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6 汪曾祺：“黃永玉是個小天才” 歷史頭條網

12.26 汪曾祺：“黃永玉是個小天才”

文革期間，沈從文與黃永玉在“罐齋”家中

汪曾祺：“黃永玉是個小天才”

文 | 李輝

二〇一四年七月底，忽然收到郵件：“黃先生八月四日九十歲生日，下午要辦一個小範圍的自助生日宴，黃先生問我，你有無可能來參加？請回復。”哪裡有不參加的道理！張新穎還沒有見過黃先生，這麼意外的好機會，怎麼會錯過。

我帶著張新穎走進太陽城，與黃先生見面。九十大壽的日子，張新穎與黃永玉先生聊了好久。

黃永玉5歲左右與父親在一起

1931年，七歲左右的黃永玉（左2）與弟弟們在一起

黃先生先是哈哈笑，說起話來就神情嚴肅：

“噢，他，他是很會超脫的，他是很真實的，他已經超脫自己遭遇之外。不止他一個人，還有一個鄭可先生，一個老先生，他也是。鄭可先生比我早回來一年，從香港，並不等於他自己生活得非常好了，或者怎麼樣了，就很朦朧，很矇昧。當時大家都看到好的一方面，個人的遭遇可以忍受，是吧；那麼後來就感覺到……比如說住的地方，每一個教授都這麼差，可大家都開心，感覺到樸素，大家都應該去怎麼樣，沒有想到另外一方面的問題。我一回來就這樣。香港的生活當然比這裡好，一回來怎麼這樣呢？連我尊敬的人生活也是這樣的，想那一定是有道理的，哈哈。所以說，基本上是很超脫。”

1949年秋天沈從文致信黃永玉，發表在《大公報》：我們這裡的人只想做事

1950年黃永玉來到北京，與沈從文見面。拍攝者為詩人馮至。早在1923年沈從文就與馮至有了往來

1959年黃永玉在鳳凰為沈從文大哥沈雲麓畫像

雕刻家劉煥章2013年為沈從文先生做的雕像

張新穎其實早在多年之前，就開始研究沈從文先生。他讀了《從文家書》，知道沈從文的文章與書信，都是了不起的故事。張新穎的的第一本書是《沈從文的後半生》。過了幾年，他再次寫出《沈從文的前半生》。這兩本書，已經成為許多讀者頗為喜愛的書。

在與黃先生聊天時，張新穎問黃先生，沈從文在幹校期間寫的《來的是誰》，好像不姓黃。

吹笛，沈從文小說《邊城》插圖，1947年

花環，沈從文小說《邊城》插圖，1947年

咬人的大魚，沈從文小說《邊城》插圖，1947年

潘家園收集到的沈從文捐給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的紙條，鄭可、張仃簽名

黃先生告訴張新穎：

“我本來姓張的。不曉得祖宗犯了什麼法。有種傳說是，我們湖南的房子都是板壁，木板牆，隔壁是個國舅，或者國舅的親戚，我們這邊小孩在唸書——我們開私塾館的，幾百年都是教書的——他在隔壁那邊看，這邊的小孩拿著香棍把他眼睛戳瞎了。犯罪了，之後就跑到雲南去，跑到雲南多少年，再回來，改姓黃。這是我聽說的。”

一九七一年六月上旬，正在中央美院河北磁縣“五七幹校”勞動的黃永玉，突然收到沈從文寄來的郵件，厚厚一疊。他回憶說：

我打開一看，原來是有關我黃家家世的長篇小說的一個楔子《來的是誰》，情調哀悽且富於幻想神話意味。……那種地方、那個時候、那種條件，他老人家忽然正兒八經用蠅頭行草寫起那麼從容的小說來？……解放以後，他可從未如此這般地動過腦子。……於是，那最深邃的，從未發掘過的兒時的寶藏油然浮出水面。這東西既大有可寫，且不犯言涉，所以一口氣寫了八千多字。

（《給劉一友的信》，載《文星街大哥》）

沈從文的小說開篇，渲染出神秘、魔幻的氣氛，把“姓黃還是姓張”的懸念，與一位不期而至的老人的飄然而去，一併留給了小說中的黃氏一家人。

黃先生告訴張新穎：“沈從文，可惜，沒寫下去。”

結識黃先生許多年了，一直想寫他的一生跌宕起伏的故事。後來，我終於寫了一本《傳奇黃永玉》，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幾年之後，再次添加一些內容，改由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一個修訂本。

湖南美術出版社的增補本《傳奇黃永玉》

黃永玉1950年在鳳凰畫沈從文大哥沈雲麓的畫像

黃永玉畫母親像

往事與故人總是無法割捨。文章雖未寫，汪曾祺卻一直是黃永玉的話題。

“我的畫只有他最懂。”談到汪曾祺，黃永玉常愛這麼說。

多年來，他不止一次提到這樣一件事：“當年汪曾祺在上海，給表叔去過一封信，信中說，如果現在有人在黃永玉身上投資，以後肯定不會後悔。”說完，他再補充一句：“這封信表叔後來交給我了，要是能找到就好了。”

未料想，二〇〇八年，汪曾祺寫給沈從文的這一重要信件真的找到了！六頁稿紙，實為同一天寫的前後兩封信。信未註明年份，寫信日期分別為“七月十五日”和“七月十六日”，據信所述，系在與黃永玉初次見面後的第二天。

黃永玉抵達上海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年底，離開上海是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由此推斷，汪曾祺信寫於一九四七年七月。

汪曾祺與黃永玉的見面，應是受其恩師沈從文的委託,這就難怪在兩人見面的第二天，汪曾祺就寫長信詳談見面細節與印象，頗有向在北平的沈從文“彙報”的意味——因此時的沈從文，尚未見過已經長大併成為木刻家的表侄。

七月十五日，汪曾祺寫信給他的老師沈從文，說他昨天才初次見面的黃永玉是個“小天才”：

六頁信紙已泛黃，字很小，密密麻麻，洋洋灑灑寫了差不多五千字。涉及黃永玉的內容集中在七月十五日的信中。

汪曾祺首先向沈從文通報與黃永玉的見面經過以及對其木刻作品的印象：

昨天黃永玉（我們初次見面）來，發了許多牢騷。我勸他還是自己寂寞一點作點事，不要太跟他們接近。

黃永玉是個小天才，看樣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們高出很多。……他長得漂亮，一副聰明樣子。因為他聰明，這是大家都可見的，多有木刻家不免自慚形穢，於是都不給他幫忙，且盡力壓撓其發展。他參與全國木刻展覽，出品多至十餘幅，皆有可看處，至引人注意。於是，來了，有人批評說這是個不好的方向，太藝術了。……他那幅很大的《苗家儺神舞》為蘇聯單獨購去，又引起大家嫉妒。他還說了許多木刻家們的可笑事情，談話時可說來笑笑，寫出來卻無甚意思了。

真有眼光的應當對他投資，我想絕不蝕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從來沒有對同輩人有一種想跟他有長時期關係的願望，他是第一個。您這個作表叔的，即使真寫不出文章來了，扶植這麼一個外甥（應是侄兒——修訂）也就算很大的功業了。

（汪曾祺致沈從文書信）

幾年之後，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黃永玉將在香港思豪酒店舉辦為期一週的第二次個展。

黃永玉在香港畫展現場

黃永玉作品《風車》，1946年

黃永玉1948年為蕭乾做《生之序曲》

1950年黃永玉回到鳳凰，拍攝鳳凰城的景象

汪曾祺得知消息，於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四日在北京寫下一文寄到香港，這是他第一次正式公開評論黃永玉。該文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發表於香港《大公報》副刊，題為《寄到永玉的展覽會上》。

汪曾祺該文一九五一年一月七日發表於香港《大公報》副刊，題為《寄到永玉的展覽會上》

文章開篇，汪曾祺以他們的上海生活為背景，生動地為讀者描述出一個充滿活力的黃永玉：

我和永玉不相見，已經不少日子了。究竟多少日子，我記不上來。永玉可能是記得的。永玉的記性真好！聽說今年春夏間他在北京的時候，還在沈家說了許多我們從前在上海時的瑣事，還向小龍小虎背誦過我在上海所寫而沒有在那裡發表過的文章裡的一些句子：“麻大叔不姓麻，臉麻……”我想來想去，這樣的句子我好像是寫過的，是一篇什麼文章可一點想不起來了！因為永玉的特殊的精力充沛的神情和聲調，他給這些句子灌注了本來沒有的強烈的可笑的成分，小龍小虎後來還不時的忽然提起來，兩個人大笑不止。在他們的大笑裡，是也可以看出永玉的力量來的。

上海的事情我是不能像永玉那樣的生動新鮮地記得了，得要靜靜的細細的想，才能叫一些細節活動起來。

（《寄到永玉的展覽會上》）

在汪曾祺看來，這一特殊能力，正是黃永玉的一個優勢，將有助於其未來的藝術發展。在這篇文章的另外一處，汪曾祺說：“永玉是有豐富的生活的，他自己從小到大的經歷都是我們無法夢見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記性’，他的對事物的多情的，過目不忘的感受，是他的不竭的創作的源泉。”黃永玉後來的繪畫與文學創作，恰恰生動而豐富地詮釋汪曾祺的這一見解。

多年之後，一九七四年發生了“黑畫事件”。大約三十年後，萬萬沒有想到，文中所提及的涉及“黑畫事件”的批示原件，竟然在二〇〇八年的春天浮出了水面，並令不少收藏愛好者眼睛一亮。蛛絲馬跡，機緣巧合，最終它湊巧落在我的手中。

薄薄一頁紙，分量何其沉重！

于會泳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寫給姚文元的一封信，在上面先後做批示的依次為姚文元、張春橋、江青。于會泳用的是一頁“全國美術作品展覽辦公室”的紅頭白底信箋，不知為何沒有用“文化組”的公文信箋，也許因為文化組是臨時部門，當時尚無信箋。

于會泳關於宗其香、黃永玉及“黑畫”的批示

收到于會泳的請示後，姚文元並沒有馬上批覆，而是拖了兩週之後，才於四月十二日作出批示，並送呈張春橋和江青。姚文元批示用鉛筆而寫，由上而下，在空白處隨意寫來，佈局頗不規範。批示如下：

關於批判一批“黑畫”的文章，在我這裡壓了一些時候。主要考慮到：這類“畫”如一批判，在國外肯定身價倍增，可以賣更多的錢，且畫較形象，易被敵人利用造謠汙衊我。因此想了兩個方案：（一）在北京日報上發，不轉載；（二），暫不發表，待在某一時候正面介紹我社會主義藝術成就時有一個部分提到這些毒草。那個方案較妥，請春橋、江青同志閱批！

姚文元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