化：您如何看待当代的书法创作？
蔡先金：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书法创作是书法史的一种延续，或者反过来说，当代书法创作是书法史在当代的呈现，这种说法也恰好契合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深层要义。从客观现实来看，当代书法创作就摆在那儿，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我们现在只能做出某种解读，至于要改变目前书法创作现状，那只能是属于“未来时”。所以，这个问题提得好，是“如何看待”，属于认识论范畴。
我们暂且将“当代的书法创作”进行分类观察。分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很有利于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倘若从创作主体，也就是书家所持的“主义”来看，大抵可以分为“左”“中”“右”三类。
“左派”书家倾向于传统，是保守主义者。这类书家提倡信奉书法创作传统，讲究中规中矩，最好一笔一画要做到渊源有自，其创作作品倾向于传统“书写性”的书法审美，高超者能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作品精道而高古，笔墨厚重而灿然，令人肃然起敬，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了。这种类型书家要做到极致，方可进入化境。其理论辩护词可以借用老黑格尔的一段话最为合适：“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
“右派”书家标榜出新，是先锋主义者。这类书家不满足于现状，尤其不愿意接受所谓“传统”条条框框的束缚，敢于标新立异，做各种书法创作实验，口口声声书法是艺术，既然是艺术，就要有个性，就要像所谓“艺术”。其创作作品可谓“大破大立”，富有激情，倾向于“绘画性”的书法审美，大多具有不可复制性，其书法理论大多受到西方现代或后现代主义艺术理论影响，不甘于寂寞，善于打破世俗，善于创造。
“中派”书家属于大多数，是中庸主义者。这类书家大多具有从众心态，属于大众化书写，既不会“破法”到出格的程度，也不会“守法”到极致主义的苛刻，有的甚至是处于玩票的“票友”状态，甚或最多属于超级书法爱好者行列。“中派”书者是当代书法创作的规模化群体，活跃在社会各个层面，但本质上大多倾向于左派，而看不惯所谓“右派”。
“左”“中”“右”三派各有各的生存空间，这倒符合生态多样化原理，好的生态都表现为生物多样化，否则就会出现沉寂局面。如果说“左派”是稳定器的话，那么“中派”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而“右派”就是那常常产生“鲶鱼效应”的鲶鱼。这可能就是当代书法创作场域状况，也是一种现实生态。
目前大家讨论最多的可能是对于“丑书”的看法。其实，“丑书”分两类，一类是处于大众审美层次以下的庸俗化的作品，对于这类作品应该斥之为“丑书”，因为这类“丑书”带来审美污染。一类是超越一般审美层次甚至超越时代的作品，这类作品往往在考验人们的书法理解力与审美能力，而且可以引领社会审美水平。倘若将这类作品称之为“丑书”，那么人们对于这类作品开展“审丑”就是必须的了。这时出现的“丑书”语词的使用正符合语言学中所谓“正反义合一”的语言现象。钱锺书指出黑格尔曾“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古汉语中的“乱”字同样是融“混乱”与“治理” 两意，不足怪也。
总的来看，当代书法创作还是正常的，既符合时代发展的节奏，又遵循历史延续的规律，至于一些现象性的东西，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但是，我总的判断是，当代书法创作仍旧是两峰之间的谷底，或者说，是一个过渡期，我们都在等待新的“高峰”的到来。事物是波浪式发展，我们似乎又看到了新一轮曙光，从东方地平线上渐渐升起。
书扬文化：从您的学缘结构上看，您最早从事书法创作和学术研究，后来又涉及了出土文献与简帛研究等领域，请您谈一谈您对书法的学术研究有哪些建议。
蔡先金：我常说，书法就是书法，在英语翻译中，不要乱翻，就用拼音即可，就像功夫一样，不要硬硬套用“拳击”。中华民族图腾“龙”翻译成“dragon”就是一个大大的错误。中国书法是一种特殊的视觉艺术现象，既不同于西方的绘画，也不同于西方的所谓抽象艺术，因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表现在书法方面存在一个“隔”，比如西方人对于汉字字形以及书法章法的理解力就有问题，对于书法线条蕴含的生命力也同样是理解不了的。书法是华夏民族的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体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既影响到华夏民族的集体心理以及心智模式构建，又融入人们的一般日常生活世界。书法，既扎根于草根阶层，又生长于精英群体；朝可为田舍郎，暮可登天子堂。书法，既是传统的，至今可知也有三四千年的书法史；又是当下的，鲜活得犹如刚刚盛开的花朵，还滴着透明的露珠。书法，既是现世的，芸芸众生即之温润如玉，又是来世的，碑牌墓志寄托多少哀思。所以，我们应该用整体思维或系统眼光审视与看待中国书法，不可偏废。
书法是识字人的事情，不识字的人真的就罔谈书法了。按此逻辑推理，字识得越多越有利于书法，当字识到一定程度之后，那就是读书人了。所以，能读书、会读书是学习书法的先决条件或者说是逻辑前提。黄庭坚说：“三日不读书，便觉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读书，当然不能死读书，也不能读死书，作学术研究是医治死读书与读死书的良方，所以学术研究有利于书法创作。
书法是文化人的事情，贩夫走卒就很难与书法结缘。书法产生于东方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是产生书法的褥床。文化是书法的基础，沙子上是建不了大厦的。没有了文化，书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术研究可以为书法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营养，令其欣欣向荣。
书法是人格的对象化。书有书格，人有人格，书格与人格是相关的，或者说，书格是人格的对象化，而人格是人文化成之结果。没有人文化成，何以为人？人文化成，就是运用文化或文明的力量化育自身与他者，令人类社会越来越走向文明，或者说，越来越超越其动物性而越来越显现其人性。人性越高，人格越好；人格越好，书格越高。学术研究是个体推进人文化成之重要力量，书者离开学术研究就等于放弃了一条完成人文化成的有效途径。
中国古人早就讲过在书法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技道两进”，如何认识技道两进，如何做到技道两进，这就需要学术研究，然后方能明白，否则只能以己昏昏，也难以使人昭昭。西方人说，知识是美德，并将人类的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知识，一类是隐性知识。学术研究是修得知识的最好手段，所以不能放弃学术研究。
何为学术？学术是指人所自由进行的旨在理论上或实践上有所创新的有一定专业性的研究活动。1911年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认为：“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学术”产品是“学者”所为。所以，开展学术研究首先要成为学习的人。至于学术研究方法只要正确，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彼岸。
从事书法学术研究，我认为应该处理好这样几个关系：一是博与约的关系。不博就有可能限制了眼界，甚或画地为牢；不约就可能陷入肤浅，漫漶无所适。二是中与西的关系。不中就犹如隔靴搔痒，雾里看花，自己拔着头发提高自己；不西就意味着不能睁眼看世界，闭关自守，将一半蓝色文明拒之门外。其实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中或西，成为外星人。三是传统与时代的关系。忘记传统那就意味着背叛，背叛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脱离了时代就意味着不能与时俱进，就有可能淹没在历史的场域中。其实，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传统与时代，成为真空人。四是独立与预流的关系。没有了个体就失去了独立性，就缺乏学术研究个性，没有个性的研究是没有发展空间的；不预流就会脱离学术研究的主流，陈寅恪说“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其实，每个人既要保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要入潮流大势，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无论如何，一个书者一旦脱离学术，脱离读书涵养，“书卷气”没有了，江湖气、市井气、村妇气就浓了。书者，当戒之。
蔡先金
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聊城大学书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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