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日漸升溫，特朗普非常狠的一記重拳就是給企業減稅。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臺灣首富郭臺銘早早地宣佈鴻海將在美國建廠。日前，有“玻璃大王”之稱的著名企業家曹德旺也將在美國拓展業務。該消息一出，輿論一片譁然。
而面對眾議紛紛，曹德旺則在採訪中對比了中美投資環境：
“中國製造業成本太高，美國天然氣每立方相當於7毛錢人民幣，中國賣2塊2，這還是政府對我很優惠的前提下；電價，美國3毛錢左右，中國6毛多；高速公路，美國不收費，中國過路費一噸5毛錢。”
“簡單來說，一個賣6000塊的手機，增值稅大概要交1020塊。當然，其中有可以抵扣的項目，是哪些呢？按照目前的稅收制度，採購的費用可以抵扣，工資不能抵扣，折舊費不能抵扣，管理費、運輸費這些都不能抵扣，不能抵扣的部分大概有40%到50%。按照中國目前一般企業的利潤水平，這樣算下來，最終大約有一半的營業利潤都被收走了。製造業利潤非常微薄。”
“美國沒有增值稅，只有35%的所得稅，加上其他各項稅費總共大約40%，中國製造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其中問題主要就出在增值稅上。”
“小微企業就更艱難了。增值稅的存在讓很多小微企業長期無法發展壯大，也就難以和大企業做生意。這樣一來形成惡性循環，會把很多小微企業扼死在搖籃裡。我們福耀自己就是小微企業出身，我相當明白其中的艱難。”
顯然，曹先生認為中國投資環境惡劣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企業稅負壓力大。那麼，中國企業，尤其是中國中小企業的稅負真的這麼大嗎？
可以明確的是，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生產稅的比例是偏高的。2O14年，我國生產稅比率是15.64%，同年，日本8.41%，美國6.6%，瑞士只有2.6%。才生產稅比率看我國生產稅確實偏重。
同時，我國稅收以流轉稅為主，與美國等發達國家以財產稅為主截然不同。而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其優點在於能夠保證充足的稅源，其缺點則在於中央，地方，各部門徵稅權責不明確，容易出現對同一對象重複徵稅的情況，從而進一步加重企業負擔。換言之，從稅制類型上看，我國企業稅負確實也相對較重。
然而，條文理論並不等同於實際操作。理論上，能收多少稅只與企業盈利狀況有關，與稅務機關毫無關係。即濟形勢好→企業發展好→企業利潤高→稅收高。但在實際操作上，我國稅收則以“任務制”為主。
所謂“任務制”，即上機機關會給稅務機關下達任務指標。各一線稅務人員的首要工作目標是完成任務指標，而不是一查到底，嚴查偷稅漏稅。而中小企業又有現金收支大，賬目管理不規範，以及一家子管理出納，會計等情況存在；賬目可操作空間大。由於中小企業數量多，稅額低；一線稅務人員也做不到徹查所有中小企業。其直接結果就是，一線稅收工作者自由裁量權大，而中小企業往往並不會足額繳稅。甚至在某些年景好的時候，一線稅務工作會擔心由於水漲船高，來年不好完成更高的任務標準而主動少收稅，完成任務即可。
相反，在面對大企業時，稅務人員則會相對更加嚴格。畢竟大企業管理規範，現金事務佔比不大，同時又是主要稅源；必須嚴格徵稅。這也是一線稅收人員所謂的“抓大放小”原則。當然相應的，面對這些納稅大戶，如果其稅務真的出現問題，也以談判，象徵性罰款為主。畢竟如果讓大企業傷筋動骨，來年的納稅任務就肯定完不成了。
在西方，一線稅務人員自由裁量權很小，其代價就是必須經常明確地修改法律來抵消法律的滯後性，導致效率較低。其次，西方國家（包含日本）報稅相對複雜，中小企業每年都要請專業的會計師（而非自己公司的會計）與稅務人員來幫自己報稅。換言之，變相地將徵稅體系中的部分環節轉加給繳稅者。
換言之，中國以相對模糊的法律，賦予一線稅務人員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來抵消法律的滯後性，同時換取較高的徵稅效率。也同樣因為法律模糊與“任務制”徵稅模式，中小企業得以變相“減稅”。只是如此充滿“潛規則”的收稅體系，行一時之法尚可，為萬世之例不當。畢竟在一個沒有明確遊戲規則的體系中，任何角色，都不會是永遠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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