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號晚上九點多，高鐵抵達北京南站，車廂裡一個個垂頭喪氣的人們，走出列車，不急不緩地湧向電梯口。以往的這個時刻，一些男士會聚集在垃圾桶旁吸菸，如今只有幾個人往裡面扔些垃圾，未見吸菸者，大概摘下口罩都會被視為一件異常危險的事。
人們低著頭，儘可能地避免與身邊的人進行言語交流，眼神也相互躲閃，連咳嗽都得小心翼翼。到了出站口，站外站著兩位身穿白衣的體溫檢測人員，一臺錄像機正對著人群。
我們把在車上填好的旅客登記表放進一個塑料筐裡，接受了體溫檢測後，向地鐵走去。
假期尚未結束，地鐵車廂裡顯得很空曠，我和小培每人拉著一個行李箱，像往常一樣搶座位，哪怕根本不用搶。旁邊一個男子看到我們擠到了他身邊，自覺地站了起來，遠離我們，或許行李箱讓他對我們產生了警惕心。
一路上我們很少交流，各自刷手機，繼續關注疫情態勢。地鐵行駛期間發出尖銳的聲響，聲音比往日刺耳的許多，駛向下一站的時間變得異常漫長。
小培是一名記者，春節期間，她在家已經寫了一篇關於疫情的稿子。在返京的四個小時高鐵路程中，她一直在與相關人士打電話，聊微信，準備寫第二篇稿子。
地鐵上，她對我說，已經聯繫到了一位重要知情人士，今晚要熬夜寫稿了。
出了地鐵，地鐵口旁邊的那家藥店還開著，春節期間我們已經用完了三包一次性口罩，準備再買一些。藥店門口站在兩位男士，正在與店員隔著門對話，店員的語氣顯得很不耐煩。
我走近一看，門上貼著兩張黃紙，紙上寫著：“口罩已售完，消毒液已售完”。
在老家時，看到網上有人說買不到口罩的消息，當時還不敢相信，現在總算信了。走到小區，看到門口擺著三張長桌，桌上放著一沓紙和一支筆，兩名保安坐在那裡。小培走過去，登記了相關信息，我們才被放進去。
晚上十點多，小區裡的超市還開著，由於舟車勞頓，飢腸轆轆，我們準備買點菜回去做。她拿著兩桶泡麵和一顆白菜，問店主多少錢，對方說三十九。
我問：“泡麵多少錢？”她：“十一。”我：“白菜要二十八？多少錢一斤？”她：“四塊九，你們沒看新聞嗎？白菜漲價了。”
我想起了那條新聞——鄭州某超市一顆白菜賣63，被罰50萬。後來小培把白菜放下了，只買了兩桶泡麵。
回到家，我們煮了一桶泡麵，放入一些從老家帶來的粉絲，另外加了兩個雞蛋，湊合吃了一頓。飯後已經十一點多，她打通了採訪對象的電話，繼續採訪。我躺在床上，戴著耳機，聽一個語音課程，不知不覺睡著了。
第二天早上九點多我才醒來，打開手機就看到我姐發來的消息。
安旭是我姐的兒子，今年才八歲，她還有個十二歲的女兒。她嫁到了同省的另一個城市，這個春節，他們一家四口第一次來我們家過年，臘月二十九我和小培開車去接的他們，返京的前一天才把他們送回去。
小外甥突然發燒，讓人不禁想了很多，如果他是肺炎病毒的感染者，這意味著我們一家都有可能攜帶病毒。最終我沒能像我姐囑咐我的那樣，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小培，她一聽，立即從床上跳了起來，並說了一些很糟糕的結果。
我安撫她說，先別擔心，等醫院檢查結果出來再說，可能沒那麼嚴重，疫情期間難道都不能正常發個燒嗎？
小外甥在家量的體溫是38.1度，還伴有咳嗽，到了醫院，醫生測量的是36.6度。雖然不發燒了，為了以防萬一，還是進行了血檢。好在結果並非想象的那樣，醫生說，只是受了點風寒，然後開了兩包抗病毒的藥。
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反而有些多慮，對小培說，鎮裡的醫院可不可靠呢？血檢是不是一定準確？我們是不是也要去做個檢查？小培說，沒什麼症狀的話，醫院不給檢查吧。
我沒再說話，吃完飯，我們準備去了一趟超市，備一些瓜果蔬菜。
昨晚我聽的是知名學者徐賁的一個語音課程，徐賁講到了笛福的《瘟疫年紀事》這本書，這本書是以1665年爆發於歐洲的瘟疫事實為題材進行創作的。一路上，我們一人戴著一個耳機，邊走邊聽。
徐賁說道：“對於倫敦人來說，就是對街道瞭如指掌，才讓他們更加害怕瘟疫的蹂躪，因為瘟疫讓已知的事物成為未知。在瘟疫來襲的時候，熟悉的世界變得陌生，可以預測的變得不可預測，到處潛伏著殺機。”
聽到這段話的時候，我為之一震，這不正是當前我們這些人的處境嗎？這條街道我們走過無數回，現在卻變得如此陌生，幾天前，人與人之間還不用過分苛刻地保持距離，如今卻幾乎都是形單影隻。那口罩上方一副副充滿猜疑、警惕的眼神，彷彿視所有他人皆為敵人。
長楹天街的門口，有個商販擺著一堆瓜果蔬菜，攔截了去超市購物的人群，商販聲稱他的東西比超市便宜。假期期間，不見城管的影子，嗅覺敏銳者總能看到類似的商機。
超市與平常沒什麼區別，各類蔬菜、海鮮、肉類、糧食、水果都挺豐盛的，只是蔬菜的價格明顯漲了一些。購物者逐漸增多，堆積如山的水蜜橘旁圍著一幫人，各自埋頭把橘子撿進袋子裡。
最後我們拎著三百多塊錢的東西走出超市，叫了輛三輪車，路費砍到十塊錢，司機很不情願地把我們送了回去。下午兩點，我和小培分開，回往自己的住所。我們約定，這幾天各寫各的稿子，也順便把自己隔離幾天。
傍晚，我姐在家庭群裡發語音說，安旭今天老是出汗，變得很膽小，不敢一個人在屋裡，好像在怕什麼。我有點不放心，撥通了她的電話。
她說，安旭從我家回去的那天晚上，問她病毒是怎麼來的，她說是從蝙蝠身上來的。他又問，蝙蝠是什麼，她說，老鼠吃了鹽，長了翅膀，就變成了蝙蝠。
安旭一直很怕老鼠，那晚他一夜沒怎麼睡，在床上貼人貼的很緊。
今天把他送往醫院的路上，他問：“媽媽，我身上是不是有病毒了，小孩不是不容易得這種病嗎？”
我把我姐批評了一頓，孩子的思想是異常敏感的，萬不可隨意回答他們提出的問題，否則你以為的童話，就會變成他們的噩夢。如何向孩子解釋這場流行病，或許是眾多家長應該學習的一門必修課。
我在電話裡囑咐她，繼續觀察安旭的症狀，同時也應為他做好心理輔導。面對這場流行病，成年人的如履薄冰，不該波及到孩子身上。
如果對我們來說，這個熟悉的世界都已變得陌生，可以預測的變得不可預測，何況對一個孩子而言呢！
大年初五，晚上十點多，外面不斷傳來煙花爆竹的聲響，我透過窗戶看到傳媒大學的教學樓上，在黑暗裡反射出遠處煙花炸開後呈現的五彩繽紛的圖景，彷彿一幢海市蜃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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