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初期，世界各地出現了排猶運動，沙皇俄國也出現了一批激進的反猶主義者。
1903年4月6日，在俄國基希涅夫小鎮發生的反猶暴行中，猶太人死45人，致殘86人，輕傷500人，有1500家住屋和商店被掠奪和毀壞，損失約數百萬美元。
這件事給猶太人留下很深的記憶。
到了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雅可布·歇夫的美國金融界猶太人鉅富，出於對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仇恨，站在了日本的一方。
雅可布·歇夫為了報復沙皇俄國，決定幫助日本打敗俄國。他設法從美國籌集2000萬美元貸款，主動向日本提供援助，幫助日本在日俄戰爭中取勝。
當時，日本報紙連篇累牘地頌揚猶太人，特別是雅可布·歇夫。日本明治天皇破例在皇宮邀請歇夫共進午餐。在日本國內，有一批親猶人士，對世界猶太人的經濟實力十分迷信。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關東軍強佔了中國東北。
日本加大了對中國的侵略力度，引起了英美法蘇等國不滿，它們與日本之間的矛盾加劇。由於英美等國拒絕對“滿洲國”進行投資，致使日本軍隊雖然佔領了中國東北，卻沒有資金開發這塊廣袤而富饒的土地。
日本迫切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看中了以經商而聞名的猶太人。‘
’對日本人來說，“猶太人”成了易於取得和掌握大量財富的同義詞。日本官方民間熱衷於吸引猶太人鉅額財富，打算在猶太人身上撈上一筆金錢。
日本的一些所謂的“猶太問題專家”，如安江仙弘、犬冢惟重、鯰川義介、小遷等人，紛紛提出以實行扶植、親善猶太人的政策，來鞏固在“滿洲國”的統治。
1934年，日本正式提出了“河豚魚計劃”。日本人把猶太人比作河豚，認為要去其“毒素”後，再食其美味的魚肉。
1938年12月5日，日本內閣召開“五相會議”，專門討論對猶政策以及配套的“河豚魚計劃”。
參加會議的有首相近衛文麿、外務大臣有田八郎、陸軍大臣板垣徵四郎、海軍大臣米內大將、大藏兼通商產業大臣池田成彬。
在這次會議上，雖然五相之間在對猶政策上存在著分歧，但是都基本認可了“猶太問題專家”的“河豚魚計劃”構想。
“五相會議”召開不久，以安江仙弘等人為核心的“猶太問題專家”，又在對猶政策方面提出了一個更為具體的方案，使“河豚魚計劃”更加翔實。
補充後的“河豚魚計劃”的文本長達90頁，內容龐雜，其要點是：
在日本佔領下的中國建立一個“猶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萬名猶太難民，然後逐步擴大；
建立這一居留地的費用，由美國猶太財團承擔，先需要1億美元的安置費；
大力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宣傳此計劃，請世界各地猶太知名人士到居留地來訪問；
通過建立居留地吸引猶太資本，並改善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
關於是在“滿洲國”還是在上海建立“猶太人居留地”這個問題，專家們還存在著爭議，沒有定論。其實，“河豚魚計劃”中的其他內容，也多是紙上談兵，在實踐中沒能實施。
日本“河豚魚計劃”最初的實施地點，就是日本關東軍統治下的所謂“滿洲國”。日本人選中中國東北，和哈爾濱猶太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哈爾濱曾是近代猶太人在東亞最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從1894年第一位猶太人定居哈爾濱到二戰期間，大批猶太人遷居至此，最多時達2.5萬人。他們以亞伯拉罕·考夫曼醫生和吉塞廖夫拉比為領袖，在這裡建立了完整的猶太社區，有學校、醫院、銀行、養老院和墓地，以及大規模的猶太會堂。
為了實施“河豚魚計劃”，日本開始拉攏哈爾濱猶太人。
一篇《一項邀請5萬德國猶太人來滿洲國的計劃》的文章，首次明確了“河豚魚計劃”的說法。
在這些“專家”中，鯰川義介是一位頗具影響、地位較高的人。他是二戰前日本的主要企業家之一、鋼鐵鉅子，和猶太人有過交往。
鯰川義介在訪問中國東北之後，認為在歐洲排猶運動甚囂塵上之際，如果能把歐洲猶太人吸引到“滿洲國”來，那麼不僅能夠開發“滿洲國”，而且還可以讓在世界金融界佔重要地位的英美猶太人，有興趣來“滿洲國”投資，在幕後操縱美國政府的猶太人，也會停止對日本侵略的攻擊。
為了實施“河豚魚計劃”，需要改變對哈爾濱猶太人的政策，於是日本人開始與哈爾濱猶太人的上層人物交朋友。“
猶太問題專家”安江仙弘大佐經常到哈爾濱訪問，與猶太人領袖亞伯拉罕·考夫曼醫生建立了友誼。
1937年12月，猶太人在哈爾濱馬迭爾旅館召開了第一次遠東猶太社區會議，與會代表來自哈爾濱、上海、日本神戶等地。
安江仙弘和在日軍軍事機構官居要職的樋口喜一郎將軍參加此會。
樋口喜一郎在會上說：“日本人沒有種族偏見，日本人民珍視它同猶太人民的友誼，日本正準備和猶太人民合作……保持密切的關係。”
在這次大會上，猶太人通過了一項給全世界每一個重要的猶太組織的決議：
“我們，出席這次民族性的會議的猶太人，在這裡宣佈，我們在國家法律之下享受種族平等和公正，並將與日本和滿洲國合作以建立亞洲新秩序。我們向我們的共同宗教信仰者要求幫助。”
遠東猶太人社區會議鼓勵東北三省的猶太資本家經商辦實業，並通過他們吸引猶太資本“開發滿洲”，對歐洲猶太難民進入上海等地持默許態度，千方百計與美國猶太人組織拉關係，希望通過他們影響美國的對日政策等等。
這些措施的實施，雖然沒有達到其初衷，但是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在華猶太人的處境。如：
一，在上海，日本當局對各個租借區以及散居全市各地的猶太人採取了不干預政策。日本還先後在上海市建立了三個猶太人難民營，給予三千多名難民多方面的支援。
二，1943年2月之前，猶太人在上海擁有三份報紙，兩所小學，可以從事其宗教娛樂活動，甚至包括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三，1941年初，一千多名波蘭猶太難民持過期的過境簽證前往日本神戶。日本政府網開一面予以收留。以後，又出於不願得罪盟友德國的政治考慮，同年把這批難民移送上海。
日本希望採取扶植、親善猶太人的政策，來鞏固他們在“滿洲國”的統治。
然而，此時國際環境有了新的變化。希特勒上臺後不久，執行排猶政策。
1939年5月，偽滿洲國駐德國公使館公使呂宜文告訴負責簽證的下屬王替夫執行一項特殊任務———為離德的猶太人辦理偽滿洲國的入境簽證。
這是德國外交部部長裡賓特洛甫和外交國務秘書威茲薩克兩位官員召見呂宜文協商的結果。
當時，戰時經濟使德國的財政負擔越來越重，已經被納粹榨乾了油水的猶太人不但不能再創造財富，反而需要德國供養，因此納粹德國開始驅趕猶太人離境（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在一年之後）。
德國政府為此成立了一個“猶太人出境辦事處 ”。
但歐洲各國都有排猶情緒，不准他們入境，因此德國向偽滿洲國公使館協商此事———實際上是要其執行他們單方面制定的排猶計劃。
在這種背景下，王替夫以一個偽滿外交官的身份為不少猶太人（可能有幾千到上萬人）辦理了簽證。王替夫還一度因此被稱為“中國的辛德勒”。
截止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猶太資本幫助日本迅速完成了東北的工業化，為日本侵略全中國和對美最後攤牌奠定了物質基礎。
隨著珍珠港事件的爆發，猶太人對於日本人已經沒有利用價值。
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廢除了五相會議的決議，完全廢除對河豚計劃的支持。
不久，德國蓋世太保首領、綽號"華沙的屠夫"的Josef Meisinger到達上海。他要求日本地方當局"清除"猶太難民，或將他們送到鹽礦做苦工。
日本京政府接受了他的要求，但是 Meisinger的計劃被削弱為：上海的猶太人必須住進一個隔離區，禁止離開。
1943年2月18日，日本當局宣佈在上海成立"無國籍難民隔離區"，命令上海所有猶太人遷入這個位於虹口區的面積一平方英里的地區，直到戰爭結束，大部分猶太人處於飢餓之中。
至於在中國東北的猶太區，後來在美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雙重打擊下，猶太人決策者最終放棄了佔領中國東北並在中國東北建國的夢想。
後來仍舊有部分猶太人不願意放棄，但是由於中國人民的不懈反抗，始終使東北的猶太人生活在恐怖中，最終他們也都離開了中國東北。
作家何立波認為，倘若沒有美國在當時的阻撓，中國東北有可能出現一個叫以色列的猶太國家，而生活這塊土地上的中國人也很可能淪為東方的巴勒斯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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