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劉邦建立漢朝，大封諸侯，後來諸侯一直作亂，終高祖一生一直在平定各地的叛亂，對於國家的治理只能是依照秦朝的舊制，稍加因革。如蕭何損益《秦律》而成漢朝的《九章律》，韓信、張良申《兵法》、叔孫通制禮務簡要。漢朝高祖雖然把六國大姓遷到長安，但是對於各地的居族並沒有採取行動。可能是漢初經過戰爭，各地的巨族不足以危害朝廷。高祖去後，惠帝任命曹參為丞相，曹參在任齊相的時候向蓋公學過黃老之學，而後曹參也以黃老之道治國。因為曹參向蓋公請教治齊之術，蓋公說：“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後來的丞相陳平也是治黃老之學的。漢文帝和皇后竇氏也是好黃老之學的，自然景帝也跟著學黃老之學。從高祖到武帝時期，漢朝的治國思想都是貫徹黃老之學，遵循舊制，清靜無為，而到了景帝的時候，這種無為的思想受到了挑戰，因為各地諸侯日漸強大，威脅中央政府；北部的匈奴一直入侵漢朝邊境，威脅漢朝的安全，尤其是匈奴人佔據了河套地區，可以隨時向長安進攻；在地方各個巨族形成，危害一方，這也是景帝任用酷吏的原因。這樣漢景帝想借重儒家思想，來加強對國家的控制和干預。這場辯論也在這種背景下產生了。
黃生是黃老學說的代表，司馬談也就是司馬遷父親的老師；轅固生是儒家的代表；漢景帝則是裁判。辯論的主題是湯武革命是否是弒君的行為。其中黃生認為湯武革命是弒君，而轅固生認為湯武革命不是弒君，是誅一獨夫。黃生認為君臣不變，縱君有過，臣只有勸諫的份，沒有誅殺 且南面而立的道理。轅固生認為桀紂失民心變為獨夫，湯武順應民意而誅殺桀紂，並不得以而立為王。黃生舉高祖為例來反駁轅固生，漢景帝看到這樣辨下去會威脅漢朝的統治的合法性，就制止了這場辯論，也就是說辯論對景帝來說有點跑題了。對於漢朝的合法性問題，這個討論到這次討論前一直沒有進行，在史料裡沒有看到，至少沒有公開討論過。這次討論也沒有結果，直到董仲舒獻《天人三策》，才在其中對漢朝的合法性做了探討和辯護，準確的說叫論證。後來的儒家作了擴充，由於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是今文經學家，所以由此也就發展出了圖緯之學，王莽因之篡位，劉秀因之成就帝業，後代的禪讓大戲多因此而發。
在辯論中我們可以看到黃生做的是正名，審命。而轅固生看到的是責實，陳述了一種命下的實。綜合起來看，如果名實不符的話，就有可能被取代；只有名實相符，才是最穩定的。都知道，君主隨時都有可能處於名實不符的境地，這是君主最關心的。在這種狀況下，如何才能保重君主的統治穩固下去。
從另一方面看，黃生主張維持現狀，轅固生主張變革，這也許是漢景帝辯論的出發點。不過最後背離了這個出發點。這也符合當時的思想狀況和現實態勢，黃老之學是竇太后和老臣們喜歡的，當時的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希望變革的。文帝是有一班老臣擁立的，也想變革，不過由於老臣的反對，變革最終夭折了，而變革派的核心人物賈誼也被排擠出朝廷，最終鬱鬱而終。所以文帝后來的執政非常小心，也就用黃老之學來治國，只能節儉、修改法律、和匈奴議和來發展國家，對於巨族大家和諸侯，也是積極的籠絡，很少出兵打擊（當然謀反是一定要出兵的）。到了景帝時期已經不能在維持現狀，晁錯針對匈奴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募民徙塞下、貴粟、言兵等，最重要的是削藩策，這個策有點激進，不過最終國家沒有避免叛亂，在叛亂中晁錯被驚慌失措的景帝殺掉，當然最後叛亂也被平定了。這是巨族橫行妨礙，危害一方，漢景帝任用酷吏來解決這個問題，如郅都、寧成，不過把郅都作為酷吏，我總覺得有點冤枉，他是司馬遷《史記 酷吏列傳》裡的第一個酷吏。這個改革在漢武帝的時候進行了，董仲舒提出了“更化鼎新”的方法，比轅固生的革命說稍微的平和些，同時也解決漢朝的正統性問題，為以後新王朝建立提供了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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