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2日晚，犯罪嫌疑人女子杨某在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一租房内，因怀疑屋内有流动的毒液，用小推车载着被害人小苏离开租房，在同里镇街道行走。至1月13日中午，因体力不支而晕倒，被治安巡逻人员发现后送回租屋，并通知其弟弟杨某某。
杨某回到租房后开始烧纸，并感觉自己马上要死亡，于是打电话给自己父亲，声称自己要死了，托付小苏。此时小苏因围巾绕颈，要求杨某帮其解开，杨某忽然觉得自己死后小苏没有人管，很可怜，决定带小苏一起死。于是用两手抓住围巾两端，勒住小苏脖子，致其倒地失去知觉。随后将小苏抱到床上。
此时杨某弟弟杨某某在从上海赶到同里镇的路上，接到其父亲电话，于是与杨某联系。杨某告诉杨某某，已经把小苏勒死了。杨某某挂断电话后立即打电话给租房的房东，请其去租房查看。房东敲门，但杨某不开门，称等其弟弟来再开门。房东于是打电话报警。此时小苏忽然咳嗽，有苏醒迹象，杨某再次抓住围巾两端用力勒。
直到杨某某赶到租房敲门。杨某打开门后回到床上躺在小苏身体旁。杨某某立即对小苏进行施救。此时120救护车和110警车赶到，送小苏至医院急救。急救半小时后，医院确认小苏已死亡。
经法医鉴定，小苏系因颈部被勒引起呕吐，呕吐物堵塞气管致窒息死亡。经苏州市广济医院司法鉴定，杨某处于轻度精神病状态，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其作案系因轻度精神病与现实因素共同作用。
杨某自称，2011年至苏州吴江打工，其间认识一名男子同居。2015年小苏出生。但杨某家人从未见过该男子。小苏出生时杨某提供了一张男子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于小苏的出生证明，但经调查该男子与杨某无关。据杨某弟弟反映，2015年开始杨某开始怀疑有人偷其财物，有人要害其性命。
这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社会热点事件，事件中的当事人杨某，是一个年仅三岁的孩子的妈妈，却亲手勒死了自己的孩子。从上次的14岁的姐姐，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亲弟弟，到今天的年轻的妈妈，亲手累死的自己的孩子，我们那血浓于水的亲情我们安身立命的港湾，怎么就如此的千疮白孔？
是什么让一个人的心，可以不堪重负麻木到如此的地步？在这场的恶性事件中，当事人杨某，又经历了什么？让正值青春年华的她，毅然决然的走向了不归之路？
如文章所述早在2011年，当事人杨某，打工期间结实了孩子的生父，2015年生下孩子。三年期间，杨某独自一人抚养孩子，而杨某的家人自称从未见过这个小孩，那么问题来了：
一：原生家庭中的父母，是否知道女儿在打工期间发生的这些事情，什么时候结识的孩子的生父？什么时候同居在了一起？什么时候有了小孩？有了小孩以后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过的？诸如此类，杨某的爸爸妈妈有无关注？
二： 杨某本人，打工期间结实的男子，有没有充分了解？有没有最起码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否轻易的选择和男子同居？当男子背弃自己和孩子，自己无法承担起生活的重负之时，有没有想过向可以帮助的亲朋好友寻求帮助？
三：孩子的生父，在选择和杨某同居有了小孩之后，人归何处？有无最基本的家庭责任感？为何至孤儿寡母与于不顾？
一个没有家庭温暖和关心的人，一个不知辨别和学会如何自保的人，一个不知道如何求助于别人的人，被生活的重担压垮，实属意料之中的事情。没有精神支柱，没有经济支撑，一个弱女子又如何，能够承担起生活的重担？
已经轻度精神疾病的她，其实是想了断自己的生命，告别苦难的生活，在她苦苦支撑的过程中，孩子成了她的发泄对象出气筒，孩子是无辜的，正是因为孩子的无辜，他的被伤害，更显得让人痛心疾首。
他替她的妈妈，承担了所有妈妈不能承担的苦痛，他替妈妈的爸爸妈妈，他替自己的爸爸，偿还了他们欠给自己母亲的债，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杨某哪里是在谋杀自己的孩子，她明明是在扼杀自己本人，她不想让孩子，在重复她走过的路，忍受她受过的苦，过她不堪重负的日子。她想了结这一切，了结她曾经遭受过的，当下不能承受的，和将来可能也不能面对的。
精神病患者一定是情绪经过长时间的压抑，而不能得到及时的发泄和疏解，而造成的。她唯一的一点发泄方式就是折磨自己的孩子，与其这样让孩子跟着自己一起受苦，还不如一了百了一死了之。
事实上杨某是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反击生活带给她的无法承受的痛苦。
透过世界的本身，我们看到了一个千疮百孔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充满了太多的问题，生而不能养，是我们为人父母者最大的错误。
每一个经由父母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小生命，都是需要爱，温暖和陪伴，需要细心的呵护，慢慢成长起来的。她像一颗幼苗，需要阳光雨露营养和水分，而绝非只是将种子洒在地上，任由其自由生长罢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当你有一天学会为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时，你才有能力为因你而创造出来的生命，切实的负起责任来。
文 / 刘元元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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