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人們贊成還是反對，對於當代社會的發展節奏都有一個共同的體驗——越來越快。“加速度是現代性進程展開的主要特徵”，這一論斷幾乎毫無爭議地取得了共識。
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新方向
人類歷史進入21世紀之後，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交通等方面的飛速進展，技術與人的關係出現了一個突變式的發展。按照一些比較激進學者的說法，人類的“自然人”時代結束，而開始了“後人類”時代。在這個新的世紀，加速度已經不再是一個物理名詞，而是進入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法國哲學家保羅·維希留（Paul Virilio）較早把速度學引入社會領域。自2000年前後，一些敏銳的左翼思想家以“加速度社會”來稱謂今天的西方社會，並探討了加速度社會最終將走向何方。2005年，法蘭克福學派的新生代思想家阿列克謝·羅薩發表了《加速：現代時間結構的變化》一書，發起了社會批判理論對於“速度”批判的轉向或者說開啟了一個新的方向。2013年美國學者尼克·斯爾尼賽克（Nike Srnicek）與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iams）一起發表了《加速主義宣言》，並認為加速主義是資本主義在當代的表現形式。另外，法國哲學家吉爾伯特·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等一些左翼思想家分別從“人與機器”“技術與時間”等角度涉及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加速度特徵。應該說，無論這些西方學者在理論上存在著何種差異、從什麼角度展開了對於加速度社會的探討，但還是存在著一些共同的理論指向：延續了批判精神、最終指向人的解放與超越現存的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並從馬克思的思想中尋找加速度的理論依據或者說思想源泉。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加速度社會批判是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中的一個新的方向。
早在19世紀，馬克思就已經看到了“加速度”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特質，在不斷的生產、交換、消費、再生產過程中，實現“增殖”是資本的本性，這個過程的加速與資本增殖的加速呈正比。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生動地描述了資本主義這一不斷湧動的過程，“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盪，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於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在這個過程中，資本打破了各種限制與藩籬，摧毀一些固定的關係與各種觀念，“一切堅固的都煙消雲散了”。實際上，西方左翼思想家們對於當代加速度社會的界定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展開。不同之處在於，19世紀的加速度尚在自然人的身體所能適應的範圍內，然而，在資本主義開始階段需要百年能實現的目標，在當代可能只需要幾年。當代西方社會在更加廣泛的領域內以令人眩暈的加速度造成與周圍社會的疏離及異在感。加速度從資本與技術領域擴展到個人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羅薩將加速度具體區分為技術加速、社會自身加速、生活節奏加速三個方面，這些直接改變與摧毀了自然人的認知習慣與生活方式，使大多數人陷入一種被拋棄的惶恐之中，不停地加快節奏，他把此看作是“新異化誕生”的根源。
加速度社會衝擊著人們的觀念
具體而言，我們對於當代加速度社會的感受最直接地來源於時間。如果說交通工具的變遷使我們的身體、使真實的商品能夠突破空間的障礙，更快地在不同的地域移動，那麼網絡的發達則能使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信息、圖片瞬時出現在眼前。當代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者大衛·哈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描述了加速度社會的特徵——“用時間消滅空間”，由於跨越不同空間所需的時間變快，而產生了“脫域”，空間與地域已經喪失了傳統意義上的固定與限制。不過，對於空間的體驗依舊是身體對於外部世界的感知。然而，隨著大數據、雲計算、5G、人工智能和區塊鏈技術的成熟與普及，一個新的數字化的時代到來了。在這樣的時代中，加速度又進入到了一個新的層面，直接衝擊了人們的觀念，並導致人自身的加速度，我們使用的手機、電腦等各種物品不斷地被淘汰與替代，那麼人自身呢？當技術與社會的加速度已經遠遠地超過於人身體的適應速度，作為加速度社會中的個體，將會面對何種命運？我們認為，這是這些思想家們所要面對與回答的根本問題。
在這個不斷加速的社會中，存在著這樣一個無法克服的矛盾，我們身體與靈魂不斷地提醒與呼喊著“慢下來”，而我們的腳步與周圍的一切卻在不停地“快上去”，問題根源是什麼？出路又在哪裡呢？我們知道，加速是資本邏輯驅使的歷史必然，是人類社會形態的必經階段，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式回答。然而，加速度社會的未來走向何方、具體通過何種途徑超越現有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卻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生了變化。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這一點上豐富與發展了以往的理論。回溯歷史，對於技術理性的批判一直是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題。不過，自1923年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問世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於大機器生產與技術理性的批判雖然非常激烈與深刻，然而，卻並沒有改變技術加速度發展的狂潮；對於同質性與單向度存在的批判，也沒有阻擋人的物化存在狀況，一切的努力似乎無異於螳臂當車。在當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們看來，經典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對待現代性的態度是不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姿態是抵抗與拒絕的或者說試圖改變與拯救現代性的方向。然而，社會加速度的事實已經證明，這是一場徒勞無益的努力。而馬克思對待現代性的態度則是走入，在現代性的內部尋找其矛盾點與突破的可能，這也是大多數左翼思想家們要走的道路。
在加速度本身中尋找超越的可能
既然社會加速度的狂潮不可阻擋，那就在加速度的本身中尋找超越的可能，這是《加速主義宣言》作者斯爾尼賽克和威廉姆斯的核心觀點。也就是說，擁抱加速度、促進加速度的發展進程，這樣才能更快地使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耗盡其所有的潛能，而進入一個新的“未來社會”之中。另一種面對加速度社會的態度比較溫和，羅薩使用“傾向性共振”（dispositionale Ｒesonanz）來對抗加速度社會中的異化。在他看來，每個人都有一個“共振軸”，這使人與周圍的世界互相感知與建立關聯，個人可以通過自我調節形成一種與他人、物、自然、文化等的共振，通過“共振”去除“異化”，以達到一種和諧的狀態。
實際上，這兩種態度看起來非常激進，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涉及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本質，更多地是從“速度”的角度來考慮超越現存的途徑，應該說遠沒有達到馬克思思想的高度。西蒙東把技術看作是一個自主的認識過程，在他看來，當代技術的進展已經具有了高度自主性，人的主觀意願在技術的進程中已經逐漸喪失了主導作用，主觀地試圖加速與減速都是一廂情願的徒勞之舉。因此，需要尋找另外一種解放途徑，即“在技術本身中尋找解決異化的方法”。具體而言，在網絡化的社會中，在以大數據為主導的“平臺資本主義”時代，是否存在著超越的可能呢？他們的答案是肯定的。為此，斯蒂格勒和西蒙東延續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他們把技術批判和政治批判結合起來，形成數據化資本主義時代的 “新政治經濟學”。首先，他們批判了數據化資本對於現代人生活的操縱，個人的“頭腦”在越來越強大快速的“算法”面前是無法對抗的，結果將是絕大多數人的不斷貶值與新型奴役的增強，斯蒂格勒將此稱為“系統性愚昧”。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技術批判理論之不同在於，他們採用的是以技術作為現代性之後果的“解藥”，提出了重新使用技術、佔有技術，形成“知識共產主義”。在現有的加速度社會中，倡導建構一種超經濟的工業精神與技術理念，使技術超越於消費主義的控制與範圍。藉助於技術，形成新的“跨個體”關係、新的技術與自然的共在關係。也就是說，把技術從奴役的手段轉變為一種解放的力量。
顯然，對於加速度社會的理解不能僅僅停留在技術與競爭的層面，社會加速度依然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在各個方面的體現。不論這些思想家們從何角度展開批判，他們都存在著一個共識，超越以資本為核心的社會形態，尋找一種新的與資本主義相斷裂的存在方式，批判的目的在於——使未來變成我們希望的樣子，而不是被加速度所吞沒。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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