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阿爾巴尼亞電影《地下游擊隊》
山村的夜晚大多是寂靜的，星星靜悄悄地掛在天空，月亮也是羞答答的默不出聲，遠處的山在夜色中黑坳坳的，偶爾傳來一陣狗叫聲，那是有人在路上走動，冷不丁地，也會傳來哪家嬰兒的哭聲。如果是在夏季，能聽到田間傳來的蛙鳴聲，一些不知名的蟲子也會不停地叫喚著。村裡沒有什麼娛樂活動，八點多一點，家裡的廣播也結束了，村人們洗洗腳，聊會天，九點左右就上床了，一來是第二天要早起，得早點休息，二來早點睡覺也可以省點燈火費。貧窮的生活，造成了村民們節約點滴、早睡早起的習慣。
那時候最好的文娛享受是看戲看電影。一般是大隊出錢，村民免費看，一個個村子輪著放過去，有時候一個晚上可以趕兩場。那時候放電影都是露天的，有的在村頭樹下，有的就在曬穀場放。用竹杆扯起一塊白色的銀幕，早到的人以放映機為中心，佔個好位子放幾條板凳，小孩子翻來追去的玩著，遲到的就站在外圍看。凡是方圓十里路範圍內，我們都結夥走路趕著去看。最遠的我們晚上曾經走過二十多里路，去鎮上看朝鮮電影《金姬和銀姬的命運》。回家的路上，大家都議論著朝鮮姑娘漂亮，社會主義好。
當時的電影大多是八一電影製片廠出的，黑白片頭，一顆八一軍徽發出萬丈光芒。我總是整不明白，這麼多的光芒是怎麼放出來的。電影放映之前，大隊幹部會說幾句話，或者播放一下通知，說幾句村裡的事。遇到好的電影，還要跑片，就是二個村子一個先放映，一個後放映，一本膠片放完了，就用自行車送到另一個村，接著放映。如果有時送膠片的人自行車掉鏈子了，騎在石頭上戳破胎了，膠片接不上，那就得等著。有時候信息不靈，傳說某村今晚有什麼電影，趕到那兒卻不放電影，這是常有的事，我們也根本不在乎。還總結了一句話，叫南征北戰，走到迴轉。我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對電影百看不厭，看過的電影看了又看，不會看膩，象《紅燈記》、《地道戰》、《地雷戰》、《紅色娘子軍》、《白毛女》、《南征北戰》、《奇襲》、《閃閃的紅星》等等電影，每本我起碼都看過二十遍，有的臺詞我比電影上的演員還要記得熟，他剛說了第一句，我就可以竹筒倒豆似的說出下面的話。我和一群朋友最喜歡學日本鬼子的臺詞，“你的米西米西”，“你的死拉死拉”，“花姑娘的大大的有”，“你的，李向陽的幹活？”呵呵，多好玩呀。一些演員的名字我們也記得很熟悉了，王心剛，孫道臨，謝芳，達式常，陳述，劉江，項堃，王曉棠，田華等等。
有一次，相鄰二十多里的一個外區村子有人來親戚家報信，說是他們村裡要放映外國電影，阿爾巴尼亞的，叫《地下游擊隊》，請親戚去看。外國電影那時還不多，一聽這電影名是打仗的，我們很有興趣，我們一夥相約著，早早地吃了晚飯就出發了，男男女女共有二十多人。同去的還有我們學校的一個老師，張老師，是上海人，四十多歲，是教物理的，聽說是大學畢業，又在大學當教授的，是從省城裡下放到我們這個小地方的農村中學來教書，聽說他的工資特別高，一月有七十多元，是其他教師的三四倍多，讓村民羨慕讓其他教師妒忌。不過張老師確實挺能幹的，什麼課都能教，物理、化學、數學、英語、音樂、美術，記憶中他好象只有語文沒有上過，別的課都代講過，夠強悍的。他和他夫人的飯後相偎相依著散步，是我們那山村裡最亮的一道風景，倆人挽著手，晚飯後在村裡小路上慢慢走著，他女人穿著皮鞋，一步一搖的，阿拉阿拉地聊著天。那天張老師也一道去看電影的，有一段山路不好走，他摔了一下，結果那一支插在胸前口袋的鋼筆掉出來，順溜著往下面滑，掉進了水庫中，搞丟了。這支鋼筆要好幾塊錢，我們都感覺挺可惜的。
那天看電影的人很多，滿滿地擠了一場子，姐姐頭上的圍巾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不見了，找了半天沒有找到。看好電影回來的路上，我們熱烈地討論著這本電影，張老師連說值得值得，丟支鋼筆丟塊圍巾，看這本電影值得，到底不一樣，情節驚險曲折，精采，有水平。我們也很開眼界，外國人就是不一樣，城市裡還有游擊隊，而且是穿西裝的游擊隊，手槍是放在懷裡的，完全顛覆了我們的傳統觀念。不象我們這裡，游擊隊都是在農村的，衣服也亂七八糟，背的是長槍大刀。後來我們也常學那地下游擊隊的樣，學那句臺詞：我代表人民。然後叭一槍，樣子好酷。從這電影開始，我對外國電影有了明顯的好感和偏愛。
後來我在省城讀大學時，張老師也調到省城的一所大學教書了，我特意去看望過他，聊天時還提起了我們一起看《地下游擊隊》電影的事，沒想到張老師也還記得。
電影，讓我們枯燥生活中有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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