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些想法會毫不費力地存在於我們的腦海裡？為什麼這些想法常常誤導我們？
“所有人都有認為世界應該符合自己的認知的傾向，一旦世界和我們的認知不符，我們就需要思考為什麼會不符，而多數人死都不願意動腦子。”1925年，著名英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伯特蘭·羅素寫下了這段話。
如今，人們對熱搜、假新聞、毒雞湯的偏愛，表明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不願意思考。明明人類以善於思考而區別於其他物種，可這種懶得思考的習慣是怎麼來的呢？事實上，思考有著昂貴的時間成本和精力成本，所以我們的祖先在大腦數百萬年的進化過程中，進化出了一系列認知捷徑，這些認知捷徑可以快速地幫助他們在危險的原始世界裡生存和發展。問題在於，現代社會環境與原始社會非常不同，這些毫不費力地冒出來的慣性思維會給我們帶來許多麻煩。所以我們要避免這些進化產生的思維陷阱，而避免它們的第一步是識別它們。
化友為敵的零和思維
小時候，兄弟姐妹們經常會為誰吃雞腿誰吃雞翅而爭吵，即使成年後，我們也對資源的公平分配問題非常敏感。這是根植於我們腦中的零和思維造成的。在經典的零和博弈中，資源有限，而你的損失是我的收益。雖然生活中的許多情況都遵循這一規律，但並不是全部。不幸的是，人們常常會因為腦中冒出的零和思維，在不存在任何競爭的情況下擠兌他人，不但錯失了合作機會，還可能化友為敵，帶來非常不愉快的後果。
加拿大神經科學家丹·麥根認為，我們會有零和思維，是因為我們的祖先生活在以狩獵採集為生的小群體中，像食物這樣的資源很有限甚至經常是稀缺的，所以一個人有食物意味著另一個人沒有。然而，今天的情況有所不同。
國際貿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國與國之間的條約通常被設計成是雙贏的：發生的貿易越多，每個人獲得的資源就越多。這一理論的基礎是“比較優勢”，即每個國家都有以較低成本高效生產某樣產品的優勢，一個國家通過貿易和另一個國家交易彼此的優勢產品，便能達到雙贏。然而，人們很難相信一個在交易中“贏”的外國合作伙伴不會導致我方的損失，這也是自由貿易在政治上不受人們歡迎的原因之一。當然，有時候我們的直覺是正確的。對一些人來說，自由貿易真的是一場零和博弈，即使國家受益，GDP增加，個人利益依然有可能受損，比如當一個國家從另一個國家進口質量更好還更便宜的鞋子時，進口國之前做鞋子的人可能就會失業。
同樣的情況也會發生在外來人口問題上：在一個大城市裡，如果好學校的招生名額、專家醫師的預約以及“學區房”都已經供不應求，那麼大批想要這些東西的外來者將會進一步擠壓供給。所以通常大城市的人都會排外，雖然這些外來人口實際上為當地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
這說明，不但區分零和和非零和的情況是困難的，即使一件事能達到雙贏，說服人們相信也很困難。一個人需要付出什麼往往是直觀而容易量化的，而所能得到的回報卻具有不確定和難以量化的特徵，所以人們在需要付出時很容易感到不安。不過，只有先意識到自己的零和思維可能是錯誤的，才有可能進一步改善社會關係。
幼年時期的錯誤世界觀
人們常說，孩子們玩起來就像小科學家，他們熱愛假設，並做各種試驗，通過分析結果相應地修正自己的世界觀。然而，大多數孩子得出的結論都是偽科學，當他們進入學校的時候，腦子裡充滿了這些偽科學，而教育的工作——尤其是科學教育——就是讓真正的科學取代我們幼年時期自己得出的錯誤世界觀。可惜的是，這對大多數人來說行不通，即使是那些後來成為科學家的人，教育對他們的改變也只成功了一部分。怪不得這個世界充滿了偽科學。
這種幼年時期我們自己得出的世界觀，也被稱為“天真理論”，這些理論在幾乎所有科學領域都有記載。例如，在生物學中，年幼的孩子常常把生命與運動混為一談，把太陽和風看成是活的，而樹和蘑菇卻是“死的”。另外，他們還容易把一切都理解為是有主觀目的的：鳥是為了飛翔而存在，岩石是為了讓動物磨爪子而存在，雨是為了花兒能夠喝水而落下來……在物理學中，孩子們認為熱是一種從一個地方流動到另一個地方的物質，太陽從天空的一邊移到另一邊，等等。僅僅對於日常生活來說，這些想法的存在並不會造成什麼麻煩，然而它們並不科學。
孩子們會堅持他們的天真理論，當他們遇到複雜概念時，他們會更加堅持自己的理論。例如，許多人直觀地認為進化是一種有目的的力量，它努力賦予動物和植物生存所需的特徵，所以長頸鹿的長脖子是為了吃到更高處的樹葉才進化出來。而事實上，進化只是自然選擇的結果，長頸鹿脖子長才能生存下來，脖子短就被自然淘汰了而已。
美國心理學家安德魯·施圖爾曼認為，天真理論可以被更科學的世界觀所壓制，但不能被根除。他的團隊通過向人們展示關於自然界的各種各樣的陳述，並要求他們說出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錯誤的，從而揭示了天真理論的韌性。這些問題中，有些是直覺上正確但科學上錯誤的，例如“火是由物質組成的”；另一些則是直覺上錯誤但科學上正確的，例如“空氣是由物質組成的”。就連做了幾十年科學家的人，在處理直覺上錯誤但科學上正確的問題時，也要花上很長的時間去思考。
許多人年紀越大會越像小孩兒，尤其是老年痴呆症患者，對他們的科學知識測試也表明，隨著他們大腦高執行功能的下降，他們對事物的認知往往會迴歸到天真理論中去。也就是說，科學的思維來之不易且容易丟失，因此說服大多數人相信自然選擇、氣候變化和疫苗接種的有效性，會永遠是一場艱苦的鬥爭。
傲慢與偏見
我們天生就會通過外表來判斷別人，在出生後不久，嬰兒寧願看人臉而不願看其他東西。當嬰兒1歲以後，會變得更有眼光，比那些看起來有點狡詐的人，他們更有可能爬向友善的面孔。而當我們成年後，我們是快速判斷專家，在看到一個人的臉僅僅十分之一秒後，就會得出關於他的性格和地位的結論。通常來講，人們認為娃娃臉的人更值得信賴，而稜角分明的下巴意味著更強的領導力。
從社會意義上講，能夠快速評估一個人是敵是友是幫助我們生存的重要信息。但問題是，我們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錯誤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蘇珊·菲斯克的研究表明，我們本能地根據我們是否認為他人會與我們競爭資源，以及他們是否有地位來幫助或傷害我們，來對他人進行分類。這些社會刻板印象會觸發情緒反應，並影響我們的行為。
我們對他人的分類有四種：
高地位的競爭者，例如富人和專業人士，會引起嫉妒；
低地位的競爭者，例如福利接受者，無家可歸者和移民，會引起厭惡；
低地位的非競爭者，例如家庭主婦、老人和殘疾人，會引起憐憫；
高地位的非競爭者，例如成功的丈夫、親密的盟友，會引發自豪。
從歷史上看，許多種族滅絕者都被導向了將對方劃分進高地位的競爭者一欄，因強烈的嫉妒情緒作祟，而做出了有違人性的事情。另外，即使我們可能會同情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卻會以居高臨下的傲慢姿態做出反應；我們對自己所屬的群體感到驕傲，也可能會衍生出裙帶關係。
擺脫這種進化陷阱的最好辦法是真正去了解別人。比如共同合作完成一個項目，在合作中依靠別人，會迫使你超越簡單的第一印象去了解對方。記住不要相信社會刻板印象，因為甚至我們在評判自己時也是不準確的，更何況隨意去評判他人。
抱大腿心理
不用說在路上遇到馬雲，你會有多麼激動了，在網絡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喊他“馬爸爸”。當我們有機會面對面和名人、高官交談時，我們通常都會點頭哈腰地與對方握手，除了尊稱對方為“您”，還會想方設法表達我們的仰慕和尊敬，雖然這樣做對方其實可能並不會為我們付房租或者讓我們升官發財，但是，我們總覺得會有這種可能性。
理性地思考一下，叫馬雲爸爸對自己的爸爸來說公平嗎？叫王思聰老公，你的老公會怎麼想？他們為你做了什麼，得到你這樣的禮遇？事實上，雖然你之前見都沒見過他們，他們也並沒有為你賺錢養家，但確實他們是人類社會中有支配性的個體，並且擁有我們普通人所沒有的東西：威望。而這種威望，可以讓我們面對他們時變成傻瓜。
根據生物學家的說法，這種“威望偏差”是人類認知的進化特徵，可以追溯到我們遊牧民族的祖先。人類是社會學習者，這意味著我們會模仿別人的行為，複製成功人士的有用的生存的技能。拿狩獵技能舉例，要學會狩獵就要與擅長狩獵的人保持密切的接觸，但又不能讓他們感到不安。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方法就是向他們致意、幫助他們、歌頌他們的美德，使他們更能信任你，更願意幫助你。我們的祖先通過抱成功人士的大腿，得到了更多生存和繁衍的機會。因此，自然選擇從某些方面來說確實是偏愛馬屁精的。
但是，抱大腿的本能在現代社會中可能會適得其反。因為現代社會不但有真正有錢、有能力、有威望的人，還充斥著那些買“水軍”“五毛黨”而讓自己顯得有威望的人，也就是說，裝腔作勢的騙子越來越多了。許多人在看直播時看到別人打賞的很多，自己也跟著打賞，就是本能的抱大腿心理在作怪，而實際上其他打賞的人可能只是托兒。
威望對人的思想產生如此強烈的影響，以至於等級制度的建立和延續有時難以抗拒。科學實驗證明，人們更容易理解有明確的等級秩序的社會狀況，並且他們表達了對等級制度的偏好，即使他們是在等級的最底端。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多加思考，更有眼光地選擇哪些人值得我們抱大腿。
拉幫結派
英國著名動物學家和人類行為學家德斯蒙德·莫里斯並不是一個足球迷，但他曾經卻被一場足球比賽吸引住了。吸引他的不是比賽本身，而是雙方球迷之間的爭鬥，這場爭鬥直接導致了比賽在半場結束前被取消。是什麼讓人們如此瘋狂地對待一場可以說本質上毫無意義的足球比賽？
1977年回到英格蘭後，莫里斯成為了牛津聯隊的一名董事，因此他可以密切觀察足球文化——球員、教練，尤其是球迷。4年後，他發表了自己的結論，認為足球比賽本質上是個拉幫結派的活動。每一個足球俱樂部都是一個部落，有自己的領地、長老、醫生、英雄、步兵、服裝的模式、盟友和死敵。
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進化本能的現代表現。幾千年前，我們的祖先生活在一個個部落裡，他們經常與鄰居們發生衝突，但偶爾也會和鄰居們結成聯盟。部落由準備為公共利益而戰的人組成，這些人聚在一起更有競爭優勢，於是更容易在自然選擇中生存。所以，現代的我們會本能地、發自內心地認同拉幫結派這種行為。
幫派的產生和幫派間的敵意非常容易形成。20世紀50年代，美國科學家馬紮費·謝里夫將22名男孩帶到了位於俄克拉荷馬州的一個國家公園。這趟旅行表面上是一個傳統夏令營，但實際上是一個心理學實驗。謝里夫將這些男孩分成兩組，每一組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兩組男孩分別被給予合作執行的任務，在合作中，他們迅速地發展出了等級和文化規範。而週末的時候，謝里夫為兩組男孩安排了一段短暫的會面。結果，敵對情緒很快就爆發了，兩組男孩相互辱罵，掠奪土地，夜間偷襲，焚燒對方的旗幟，最後甚至發生了鬥毆。直到謝里夫為雙方虛構了一個共同的敵人時，敵對行為才結束。
從那以後，無數的實驗揭示了人們是多麼容易劃分“我們”和“他們”，哪怕是隨機分配的不同顏色的T恤都能做到這一點。
在現代世界，拉幫結派可以是一種有用的激勵力量，例如研究同一問題的科學團隊之間的競爭。但是，這種思想更多地演化出了不利於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例如種族主義、仇外心理。如果無法避免拉幫結派，我們至少應該認識到：“我們”和“他們”之間的界限是可以變化的。競爭對手的足球俱樂部的球迷可以為國家隊結成聯盟，那麼在其他領域裡也是一樣，你的對手往往可以和你結合成更強大的幫派。
宗教信仰
在古代社會，幾乎所有人都相信某種神。即使在今天這種科技發達且物慾橫流的時代，無神論在全世界仍然不佔多數，而即使是最堅定的無神論者也很容易被超自然的想法所折磨。相比之下，宗教信仰似乎是直觀的。
認知學家們說，似乎我們體內生來就有一個空洞，是專門留給神的。因此，當孩子們遇到宗教信仰的時候，他們會本能地發現宗教是可信的、有吸引力的，而這個空洞很快就被宗教文化的細節所填補。當人們被告知有一個無形的實體在監視他們，干涉他們的生活，並通過道德來判斷他們的一生，大多數人都會不假思索地接受。
“認知副產物理論”認為，宗教信仰是認知技能在進化過程中的一個副作用。人們很容易假設所有事件都有原因。對於我們的祖先來說，黑暗中沙沙作響的可能是風，但也可能是捕食者。無論是哪一種情況，反正逃掉並活了下來了的人傳遞了自己的基因，但他並不知道自己是從風中逃跑的，還是從捕食者那裡逃跑的。這種未知，創造了鬼神。
而“心智理論”認為，宗教可以幫助我們推斷出他人的精神狀態和意圖之類不能表露在身體上的內容，這對群體生活非常有用。同時，宗教也承載著人們的不安全感。無論是失去控制，還是發生意外，都會有人在更高的地方守護著你，就連死亡也不是生命的終結，這些想法能給人的心靈帶來莫大的安慰。
甚至有人認為，宗教是文明的鑰匙，是社會的粘合劑。它能使一大群陌生人聚集在一起，這是其最具吸引力的地方。但如今，宗教的弊端更加明顯，衝突、偏見和恐怖主義都是以宗教的名義發生的。隨著無神論的興起，我們有可能通過理性的思考來推翻我們根深蒂固的宗教傾向。不過，這需要我們多動動腦筋。
我們都喜歡復仇
無可否認，復仇是道美味佳餚，我們對它充滿了渴望，一旦我們報復了令我們不快的人，我們的內心就會得到極大的滿足。
根據劍橋大學的犯罪學家曼紐爾·艾斯納的研究，大腦掃描揭示了復仇過程的神經迴路。最初的羞辱點燃了大腦的情感中心——杏仁核和下丘腦，它們告知前島葉皮質，並由前島葉皮質來評估你是否受到了不公平對待。如果受到了不公平對待，前額葉皮層就會開始計劃並實施復仇。事後，大腦的愉悅中心——伏隔核會開始行動，判斷復仇的結果是否令人滿意。
復仇似乎是人類的普遍特徵。一項對10個狩獵採集族群的研究發現，他們都有復仇的文化。在所有的社會中，“以牙還牙”的觀念似乎根深蒂固，懲罰通常與對方所犯的罪行大致成正比。
以前，科學家們把復仇視為一種病態，並試圖找方法來推廣寬恕。而現在，科學家們更願意把復仇看作是一種本能的認知特徵，是為了潤滑社交互動而產生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傷害你的人施加懲罰的慾望是有道理的，因為別人對你犯下的最初的錯誤是無法糾正的，而復仇是一種社會信號，會讓別人仔細思考要不要再次傷害你。
即便如此，復仇也很容易陷入冤冤相報的循環，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所以同時，我們也進化出了寬恕的本能。進化心理學家把復仇和寬恕看作是同一種認知工具的兩個部分，當復仇對雙方都沒有好處的時候，彼此的寬恕就會隨之而來，社會關係也會被重置。
在現代社會中，復仇的權利通常由國家和法律來執行，法律可以精確地計量懲罰到什麼程度算是合理地復仇。不過，很多人還是喜歡自己動手，復仇是全球20%的殺人案的原因，也是恐怖分子的主要動機。所有這一切都表明，無論復仇的滋味多麼美好，它都是我們需要盡力避免的一道菜。
我們都愛編故事
每個人都喜歡美好的故事，以至於我們的大腦一直在不停地製造它們，而大多數時候我們甚至都沒有注意到。這種編故事的習慣也需要引起我們的警惕，因為它有時會讓我們變得愚蠢。
在痴呆症中，人們用編造的故事來填補記憶中的空白是很常見的。更普遍的是，當我們從外部世界獲得的信息與我們的內在認知和感覺不相符時，我們就會產生混淆。這似乎是我們大腦的一個基本特徵。想象一個場景：有人讓你從兩幅圖片中挑選出一幅你更喜歡的，卻揹著你把選出來的圖片換成另一幅，然後再讓你解釋為什麼你最喜歡它。你可能會以為，你當然會指出自己喜歡的圖片被掉了包，但是當研究人員在實驗室裡做這個實驗時，人們通常不會指出掉包這件事，而是會對研究人員給他們的錯誤圖片進行解釋，說出自己為什麼更喜歡這幅圖片。
美國加州大學的邁克爾·加扎尼加教授在20世紀60年代首創了一項關於大腦虛構故事的研究，他將大腦編故事的這部分稱為“解釋器”。他認為解釋器會在我們意識不到的情況下，將來自大腦不同部分的信息整合在一起，並基於我們的潛意識處理這些信息，使我們最終的決定對我們自己來說合理化。當來自外部世界的信息與我們的期望不相符時，解釋器會編出有助於我們理解世界的故事，從而填補期望落差。
人們時常發現，接受不符合自己世界觀的信息是如此困難，所以我們不得不進化出這種不讓自己陷入迷茫和恐懼的功能。我們從連接不同的信息點中獲得樂趣，創建簡單的故事來解釋我們複雜的世界。這種能力有助於發展人類一些有益的特性，如好奇心、科學和藝術。但它也會導致我們得出許多不科學的結論，由此，也難怪我們如此容易相信宗教，並受到陰謀論和假新聞的影響。
相對於認真研究和思考，顯然編造個我們自己能夠理解的故事更為容易。對抗這種妄想思維，我們可以不要急於下結論，時常質疑自己最初的想法，並考慮對事物的不同解釋。換句話說，避免草率的思考，因為它會給你帶來很多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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