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段宇宏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与概念，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之一。此前若有人提及这类口号，可能会收获嘲笑和谩骂；大革命过后，这种价值观逐渐辐射到全球，被全人类认可。大革命发表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所宣扬的政治、经济、法律观点，今天也几乎被所有国家认同，写进自己的宪法。可以这么说，今天的世界仍然生活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与思想遗产中。
如果说全世界旧有的生产、管理和生活方式，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发生剧变的，那么毫无疑问，旧有的政治和思想模式被颠覆，可以从法国大革命算起。230年前法国那场大革命，获得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赞颂，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也备受推崇。
大革命始终为中外研究关注的热点，关于它如何起源，怎么给它定性，众说纷纭，是颇具争议的话题。过去，这个问题的叙述与解读不免受到西方左的和右的立场影响，被打上浓厚的意识形态烙印。比如将大革命的生发简单归功于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过度夸大他们起到的作用，实则参与大革命进程的精英和群众里，读过他们著作的人凤毛麟角；或者将大革命的爆发单纯总结为国王遭受群众痛恨，实则国王在革命爆发后曾被群众推崇为“改革明星”。
随着近年研究的深入和细致，技术性分析逐渐取代意识形态解读，单线条的传统叙事与解读受到质疑，研究成果为人们提供了更广的全景、更精准的视角。经济与财政危机、统治精英分裂、精英对群众情绪失去控制，共同促成大革命发生，这样的解读模式日益受到西方学界认可。
危机：天灾与财税困境
历史演进的连锁效应居然如此诡谲。1756年至1763年的“七年战争”相当于一场工业时代前的世界大战，从英国、法国、西班牙、普鲁士到俄罗斯，几乎所有欧洲列强都被卷入这场战争。战事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但是冲突波及到非洲、南美、印度和菲律宾。七年战争的结局，英国成为最大赢家，作为欧洲大陆强国的法兰西却遭受奇耻大辱。法国被迫将整个加拿大全部让给英国，将印度大部分地方拱手让出，仅剩几个据点。
凑巧的是1775年北美十三州发生了独立战争，法国一直想报仇雪耻，这下终于寻到机会。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倾尽国力支持北美大陆军，给他们送去大量枪支弹药和粮草物资，还有巨额的军费金钱，甚至法国海军亲自上阵帮忙作战，并在全球牵制英国军事力量。可以说美国独立战争获得最终胜利，离不开法国的鼎力资助。
战争是最烧钱的机器，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和法国都背上了数目大致相同的巨额债务。英国自光荣革命后建立了更为透明高效的公共财政体系，主权信用良好，借款利率低，国家发行的战争公债受到市场青睐，所以未给本国财政和经济造成太大冲击。
法国为君主专制政体，财税制度混乱，主权信用差，借款利率是英国的两倍。为了抗衡英国的海上力量，路易十六投入庞大的资金建设海军。这两大项支出掏空法国国库，债务负担沉重，导致国家财政走向破产。
大革命前9年时间，法国只有3年是普遍丰收之年，其余年份都遭遇了大规模天灾。
英法两国的地主、农民的生产模式与经济观念大不相同。英国经济比较放任自由，市场经济发达，农业与商业关联紧密，因此乡绅和农民具有强烈的商业意识，把农场当作企业经营，为市场从事农业生产，喜欢探索，敢于创新，管理水平先进，生产效率高。
法国存在很多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因素：直接税多，经营农商负担沉重；从国家到有权势者纷纷设置关卡收取过路费；存在很多官方特许经营的领域，造成了腐败和寻租；特权阶层有诸多税务特权，造成国家税收流失和严重社会不公。
从法国东北部的孔泰地区，通过索恩河运送货物到地中海出售，沿途要在36个关卡交费；沿海城市从国外进口商品，比从法国内地购买更便宜。这些因素导致农业与商业的关联度低，地主和农民习惯靠天吃饭，满足于自给自足，生产效率低，对于市场活动兴趣淡漠。
农业生产和商品运输成本高，无利可图，民间对投资农业和商业的兴趣不大。法国经济抗击天灾能力低下，一闹灾害就有大量农民破产，手工业者失业，粮食价格暴涨。这对法国的财政危机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因为天灾致使税收下跌，而税收很大一部分要用于还债。
天灾和财税困境导致法国旧有体制面临危机，已经难以维系下去。国王路易十六最核心的官员、财政总监卡隆汇报说，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税收不可行，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带来社会动荡，不停地举债也不是办法，建议用非常规手段，彻底推行财税改革，纠正一切弊端。
卡隆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取消不合理的几种税收，取缔特权阶层的税务特权；针对土地拥有者征收“领土税”，所有业主都不能豁免，同时开征印花税；优化王室领地的管理和经营，提高王室收入；取消国内关税壁垒以刺激经济发展；在部分地区推行以纳税代替徭役政策。
这些整改措施如果能落实，估计财政收入会大幅度增加，但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远水难解近渴，必须继续发行新的国债来为改革争取时间。为了提升人们对新国债的信心，卡隆建议需要在政治上有些举措，争取更多人支持改革和发行国债。
依据法国的惯例，政治举措无非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召开三级会议，三级是指教士、贵族和平民（那个时代的平民是指法律、文化、商业领域的中产精英，而非指普罗大众）三个等级。通常国家遇到重大危机，国王寻求支援的时候才召开。卡隆认为三级会议的代表尤其是平民代表，一向自诩为大众代言人，不好对付，难以控制，有可能导致议程失控。第二个选择就是召开“显贵会议”，代表都是达官贵人，由国王提名。卡隆认为显贵代表经过精挑细选，可以配合王国政府支持改革方案和发行国债，帮助渡过难关。
大革命之后头两年，国王仍然深受爱戴，革命派赞赏他愿意放弃专制权力，是开明的伟大君主。
国王路易十六同意了改革计划，也批准在1787年2月22日召开显贵会议。144个被提名代表中，有众多的公爵、将军、省区长官、高等法院法官、大城市市长、高级教士等人，其中没有贵族身份的只有不到10个人。卡隆万万没想到，他打错了算盘，在财政和经济危机中又激发了政治危机。
崩溃：统治精英分裂瘫痪体制
公平地说，财政总监卡隆代表国王推出的改革举措经过很多专家评估和修改，算是个优秀的方案。但卡隆这些年在政坛上树敌太多，而他的很多敌人恰好都来参会了，纷纷把矛头对准他个人。很多显贵对国王和体制颇有微词，认为危机的到来跟国王诸多不明智决策有关，跟财政缺乏透明有关，希望效法英国对国王的权力做出约束。当然有贵族和教士也想借此机会从国王那里获得更多权益。另外，征收领土税涉及到第一和第二等级的利益，破除利益集团是推行改革最艰难的环节。上述因素叠加在一起，双方争吵不休。
卡隆和显贵们互相指责对方阻挠改革进程，关系越来越对立。显贵会议是秘密召开，但对立情绪使双方都想借公众舆论压倒对方，竞相对外悄悄透露消息，闹得社会上沸沸扬扬，小道消息满天飞。因为显贵们人数众多，流传出去的抨击卡隆的消息偏多。
显贵代表们一方面向国王提出了公布财务账本和强化对国王财务监管的要求；一方面不愿为税改方案背锅，但又不想直接对抗支持财税改革的国王。他们干脆声称，自己无权批准征收新税改方案，这个权力属于三级会议。显贵们内心盘算，三级会议是限制王权最好的工具。
有趣的是，卡隆的前任财政总监内克也在到处抨击卡隆。内克人缘不错，大家都赞扬他在任时经历了美国独立战争后，国家财政略有盈余，现在的糟糕情况应该由卡隆负责，其实内克在任时也主要靠借债才维持下去。路易十六起初非常支持卡隆，还把几个极力反对卡隆的官员免职，但看显贵们怨气大，跟卡隆对立情绪重，国王也气馁了，感觉换个人缘好点的财政总监，也许事情就顺利办妥了，无奈地宣布把卡隆免职。
1787年5月28日，显贵会议无果而终，召开三级会议的呼声传到社会上受到广泛支持，逐渐把社会各界和公众都卷入到改革议程中来。但国王还是要尽力避免召开三级会议，一来担心失控，二来召开三级会议相当于宣示国家遇到了重大危机，影响国王的形象。
路易十六想了个办法，任命口碑不错的主教布里耶纳当财政总监、继续主持改革，并试图通过高等法院程序直接使改革方案生效，这样就可以不用召开三级会议了。结果，法官们受到社会舆论影响，公然跟国王对抗，表示这是不合法的，只有三级会议才能批准税改。路易十六一气之下放逐了几个激烈抗命的法官，在全国一些地方引起抗议和骚乱，不过也未遭遇大麻烦，不久就平息下去。
布里耶纳认为他只要靠着自己的个人魄力，改革方案早晚能取得成功。恰好在当年年底，他筹到一笔钱款，暂时缓解了财政状况。第二年，政府总共有2亿多债务到期，如果当年税收有保证，可以勉强预支来还债。1788年7月份，一场风暴袭击法国北部，大量人畜死亡，上千平方公里的庄稼毁灭，全国其他地区又普遍闹旱灾，损失巨大。这一年的税收计划泡汤，债务违约已成定局，布里耶纳接到通知，国库已经空了。
丧失偿债能力，从银行家那里更难借到钱，布里耶纳绝望之下终于说服路易十六决定召开三级开议，日期定在1789年5月。国库停止支付债务，市场一片恐慌，国债大幅度贬值，出现银行挤兑现象。8月份布里耶纳辞职。路易十六又寄望于大家都赞扬的内克，请他再次出马担任财政总监。
布里耶纳辞职和决定召开三级会议那一刻，旧制度已经瘫痪。此前法国历史上只召开过两次三级会议，第一次在1305年，第二次在1614年。以前两次三级会议，教士和贵族的议席占绝对优势，但时过境迁，这次三级会议规模扩大，第三等级在人数和气势上都占了上风。
1789年5月5日，凡尔赛宫隆重举办三级会议开幕典礼。全国推选出来的三级会议代表共1200名，第一和第二等级各有300名；第三等级代表600名，大多数是律师、公证人、法官和中低级官员，工商业代表只有90多人。从第三等级代表的职业构成可以看出，很多人口才出众，精通文案，熟悉法律，不好对付。
虽然第一和第二等级总人数与第三等级旗鼓相当，但他们内部意见分歧较大，尤其贵族阶层的政治见解杂乱无章，唯一达成共识的是大家都愿意放弃税务特权。他们天真地以为，实现税务平等可以促使第三等级代表与他们合作推进改革。前两个等级多数代表坚持三个原则：1.与第三个等级分开商议，也就是各开各的会；2.有权审查第三等级代表的资格；3.主张会议决定按等级计票，因为如果按照人头计票，他们处于劣势。
结果第一和第二等级都想错了，他们想改国王的革，第三等级也想改他们的革。他们释放出完全不能控制的强大力量，拉开政治大风暴的序幕。
麻烦很快来临，前两个等级代表发现第三等级代表根本不买他们的账。第三等级代表以全国人民代表自居，自称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也比较团结。首先，不接受前两个等级代表审查他们的代表资格；其次，不认可前两个等级代表有任何特权，要求合并开会；第三，坚决主张按人头计票。第三等级代表对前两个等级代表摆出了这样的姿态：加入我们，与我们合作，除此之外其他一概免谈。
两边争执不休，使会议陷入了僵局，第三等级代表终于不耐烦了，干脆宣布自己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国民议会”，他们发通牒给前两个等级：“如果你们不参加我们，我们就单独行动。”第三等级的会场对公众开放，允许群众围观，他们的意见很快得到社会舆论响应。
路易十六曾经到现场搞过一次和稀泥的调解，要求三个等级合作，遵守开会规则，但第三等级还是不买账。巴黎的群众聚集起来冲到王宫向国王请愿，要求三个等级合并开会，答应第三等级的条件。第一和第二等级的一部分代表看见对方的舆论声势如此强大，开始动摇了，陆陆续续叛变到国民议会那边去。
直到6月27日，国王眼见第三等级态度坚决，社会公众热情万丈，他也妥协了，给第一和第二等级会议主席写信，要求他们加入国民议会。消息传开以后，巴黎和凡尔赛都举行了盛大群众庆祝活动，国王出现在王宫露台上时，群众向他发出排山倒海的欢呼声。
三级会议就这样无果而终，变成了单一的国民议会。谁都没想到，大革命洪流的闸门缓缓打开了。
革命：失控的激进政治“狂欢节”
国民议会召开之际，法国处于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夹逼之中，失业人员增多，物价一路上扬，各地皆爆发小规模的抗议和骚乱。社会矛盾深重的时刻，国民议会正好提供了大众政治舞台，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政治参与大爆炸，群众运动与政治激进主义齐头并进，互相推动。
内克上任后，解除了政治俱乐部禁令，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加剧了政治的党派化进程。哪个人哪一派要是呼应了多数群众的要求，就会得到欢呼，也使得他们会出台更讨好群众的政策；反过来，哪个人哪一派要是没这么办，就遭到谩骂甚至被群众围攻；如果某一方观点只得到一部分群众支持，另一部分群众反对，就看哪边人数多声势大。当时的情况就像政治狂欢节，实际上很多群众行为并没有什么明确政治目的，就是有人一吆喝，听起来觉得不错就一窝蜂拥上去，同时也可以借机发泄不满。
第一和第二等级很快发现自己对第三等级失控，紧接着第三等级以及国民议会发现，他们对群众也失控了。前两个等级面对社会骚动开始感到害怕，路易十六内心当然也害怕看到乱局，但公开表态时没有立场，态度含糊，想讨好所有人，毫无决断力。对方做得过分时，国王会稍加严辞拒绝，对方若打着国家和人民的名义坚持己见，国王又赶紧妥协让步。当然，因为手头没钱，国王也没有底气，事态就这么恶性循环下去。
财政总监内克为了维持“老好人”形象，更是不断迎合大家。有趣的是，正因为国王持一个和稀泥态度，尽管当时第三等级和社会舆论对贵族、教士批评猛烈，但他们都很爱戴国王，认为他是改革的最大支持者，是最牵挂大众福音的人。
财政困难与诡异政治氛围导致巴黎的军队纪律涣散、士气低落，不但维持不了秩序，还频繁发生兵变和叛乱。6月30日发生了一次很大的骚乱，4000多群众冲击了塞纳河边一座监狱，然后举行了一次欢乐的庆典。在大臣们一再催促之下，国王同意从外省调来军队以防不测。王后尤其对内克充满抱怨，敦促国王将他解职。
进入7月份，粮食价格涨到140多年以来最高点，社会上怨声载道。脾气暴躁的巴黎群众听说内克被解职后情绪激动，聚集起来烧毁众多收税关卡。他们还冲击一家修道院，发现那里储存着大量粮食。群众对教会的仇恨加深，将之视为旧体制的代表，把修道院洗劫一空。
紧接着，群众冲到巴黎荣军院，在那里找到大炮和武器，去围攻高大坚固的国家监狱巴士底狱。当他们欲强行冲进监狱内庭时，守卫部队慌张开枪，打死100多人。随后一群叛变的近卫军加入群众当中，还拖来了大炮，守军司令看这架势，感觉挡不住，决定投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攻占巴士底狱事件，发生在7月14日，标志着法国大革命正式爆发。1879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把这天定为国庆日，沿用至今。
当时国民议会还在开会，代表们呼吁国王撤回从外省调来的军队。起初国王拒绝了，但陆军大臣劝告国王，也许军队现在靠不住。国王个性软弱，听完又妥协了，第二天下午亲自跑到议会宣布，自己将解散驻扎在巴黎城外的军队。全场一片欢呼万岁，代表们亲自护送国王回宫。
食物不断涨价致使闹大饥荒的流言四起，骚乱和暴力行为越来越多，巴士底狱守军司令、巴黎市长接连被群众砍头。巴黎言论中，四处充斥着“私刑”和“挂路灯”等暴戾字眼，越来越多的大臣和有产者因为恐惧而逃离。不过，王公贵族和大臣一旦逃跑且被群众逮到，就会掉脑袋。
到这个时候，国家权力转移到了国民议会手中，推出一个又一个改革方案。国民议会的有些方案有进步意义，比如废除什一税、取消贵族与教士全部特权。接下来推出的制宪会议，贵族和教士在里面都没有了席位；8月份发布《人权宣言》，国王顺从地在上面签了字。
大革命之后头两年，国王仍然深受爱戴，革命派赞赏他愿意放弃专制权力，是开明的伟大君主。路易十六民意支持度很高，名义上受到拥戴，实际上变成了囚犯或傀儡，他对于国民议会的决定只有签字的权力。群众有什么要求，动辄直接冲进王宫找国王，时不时与王宫守卫发生肢体冲突，国王夫妇过着胆战心惊的生活。形势如脱缰野马，政治激进主义根本刹不住车。国民议会为解决财政危机而宣布没收教会财产，大量关闭修道院。这些举措过于极端，因为巴黎之外广大农民们仍然是虔诚的教徒，这导致法国的撕裂，为随后的内战埋下伏笔。
路易十六本人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时局发展令他如坐针毡，变得日益焦虑和恐惧。1791年6月，他在王后一再催促下终于决定带着全家逃到国外。国王一家的逃亡没有成功，遭到拦截之后被押送回巴黎。出逃事件致使国王声望急速下跌，只能被迫继续充当傀儡，3个月后无奈地签字批准新宪法，君主制在1792年被废除。1793年1月，国民议会判处路易十六死刑，把他送上断头台。
国王被处决后的法国政治，彻底进入一个狂暴模式。内战、外战、大规模处决此起彼伏，先后经历了立宪君主派统治、吉伦特派统治、雅各宾派专政，直到热月政变建立了督政府，才基本告别了恐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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