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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設的特斯拉德國超級工廠，繼1月因二戰遺留炸彈觸發安全隱憂之後，2月中旬又因伐木爭議再一次拖延了工期。
對比特斯拉上海工廠的“中國速度”，人們不禁質疑德國還是不是那個以嚴謹和效率著稱的工業強國。在下一輪技術進步方向尚不明確、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今天，這類所謂“正確的錯誤”，越發顯得不合時宜。
以環保之名
德國，或者說整個歐洲，是全世界汽車市場的重要板塊之一。根據美國信息處理服務公司(IHS)的相關數據，歐洲汽車銷量佔全球市場總規模的25%左右。隨著歐洲多國推動交通電氣化戰略併為車主提供補貼，繼中國和北美之後，歐洲的電動汽車市場也成為了各方角力的主戰場之一。作為電動汽車領域的明星，特斯拉當然不會錯過這一機會。
特斯拉CEO埃隆·馬斯克2019年11月宣佈特斯拉歐洲首座超級工廠落戶柏林時，柏林副市長拉莫娜·波普在社交媒體上發文：“有眼光的人來柏林!歡迎來到大都市區，特斯拉!”
特斯拉德國超級工廠選址在柏林以東，即前東德地區的格林海德。特斯拉斥資4091萬歐元購買了大約300公頃的土地用於工廠建設。建成後，超級工廠預期能夠為當地提供1.2萬個工作崗位，汽車年產量將達到50萬輛。這對於該地區而言無疑是一個大好消息。
然而，超級工廠的建設並非一帆風順。2020年1月，數枚二戰時期未爆炸的炸彈在工廠建設過程中被發現，並在幾天後被安全引爆。然而比起炸彈，當地居民的憂慮對於工廠建設造成的阻礙更甚。
當地居民的憂慮主要有兩方面：首先，特斯拉工廠每小時用水量達到372立方米，由於當地水資源本就不豐富，居民擔憂這可能會導致飲用水出現供應或汙染問題;另外，這300公頃的土地大約有92公頃是松林，因為工廠建設，這些樹木都需要被砍伐清理，當地環保組織“勃蘭登堡綠色聯盟”擔憂，這可能會對當地生態環境造成惡劣影響。
當地居民的憂慮和抗議持續發酵。2月15日，德國高級行政法院命令特斯拉應當立即停止施工，直到法院對“勃蘭登堡綠色聯盟”的申訴做出最終的裁決。這一決定立即引發了廣泛憂慮。一方面，當地官員擔憂這一潛力巨大的超級工廠項目本身出現延宕，影響當地就業和經濟;另一方面，超級工廠項目如果進展不順利，會使得潛在的國外投資對德國項目更加謹慎，從而對德國未來經濟造成更深遠影響。
其中更加值得玩味的是，抵制生產綠色環保電動汽車的超級工廠的原因，竟然是綠色和環保本身——儘管特斯拉已經在工廠建設過程中採取了符合環境標準的各項措施，包括噪音限制、動植物保護等等。
對於特斯拉來說，幸運的是，法院2月20日便裁決特斯拉可以繼續施工，工程延宕5日後，風波暫告一段落。
不斷重複的故事
雖然特斯拉工廠停工事件成了產業界的大新聞，但是德國媒體對這件事的反應其實相當平靜。瀏覽德國主要媒體網站，對於這一事件的報道深度和關注度都相對較低，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為這樣的事情在德國乃至歐洲社會屢見不鮮。修了4年還沒有完工的一條200米長的公路、永遠都在改造中的交通樞紐、遙遙無期的新地鐵線路……比起一些“史詩級”延宕工程，特斯拉停工事件甚至都算不上波折，而這其中最有名的當屬德國柏林新機場項目。
2010年，柏林新機場因為建設集團破產而工期延宕。2012年，在萬眾期待的柏林新機場終於即將竣工交付的26天前(主要航空公司都已經從數月前就開始售賣該機場始發機票)，卻因為煙霧報警系統和通風系統未通過安全驗收，消防系統本身因為接線問題成了最大消防安全隱患，導致未能交付。時至今日，因為預算流程等問題，消防系統仍未完成整改，人們仍未看到新機場交付的曙光。
屋漏偏逢連夜雨。土木工程建設的質量問題、管理層不斷更迭、機場的主要使用者柏林航空在2017年破產清算等等，都讓新機場的交付更加渺茫。在長達8年的等待期中，機場的很多設施尚未使用就已經在長期放置中達到了使用壽命，這些設施都需要額外的投資去更換。
2018年，新機場更換了750塊達到設計壽命的航班信息顯示屏，併為此付出了超過50萬歐元的代價。按照目前的工程進度，新機場在2020年10月交付使用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有公眾建言，將新機場拆毀重建也比修修補補竣工快得多。
斯圖加特火車站改造項目則是另一個著名案例，包括巴登-符騰堡州州長在內的當地政要甚至連出席奠基儀式都不願意。該項目自1994年啟動，1997年一家工程建設公司以25億歐元的價格中標。然而，伴隨著漫長勘探及審核過程中的通貨膨脹，到2010年，預算暴漲到了100億歐元。
此外，由於保護古蹟(斯圖加特老火車站是德國及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樹木、安全隱患等各種原因，圍繞斯圖加特火車站項目的抗議示威不斷，2010年甚至還出現過防暴警察用高壓水槍鎮壓示威者的情況。直到2012年，這一項目才開始順利施工，並預計於2021年完工。可到了2018年，這一預期又改為2025年。
“正確的錯誤”
如果僅僅去看德國每一個拖延項目的技術細節，會發現拖延的具體原因都具有高度複雜性。然而如果嘗試抽離細節，就會發現，所有的延宕都有一個共同結構：次要的因素對整體的發展形成否決，造成原地踏步的局面。然而這些次要因素的否決權，又有其十足的“正確性”。
就特斯拉項目而言，當地居民保護水資源、保護森林和生態當然都是正確的，是他們無可指摘的權利;就柏林機場項目而言，不輕易增加預算、不做系統性的整改無疑也是對投資最負責、最穩健的做法。
事實上，在工程建設領域之外的其他議題上，在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類似“正確的錯誤”也不少見，包括對可再生能源極端追求的態度、對不可持續的高福利的不斷投入等等。
有分析人士指出，“正確的錯誤”的確具有現代性，一方面體現了社會成員對於社會事務的責任心和參與感，另一方面則體現了社會各個群體之間充分的互相尊重。這些“正確的錯誤”所賦予的否決權使得社會弱勢群體的聲音能夠得到重視，從而形成良性的社會協商。但與此同時，“正確的錯誤”帶來的結果往往是次要矛盾壓制或延後了主要矛盾的解決，從而限制了一個企業、社會乃至地區的長遠發展。在德國以及歐洲，需要強有力的政治家頂住“正確的錯誤”，把主要矛盾作為主要議題，肩負起自己的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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